领奖场景与我想象中区别很大，我设想我应该非常优雅帅气，但一上台左腿一直在抖。
拍电视剧对我来说，是焦虑的艺术。它最终呈现的其实是排练的过程。
宋辰将睚眦纹在胸前，提醒自己报复这个世界；可他却没有纹在心底。
大脑一片空白。
上周，第29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举行颁奖典礼。到了最佳男配角，颁奖人念出了宁理的名字。
入行三十多年，久经舞台和镜头考验，但这时宁理的反应却是“大脑一片空白”。
这一届最佳男配角，候选人难分伯仲，除宁理凭《繁城之下》入选外，还有《漫长的季节》陈明昊、《繁花》董勇、《欢颜》廖凡、《大江大河之岁月如歌》董子健。这些剧宁理看了大半，觉得自己没有优势，所以一身轻地来走红毯。
领奖登台时，宁理上台的速度很慢，因为他一边想着该说什么，一边数着台阶。即兴发言时，右手微晃，左腿抖得发软，这时的他与戏里的宋辰达成了生理意义上的同频共振。
“六级台阶，我用了将近三十年的时间。”
其实宁理算错了，他的从艺时间不是二十多年。从1991年电影《出嫁女》开始算起，是第三十四个年头了。
2017年的《无证之罪》中他饰演冷血杀手李丰田，“倒抽烟卷”的名场面让人不寒而栗，媒体评价他为横空出世的“反派之王”。
此后，他在悬疑剧《沉默的真相》中饰演的律师张超，《对手》中的间谍林彧，《警察荣誉》外冷内热的警察陈新城……每个角色都令人印象深刻。
在新剧《盛怒》拍摄间隙，宁理打开话匣子，与我们从《繁城之下》聊起，讲述了自己寻找宋辰的过程，道出了演艺生涯“分水岭”后的心路起伏，还有关于台前幕后的点点滴滴。
以下，是宁理的讲述。
宋辰，极致矛盾的“凶兽”
了解我的观众朋友都知道，我是一个很容易焦虑的人，拍戏焦虑，人多焦虑，包括咱们现在聊天，我也是焦虑的，只要跟人说话就会焦虑。
运动也是，我做运动都选对抗性弱的，散散步，骑骑车，皮划艇也滑单人单桨的。
拍电视剧对我来说，是焦虑的艺术。电视剧跟话剧很不一样。话剧是排练两个月，最终呈现出的是熟悉和完整的表演。
而电视剧是大家来到片场，对一遍台词，走一遍调度，差不多就可以开始了，最终呈现的其实是排练的过程。
这种焦虑感渗透在我工作的方方面面，因此在正式成为宋辰之前，我拒绝过两次。
第一次是出于对角色形象重复的焦虑。《无证之罪》之后，我会刻意选择一些有别于李丰田的角色，比如《蜗牛与黄鹂鸟》的音乐指挥家费舍尔、《流浪地球2》的科学家马兆，这样可以避免在观众心中形象固化。
宋辰一开始在剧本中出现，就是在阴森森的房间里给别人拔牙，这种残暴的形象很容易联想到李丰田。不过，这位有着浪漫前史的酷吏，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第二次是因为我对把握角色不够有信心，焦虑促使我打了退堂鼓。《繁城之下》真的很特别，它是真正意义上的群像戏，没有绝对的主演。而在剧作上，宋辰这个人物独立于故事主线之外，他有着自己的小世界，旁观着跨越二十年的案件，有着外挂的作用。
说实话，当时的我没有完全理解宋辰。
直到2022年春节，距离二次拒绝已经过去了大半年。刚拍完《流浪地球2》，老父亲又过世不久，我一个人窝在家，心情很差。
《繁城之下》选角导演是我的安徽老乡，请我去他家里做客吃饭。聊了很多家长里短，他重提《繁城之下》，我吃惊：还没拍吗？我以为你们早拍完了。
