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嘉二十七年六月初十（450年7月5日），为北魏政权服务四十多年，辅佐拓跋焘27年，功勋卓著、自比张良的三朝元老、司徒崔浩，在都城平城（今山西省大同市）被杀，震惊天下。
史书记载：“六月，己亥，诏诛清河崔氏与浩同宗者无远近，及浩姻家范阳庐氏、太原郭氏、河东柳氏，并夷其族，余皆止诛其身。絷浩置槛内，送城南，卫士数十人溲其上，呼声嗷嗷，闻于行路。”
遵照国主拓跋焘诏令，崔浩被杀的同时，他清河崔氏老幼和与他属于同一宗族的人，不管血缘关系疏密远近；与他家有姻亲关系的范阳卢氏、太原郭氏、河东柳氏这些当地名门望族，都被诛灭全族；其他涉案人员都只杀罪犯一人。就这，还是被受崔浩牵连、差点一同被杀的同事、中书侍郎高允向国主拓跋焘当面冒死争取，成功解救几千人之后的最终实际被杀人员呢。
造成这起崔浩被杀、祸及五族，几乎连累几千人性命惨案的直接原因就是中国历史上影响巨大、具有深远意义的“国史之狱”，崔浩“国史案”事件。
作为被国主拓跋焘委以重任，主持编纂《国史》的总负责人，崔浩因为秉笔直书、无所避讳，照实记录了从北魏“创始人”拓跋焘的爷爷拓跋珪开始、以及朝廷上层鲜卑达官贵人先祖们的一些或凶残暴戾、或难以启齿的罪恶和证据，并将之刻碑立传、公之于天下，引起所有北魏鲜卑贵族的极端愤怒。逼迫拓跋焘下令严办，最后在拓跋焘亲自审问未果之后，为平息众怒才颁发了这道惨绝人寰的灭族诏令。
崔浩
那么，为拓跋焘祖孙三代服务四十多年，特别是辅佐拓跋焘27年，算无遗策、料事如神，被拓跋焘奉为“帝师”的标杆级元老级人物，经历过无数大风大浪，为什么却在“修史”这条“小阴沟里翻了船”呢？而且，作为拓跋焘最为倚重的首席谋士和“最强大脑”，27年里为他鞍前马后、立下无数汗马功劳的三朝元老崔浩，辛辛苦苦积攒下这么多的功劳，难道都“功不抵过”、抵消不了“修史”这一条罪过吗？
其实，从崔浩的发迹史可以看出：作为北方名门望族清河崔氏的子弟，崔浩之所以能这么快就脱颖而出、进入朝堂，除了他自身聪慧过人、能力出众之外。最主要的原因，是他，站在了他父亲崔宏的肩膀上。
太元二十一年（396年），北魏国主（当时是代王）拓跋珪攻打后燕慕容宝，当时后燕高阳太守崔宏，见寡不敌众，就一路狂奔，逃到海岛上避祸去了。
拓跋珪素闻崔宏大名，求贤若渴，专门派人前去追赶。找到后当场“高薪诚聘”、委以重任，任命他为黄门侍郎，跟自己的重要谋臣、给事黄门侍郎张兖一起，共同执掌国家机要大事，制订国家的各种法令制度。当时年仅15岁的少年崔浩就是在这种环境下跟随父亲，一同来到北魏，继续学习深造。
父亲崔宏对北魏的第一个贡献，就是在拓跋珪命令大臣们商议用什么年号时力排众议，坚持把国号定为“魏”，这就是历史上北魏的起源。
崔宏
随着时间的推移，崔宏渐渐从黄门侍郎到吏部尚书，后被封为白马公，位列拓跋珪朝堂八公之首。既然父亲崔宏已经在北魏取得这么大的成就、登上这么重要的领导岗位，想要顺手提携一下儿子崔浩，机会不是有的是嘛？所以，当崔浩首次出现在史书中，是义熙五年（409年），已经以著作郎的身份，跟随吏部尚书的父亲，共同服务当时因服食寒食散、脾气暴躁、喜怒无常的国主拓跋珪。“初，珪服寒食散，久之，药发，性多躁扰，忿怒无常，至是浸剧。又灾异数见，占者多言当有急变生肘腋。珪忧懑不安，或数日不食，或达旦不寐，追计平生成败得失，独语不止。疑群臣左右皆不可信，每百官奏事至前，追记其旧恶，辄杀之；其余或颜色变动，或鼻息不调，或步趋失节，或言辞差缪，皆以为怀恶在心，发形于外，往往以手击杀之，死者皆陈天安殿前。”“是时，群臣畏罪，多不敢求亲近，唯著作郎崔浩恭勤不懈，或终日不归。浩，吏部尚书宏之子也。宏未尝忤旨，亦不谄谀，故宏父子独不被遣。”
义熙十年（414年），已升为博士祭洒的崔浩开始给第二代北魏国主拓跋嗣讲解《易经》和《尚书?洪范》。当时拓跋嗣向他咨询天文、术数等方面的疑问，都因崔浩占卜结果应验而受到宠幸，于是得以参与国家、特别是军事方面的秘密计划。
崔浩对北魏的第一个贡献，是“反对迁都”。
义熙十一年（415年），因为北魏一连几年遭遇灾荒、收成不好、有很多老百姓都饿死了。于是很多大臣向拓跋嗣建议迁都，希望能在邺城建都。但是遭到崔浩的强烈反对。在崔浩纵观全局进行分析，提出问题并找到解决办法之后，拓跋嗣很高兴，采纳了崔浩的建议。“神瑞二年，秋谷不登，太史令王亮、苏垣因华阴公主等言谶书国家当治邺，应大乐五十年，劝太宗迁都。浩与特进周澹言于太宗曰：‘今国家迁都于邺，可救今年之饥，非长久之策也。东州之人，常谓国家居广漠之地，民畜无算，号称牛毛之众。今留守旧部，分家南徙，恐不满诸州之地。参居郡县，处榛林之间，不便水土，疾疫死伤，情见事露，则百姓意沮。四方闻之，有轻侮之意。屈丐、蠕蠕必提挈而来，云中、平城则有危殆之虑。阻隔恒代千里之险，虽欲救援，赴之甚难。如此则声实俱损矣。今居北方，假令山东有变，轻骑南出，耀威桑梓之中，谁知多少？百姓见之，望尘震服。此是国家威制诸夏之长策也。至春草生，乳酪将出，兼有菜果，足接来秋。若得中熟，事则济矣。’太宗深然之，曰：‘唯此二人，与朕意同。’复使中贵人问浩、澹曰：‘今既糊口无以至来秋，来秋或复不熟，将如之何？’浩等对曰：‘可简穷下之户，诸州就谷。若来秋无年，愿更图也。但不可迁都。’太宗从之，于是分民诣山东三州食，出仓谷以禀之。来年遂大熟。赐浩、澹妾各一人，御衣一袭，绢五十匹，绵五十斤。”
不过，此时的崔浩更多还是以“星象专家”的身份为拓跋嗣根据星座变化解读人世间的国运兴衰。他先是以“神算子”、“崔半仙”的形象出现在北魏君臣面前，他的算无遗策、料事如神还仅仅停留在天文学领域。
所以，义熙十三年（417年），当东晋太尉刘裕要灭亡后秦，率领水军进入黄河，要向拓跋嗣“重金买路”。
拓跋嗣
在拓跋嗣召开的紧急军事会议上，虽然崔浩准确地判断出刘裕的意图、向拓跋嗣提出应该“让路”的建议。但是，遭到北魏群臣的坚决反对。“泰常元年，司马德宗将刘裕伐姚泓，舟师自淮泗入清，欲泝河西上，假道于国。诏群臣议之。外朝公卿咸曰：‘函谷关号曰天险。一人荷戈，万夫不得进。裕舟船步兵，何能西入？脱我乘其后，还路甚难。若北上河岸，其行为易。扬言伐姚，意或难测。假其水道，寇不可纵。宜先发军断河上流，勿令西过。’又议之内朝，咸同外计。太宗将从之。浩曰：‘此非上策，司马休之之徒扰其荆州，刘裕切齿来久。