他说没啊一直等你呢哥。我想了一下说，这么着，这确实是个很好的剧本，你容我回去再看一眼，我给你回个准话儿。
重读《繁城之下》，我发现宋辰是一个极致矛盾的综合体。16岁中秀才，19岁拿了解元，28岁成为会元，却因朝堂政斗锒铛入狱，受尽酷刑，落得终身残疾：右手三根断指，左腿跛，脸上、脖子后都有疤。他屈打成招，致使好友丧命。
他心中的信仰被扼杀了，火苗被掐灭。从意气风发的少年才子，变成阴郁狠厉的典史。
睚眦，一种残忍且记仇的凶兽，他将睚眦纹在胸前，提醒自己报复这个世界；可他却没有纹在心底，因为他的最终选择是与睚眦相悖的。
这样的宋辰，对我有着很大的吸引力，演起来也是一个挑战。这回我没有犹豫，决定出演后很快进组。
当然，并不是答应演了，宋辰就一下子附在我身上了。拍戏的三个多月，也是我找到宋辰灵魂的过程。
进组时我习惯要两套剧本，一套带到片场，拍摄时用；另一套我会把自己的角色部分撕下来，贴在墙上。时间轴一出来，人物的行为逻辑、发展曲线就都清楚了。
这对演戏时掌握人物的“火候”很有帮助，我能清晰地感知此刻人物应该做什么。比如有时在某个单场戏看似需要人物爆发强烈的情感，但其实从整个行为逻辑上，他应该隐而不发。
宋辰这个人，内心与外表本就十分矛盾，我没有试着让他自洽，而是着力体现他的矛盾所在。
比如他将曲三更押起来的那场戏。宋辰很珍惜曲三更，因为他在三更身上看到了自己犹疑的信仰，即“真正的公道”。他对三更说，“等这一切结束后，你师父的公道我再还给你。”
三更愤然，“我师父的公道，你还得了吗？”宋辰没理他，径直走出门外，跨出门后他顿住，回了一句，“如果你跟薛举人的安排成功了，你这一辈子还得了吗？”
这句台词非常触动我，我在宋辰的矛盾中真正理解了他。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份善念，或者说是良心，一旦做出违背良心之事，我们可能需要用一生去偿还，这份痛苦是巨大的。
当年的宋辰屈打成招，失去好友，他用了一辈子来偿还。实际上宋辰是拯救了曲三更，他不希望三更成为下一个陆直，或下一个自己。
很多观众说宋辰死得太突然，其实在我看来，宋辰在最后死的时刻，才真正活了一次，这一刻只是肉体的终结，于他而言却是精神上的英雄高光。
在此之前，宋辰在整部戏里都是行尸走肉。我做了一个设计是，宋辰总是发出“哼”的抽气声，类似于你听到一些病人或上了岁数的人，生命力逐渐枯竭的那种喘声。这就可以提醒观众，眼前的宋辰早就死了。
但后来考虑到几个问题，一是镜头在我身上时，观众知道是我在哼哼，那镜头在别人身上时，我的哼声还延不延续？二是我老哼哼，很可能会影响别人讲台词。
于是在后期处理时，把哼声处理干净了。这属于创作和创作工业本身的一个矛盾。
剧本够厉害，就够了
我读过一本书叫《显微镜下的古人生活》，书里写了许多冷门的古人生活细节，颠覆了我对古人的很多认知。
比如明朝时的北京话，其实跟我们现在印象里的北京话是不一样的。明成祖朱棣定都北京，当时的北京话是带有南京味儿的。直到清军入关后，北京话才慢慢衍化成我们今天听到的样子。诸如此类的冷门知识点很有意思。
《繁城之下》的历史背景是明末，导演兼编剧王铮就是一个历史考据派。这部剧是他与他的团队第一次拍长视频，但对内容很有判断力，创作上十分认真。
我曾经跟导演建议，给宋辰的残手戴个手套，这样一来可以减轻后期特效工作量，二来摘下手套时，可以对观众产生视觉冲击力。导演觉得这个想法很好，但他要先去考究一下，明末是否有手套出现。查完资料发现有，最后便给宋辰戴上了皮制手套。