今兴死子劣，乘其危亡而伐之。臣观其意，必欲入关。劲躁之人，不顾后患。今若塞其西路，裕必上岸北侵，如此则姚无事而我受敌。今蠕蠕内寇，民食又乏，不可发军。发军赴南则北寇进击，若其救北则东州复危。未若假之水道，纵裕西入，然后兴兵塞其东归之路，所谓卞庄刺虎，两得之势也。使裕胜也，必德我假道之惠；令姚氏胜也，亦不失救邻之名。纵使裕得关中，县远难守，彼不能守，终为我物。今不劳兵马，坐观成败，关两虎而收长久之利，上策也。夫为国之计，择利而为之，岂顾婚姻，酬一女子之惠哉？假令国家弃恒山以南，裕必不能发吴越之兵与官军争夺河北也，居然可知。’议者犹曰：‘裕西入函谷，则进退路穷，腹背受敌；北上岸则姚军必不出关助我。扬声西行，意在北进，其势然也。’太宗遂从群议，遣长孙嵩发兵拒之，战于畔城，为裕将朱超石所败，师人多伤。太宗闻之，恨不用浩计。”
不过，当拓跋嗣向崔浩询问可否趁刘裕攻打后秦进入函谷关，首尾不能相顾，趁机攻打东晋的彭城、寿春时，却遭到崔浩的坚决反对。
很有意思的是：在讨论武力征伐江南的东晋政权、之后的刘宋政权时，崔浩居然跟五十年前“功盖诸葛第一人”的前秦丞相王猛一样，都是坚决反对的。
永初三年（422年），北魏国主拓跋嗣跟他爹拓跋珪一样服用寒食散，身体变差之后。是父亲崔宏去世之后，继承白马公爵位的崔浩，向拓跋嗣建议下诏立当时年仅十二岁的拓跋焘为皇太子，并作为国家的副主，开始坐在正殿，处理朝中大事。
拓跋嗣在为儿子拓跋焘配备的六位辅佐大臣名单中，就有被他认为是“博闻强识，精于天人之会”的白马公崔浩。
同年，在创建南北朝刘宋政权的宋武帝刘裕驾崩不久，拓跋嗣就想趁火打劫、图谋刘宋。虽然遭到崔浩的反对。但是，一意孤行的拓跋嗣还是前前后后派出几路大军，对刘宋发动突然袭击。最后，拓跋嗣虽然如愿夺取了刘宋黄河以南地区，但也付出了伤亡惨重的代价。
景平元年（423年），北魏国主拓跋嗣驾崩，太子拓跋焘登基。“十年磨一剑”的崔浩终于等到追随拓跋焘，在27年里开始算无遗策、料事如神，辅佐拓跋焘统一整个北方，登上事业巅峰的辉煌之旅。
崔浩献给少年国主拓跋焘的第一份“见面礼”，就是把嵩山道士寇谦之隆重向拓跋焘推出，促成拓跋焘信奉道教，为之后历史上首次“灭佛”埋下了伏笔。不过，对于热衷于驰骋沙场、冲锋陷阵的马上国主拓跋焘来说，崔浩如果不能在战场上为他运筹帷幄、出谋划策、夺取胜利，又怎么能够得到拓跋焘的青睐？对他高看一眼呢？
很快，崔浩就等到了机会。
当拓跋焘得知胡夏国主赫连勃勃薨逝，儿子内讧、国内大乱时，立刻决定要出兵攻打统万城。这次虽然遭到元老重臣的坚决反对，但脾气火爆的拓跋焘在朝堂之上公开殴打侮辱反对者，采取这种“杀鸡儆猴”的方式，才勉强得到群臣的支持。
在拓跋焘“二打统万城”的征程中，崔浩一直紧随左右，“始光中，进爵东郡公，拜太常卿。时议讨赫连昌，群臣皆以为难，唯浩曰：‘往年以来，荧惑再守羽林，皆成钩巳，其占秦亡。又今年五星并出东方，利以西伐。天应人和，时会并集，不可失也。’世祖乃使奚斤等击蒲坂，而亲率轻骑袭其都城，大获而还。及世祖复讨昌，次其城下，收众伪退。昌鼓噪而前，舒阵为两翼。会有风雨从东南来，扬沙昏冥。宦者赵倪进曰：‘今风雨从贼后来，我向彼背，天不助人。又将士饥渴，愿陛下摄骑避之，更待后日。’浩叱之曰：‘是何言欤！千里制胜，一日之中岂得变易？贼前行不止，后已离绝，宜分军隐出，奄击不意。风道在人，岂有常也！’世祖曰：‘善。’分骑奋击，昌军大溃。”
拓跋焘
元嘉六年（429年），已经稳坐朝堂、隐隐有一代雄主气象的拓跋焘开始进入“文治武功”平行发展的上升期。他要完成爷爷拓跋珪时期没有完成的事业。
当初，拓跋珪命令尚书邓渊撰写了《国记》十多卷。但是，书未写成就停止了。现在，拓跋焘将这副重担交到了已经进入他视野、经过“考察”、日后必将提供施展舞台的崔浩肩上。拓跋焘命令崔浩与原尚书邓渊的儿子、中书侍郎邓颖一起，组织团队，继续编撰，把名称改为《国书》，共三十卷。不过，让拓跋焘和崔浩都没能想到的是：拓跋焘交给崔浩的第一项重大任务，在21年后，竟然就是让拓跋焘亲自下令惩办崔浩、诛杀五族的终极任务。“魏主以浩监秘书事，使与高允等共撰《国记》，曰：‘务从实录。’著作令史闵湛、郗标，性巧佞，为洛所宠信。浩尝注《易》及《论语》、《诗》、《书》，湛、标上疏言：‘马、郑、王、贾不如浩之精微，乞收境内诸书，班浩所注，令天下习业。并求敕浩注《礼传》，令后生得观正义。’浩亦荐湛、标有著述才。”
当然，此时的拓跋焘和崔浩还在进入“相看两不厌”、相互靠拢的合作期，还需要一些棘手的事情成为他俩“精诚合作”的磨刀石。
四月，拓跋焘决定攻打柔然。他在平城南郊举行盛大的阅兵检阅后。先进行祭拜天神的活动，再命令将领演练排兵布阵，准备大干一场。“是年，议击蠕蠕，朝臣内外不欲行。保太后固止世祖，世祖皆不听，唯浩赞成策略。尚书令刘洁、左仆射安原等乃使黄门侍郎仇齐推赫连昌太史张渊、徐辩说世祖曰：‘今年己巳，三阴之岁，岁星袭月，太白在西方，不可举兵。北伐必败，虽克，不利于上。’又群臣共赞和渊等，云渊少时尝谏苻不可南征，坚不从而败。今天时人事都不和协，何可举动！世祖意不决，乃召浩，令与渊等辩之。”
朝廷几乎所有文臣武将都不愿意打这一仗，为了避免被拓跋焘再次殴打大臣、暴力镇压的惨剧发生，他们居然请出拓跋焘一向尊敬、孝顺的乳娘保太后出面进行劝阻。在这从上到下一边倒的反对人群中，又是只有太常崔浩极力赞成，坚决站在拓跋焘这一边。
拓跋焘
为了能彻底说服拓跋焘，群臣共同推举太史令张渊、徐辩向拓跋焘分析形势，认为天象显示，此时出兵北伐柔然，一定失败。就算能取胜，也对拓跋焘不利。
一心求战的拓跋焘心里很不满，但看到群臣推举的太史令拿天象来压他，于是就下诏命令自己坚定的拥护者崔浩，与张渊在御前当着所有群臣的面，进行辩论。要论以天象来论道，那崔浩可就是他们的老前辈了。“浩难渊曰：‘阳者，德也；阴者，刑也。故日蚀修德，月蚀修刑。夫王者之用刑，大则陈诸原野，小则肆之市朝。战伐者，用刑之大者也。以此言之，三阴用兵，盖得其类，修刑之义也。岁星袭月，年饥民流，应在他国，远期十二年。太白行苍龙宿，于天文为东，不妨北伐。渊等俗生，志意浅近，牵于小数，不达大体，难与远图。臣观天文，比年以来，月行掩昴，至今犹然。其占：“三年，天子大破旄头之国。”蠕蠕、高车，旄头之众也。夫圣明御时，能行非常之事。古人语曰：“非常之原，黎民惧焉，及其成功，天下晏然。”