摄影指导王均铭在《沉默的真相》时就合作过，他是一位非常优秀的摄影师，有着导演思维，在创作过程中他做了很多额外工作，与王铮导演相互配合，成就了现在的《繁城之下》。
回过头来看很幸运，虽然当时《繁城之下》对我来说是一个比较新的合作团队，但因为剧本足够好，决定出演了就没再犹豫。
刚开始接触《无证之罪》时，也是类似的情况。那是2016年左右，当时网剧还不像现在发展这么壮大，我对网剧一点也不了解。我以为一帮小孩拿着DV拍出来的，就是网剧。
所以一听有人想找我演网剧，我内心一阵凄凉：干了半辈子，竟然要玩这个去了。
选角导演曾跟我合作过，她向我力荐：剧本我看了，很不错的，是电影学院的一群年轻人在做，他们都很有才华和创造力。
我试探着问，有多少集？“十二集。”老天……那时哪有十二集的戏啊？！
我不死心地问，是我的角色有十二集吗？“整部剧十二集，你只有六集。”
一种“英雄末路”的悲凉感涌上心头……
在她的大力推荐下，我还是看了剧本，只有前三集——压根没有我的角色。但一个好剧本的优秀正在于此，故事本身就有强大的活力和生命力。
短短三集，我被冲击到了，好厉害，我得去。
读完人物小传，我觉得李丰田很带劲。选角导演还问我，你敢演吗？我说当然敢演，但我不一定敢看。
表演与翻译是相通的
多年以前，大学毕业，我进入上海人民艺术剧院。我们剧院非常重视年轻演员的培养，我演了很多大戏的主演，包括莎士比亚的戏剧《无事生非》，徐频莉老师、沙叶新老师的原创戏，当时还跟剧院一块去德国参加汉堡国际戏剧节。
同时也拍了上影厂、上海电视台的很多作品，《阙里人家》《人约黄昏》等等，而且都是主演。
那时的我产生了很年少轻狂的想法：表演不过如此。我已经了解了表演是怎么回事，我还年轻，是不是可以尝试其他行业？
所以在1996年，我出国了。还给自己定了个flag：除了表演这个行当以外，其他都可以尝试。
尝试过各种各样的行业后，某一天我突然意识到，我放下的东西，是多么珍贵啊。
于是我进入明尼苏达大学，开始学习电影制作。回国后，说英文的角色只演过两部，一个是《中国维和警察》，与很多外国演员有对手戏；另一个是《李小龙传奇》，演李小龙的师父，菲律宾人，需要说英语。
拍完《流浪地球2》之后，我对太空、宇宙产生了很大兴趣。《流浪地球2》的科学顾问，是一位真正的天文学家，有一天他问我，美国有位叫尼尔·泰森的天文物理学家，中文版新书《星际信使》想邀请我写个推荐语，可以吗？我说当然可以啊！
有时我看英文原版书，为了加深自己的理解，偶尔会自己翻译几段出来。写过推荐语不久后，中译出版社便委托我翻译另一本科学类书籍，书名为《宇航员的终结：谁将飞往无人星际》。8月即将出版。没想到二十年前留学时苦练的英文，在这用上了。
这次的翻译经历让我发现，翻译与表演是相通的。翻译讲究“信、达、雅”，即“内容准确性、语法结构顺畅、语言的文学性”。
演戏也是一样。首先“信”对应到表演中，最直接的理解就是“演得像不像”，角色是否有可信度，是不是生活中能看到的人，或者说有没有准确找到人物的抓手。
在《问苍茫》中饰演陈独秀时，我抓住了陈独秀的人物基调：天真，孩童般的天真。真正打破传统的革命者，都是理想主义者，性情中都有纯真的一面。陈独秀喜怒形于色，有时脾气暴躁，其实都是纯真的表现。
这是我第一次演历史伟人，陈独秀几乎没有留下可供参考的活动影像，真的很让我焦虑。在不断还原文字资料、与王伟导演反复沟通后，总结出了人物抓手，我才让陈独秀变得可“信”。