愿陛下勿疑也。’渊等惭而言曰：‘蠕蠕，荒外无用之物，得其地不可耕而食，得其民不可臣而使，轻疾无常，难得而制，有何汲汲而苦劳士马也？’浩曰：‘渊言天时，是其所职，若论形势，非彼所知。斯乃汉世旧说常谈，施之于今，不合事宜也。何以言之？夫蠕蠕者，旧是国家北边叛隶，今诛其元恶，收其善民，令复旧役，非无用也。漠北高凉，不生蚊蚋，水草美善，夏则北迁。田牧其地，非不可耕而食也。蠕蠕子弟来降，贵者尚公主，贱者将军、大夫，居满朝列，又高车号为名骑，非不可臣而畜也。夫以南人追之，则患其轻疾，于国兵则不然。何者？彼能远走，我亦能远逐，与之进退，非难制也。且蠕蠕往数入国，民吏震惊。今夏不乘虚掩进，破灭其国，至秋复来，不得安卧。自太宗之世，迄于今日，无岁不警，岂不汲汲乎哉！世人皆谓渊、辩通解数术，明决成败。臣请试之，问其西国未灭之前有何亡征。知而不言，是其不忠；若实不知，是其无术。’时赫连昌在座，渊等自以无先言，惭赧而不能对。世祖大悦，谓公卿曰：‘吾意决矣。亡国之臣，不可与谋，信矣哉。’而保太后犹难之，复令群君臣于保太后前评议。世祖谓浩曰：‘此等意犹不伏，卿善晓之令悟。’”
果然，战事的发展跟崔浩预料的一样：拓跋焘兵锋所指，猝不及防的柔然全线崩溃，连一路逃窜的可汗都差点被追上活捉，北魏大获全胜、斩获颇丰。
凯旋归来，自然是论功行赏。这一次，把崔浩视为心腹亲信的拓跋焘毫不吝啬，加授崔浩侍中、特进、抚军大将军等职务，酬赏他为自己谋划的功劳。
此时的崔浩开始成为拓跋焘身边最安全可靠、得心应手的“一把枪”：别人搞不定的事，崔浩能搞定；拓跋焘搞不定的事，崔浩同样也能搞定。所以，拓跋焘才会经常不打招呼地突然出现在崔浩家中，搞得崔浩猝不及防，“浩明识天文，好观星变。常置金银铜铤于酢器中，令青，夜有所见即以铤画纸作字以记其异。世祖每幸浩第，多问以异事。或仓卒不及束带，奉进疏食，不暇精美。世祖为举匕箸，或立尝而旋。其见宠爱如此。”而且，拓跋焘还曾经把崔浩领到他的寝殿，语重心长地对崔浩说：“卿才智渊博，事朕祖考，忠著三世，朕故延卿自近。其思尽规谏，匡予弼予，勿有隐怀。朕虽当时迁怒，若或不用，久久可不深思卿言也。”可以说是情真意切，把崔浩当成了值得信赖的“自己人”和“代言人”。所以，拓跋焘才会向背叛柔然、投降北魏的高车部落酋长们隆重介绍和推出“胸中自有百万兵”的崔浩；更是特意下诏命令尚书省：“凡军国大计，卿等所不能决，皆先谘浩，然后施行。”
崔浩
拓跋焘就是这样凭一己之力，硬是把崔浩推上“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位极人臣的巅峰位置。
元嘉七年（430年），宋文帝刘义隆决心要出兵北伐，收复当初被拓跋焘他爹拓跋嗣突然袭击、强行夺取的黄河南岸地区。并派出使者对拓跋焘递交国书、进行“最后通牒”，成功激怒拓跋焘。
就在拓跋焘决心“寸土不让”、用武力捍卫领土，准备夏天退让、秋冬反击，开始调兵遣将、积极备战，并得到大多数大臣支持的时候，崔浩却出人意外地唱起了反调。
但是，当拓跋焘得知自立的胡夏国主赫连定，先是与宋文帝刘义隆勾结，又从侧翼对北魏发动攻击，企图使拓跋焘陷入“两线作战”、首尾难顾的不利局面。当拓跋焘决心要集中兵力、回头攻打赫连定，遭到群臣反对，向崔浩征询意见时，崔浩又斗志昂扬、坚决支持拓跋焘先消灭赫连定。