我认为“达”对应解码的方式。翻译是译者用自己的方式将作者的意图传达给读者，那么演戏就是用演员自己的方式，将编剧的意图“解码”给观众。
我看过一句话，“我的一生就是尝试着用几乎每个人都能理解的方式，去解释我认为的真相。”
表演就是解释真相的过程。编剧写出了他所认为的真相，我们认同了这个真相后，用观众可以接受的方式解释给他们。
坦白讲，我觉得《警察荣誉》的陈新城与宋辰有点像，只是没后者那么极致。他们都曾经在满腔热血时遭遇重大打击，一蹶不振。年轻时的陈新城没能救下坠楼少女，还被降职批评，他对很多事产生了动摇。如果没有徒弟李大为（张若昀 饰），他原本的打算是一直混到退休。
也幸好，李大为出现了，重新点燃了他的职业热情，也让他开始反思作为父亲的责任。
我自己也是两个女儿的父亲，很理解“中国式父亲”表达爱意的克制。戏里陈新城帮助了一个与女儿同龄的年轻女孩，并在去看她时送了一个水壶。那个水壶是我自己去买的，非常幼稚的卡通样式。这是我为陈新城设计的细节，这个水壶充分说明，陈新城在女儿的成长过程中是缺失的，他印象中的女儿仍然是幼年，还是喜欢动画片的年纪。
《警察荣誉2》正在紧锣密鼓筹备中。听说赵冬苓老师的剧本已经完成了，我还没有看到。目前最大的考量应该就是时间，怎么把大家凑到一起。我很期待，想继续当李大为的师父。
“雅”应当是表演的诗性。表演的灵动在于，不能演得太饱满了。以前有位老师告诉过我，“戏剧是观众和创作者在黑暗中共同完成的一场仪式。”好的创作不是演员自己在台上折腾出来的，而是有观众参与进来的。
比如《对手》里的林彧。这是一位聪明、冷静又残忍的间谍，其实抛开他的工作性质，他是一个情感隐忍、完全没有个人生活的“工作狂”。唯一有过的情感联结，是与年轻时的丁美兮。
我觉得林彧跟威廉斯的小说《斯通纳》主人公有点像，情感生活都是一团糟。于是我给林彧加了一本《斯通纳》，在书里夹了一张丁美兮年轻时的照片。这份保存在记忆中的念想、美好，是他黑暗中唯一的光，不存在于现实，只存在于一张单薄的相片上，残酷、极端又诗意。
我正在拍摄的剧《盛怒》，这是一部用职场作为包装，讲人性善恶博弈的剧。这次我的角色跟以往不太一样，是一个大金融公司的CEO，穿了很多套西装。
我还有一个当导演的想法，这个想法还处于萌芽阶段。导演跟演戏不同，它牵扯的东西更复杂，很看机缘，也没想好是什么类型，生活类、悬疑类、史诗类的故事我都很感兴趣。还得准备准备，因为还得焦虑一阵子。
后记
宁理不是一个擅长领奖的人。
从白玉兰的领奖台上走下来，他问身边的工作人员，“我都不知道在台上胡说八道了些什么……你们能看出我在抖吗？”
得到否定答案后，宁理这才放下心来。与其说他习惯焦虑，不如说他是完美主义者，总想把最好的一面呈现给外界。
5月举办的2024电视剧导演大会上，宁理获得“年度男配角”奖。入场前，宁理已经想好了条理清晰的获奖感言。入场后，见到诸多导演，宁理忙着聊天加微信。
结果就是，理性宏大的获奖感言一上台就忘干净了，宁理把心里话说了出来，“感谢今天这样一个场合，也是我们求职的机会，洽谈了一些业务……”全场哄笑。
宁理之所以成为今天的宁理，或许不是因为焦虑，而是因为有点笨拙的真诚。真诚未必让演艺之路变得容易，但却是一个好演员的必需品。
【对话/李星文 文/赵简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