事实证明，拓跋焘的决定和崔浩的判断是正确的。所以，当拓跋焘向西成功打退赫连定，向南成功守住黄河以南地区，两线作战都取得胜利之后，再次论功行赏、加官进爵：任命左光禄大夫崔浩为司徒。并让歌工编词编曲、对朝廷群臣进行歌颂、赞扬，其中就有“智如崔浩，廉若道生”的歌词。
就是这个时候，得到拓跋焘信任、有恃无恐的崔浩计划对北魏进行“变革”：“齐整人伦，分明姓族”，卢玄曾经劝他“宜其三思”，但崔浩“虽无异言，竟不纳”。这一举措有意无意中得罪了当朝的很多大臣。但是，崔浩并不在意。
南北朝形势图
元嘉十六年（439年），因为北凉王沮渠牧犍的嫂子与姐姐合谋下毒害北魏武威公主。怒不可遏的拓跋焘决心要千里远征、消灭北凉。
当拓跋焘召开军事会议讨论如何出兵时，虽然得到崔浩的支持，却遭到三朝元老、弘农王奚斤为代表的三十多位大臣的坚决反对。看到双方各执己见、争论不休，拓跋焘还是按老规矩：让崔浩和奚斤在朝堂之上当面辩论。“是时，河西王沮渠牧犍，内有贰意，世祖将讨焉，先问于浩。浩对曰：‘牧犍恶心已露，不可不诛。官军往年北伐，虽不克获，实无所损。于时行者内外军马三十万匹，计在道死伤不满八千。岁常羸死，恒不灭万，乃不少于此。而远方承虚，便谓大损，不能复振。今出其意，不图大军卒至，心惊骇骚扰，不知所出，擒之必矣。且牧犍劣弱，诸弟骄恣争权从横，民心离解。加比年以来，天灾地变，都在秦凉，成灭之国也。’世祖曰：‘善，吾意亦以为然。’命公卿议之。弘农王奚斤等三十余人皆曰：‘牧犍西垂下国，虽心不纯臣，然继父职贡，朝廷接以蕃礼。又王姬厘降，罪未甚彰，谓宜羁縻而已。今士马劳止，宜可小息。又其地卤斥，略无水草，大军既到，不得久停。彼闻军来，必完聚城守，攻则难拔，野无所掠。’于是尚书古弼、李顺之徒皆曰：‘自温圉河以西，至于姑臧城南，天梯山上冬有积雪，深一丈余，至春夏消液，下流成川，引以溉灌。彼闻军至，决此渠口，水不通流，则致渴乏。去城百里之内，赤地无草，又不任久停军马，斤等议是也。’世祖乃命浩以其前言与斤共相难抑。诸人不复余言，唯曰：‘彼无水草。’浩曰：‘《汉书?地理志》称：“凉州之畜，为天下饶。”若无水草，何以畜牧？又汉人为居，终不于水草之地筑城郭，立郡县也。又雪之消液，绝不敛尘，何得通渠引曹，溉灌数百万顷乎？此言大抵诬于人矣。’李顺等复曰：‘耳闻不如目见，吾曹目见，何可共辨！’浩曰：‘汝曹受人金钱，欲为之辞，谓我目不见便可欺也！’世祖隐听，闻之乃出，亲见斤等，辞旨严厉，形于神色。群臣乃不敢复言，唯唯而已。于是遂讨凉州而平之。多饶水草，如浩所言。”
这一年，因为寄居凉州的江强向朝廷呈献一千多卷经、史以及诸子百家的经典，另外还有研究文字学的书籍。所以，拓跋焘就任命崔浩监理秘书事，综合整理历史史料文献；又任命中书侍郎高允、散骑侍郎张伟参预处理掌管这些事并修撰史籍。就这样，司徒崔浩和中书侍郎高允，成了同事。
元嘉二十一年（444年），拓跋焘让太子拓跋晃开始总管百官事务。同时任命中侍、中书监穆寿，司徒崔浩，侍中张黎、古弼共同辅佐太子拓跋晃裁决日常政务。
现在，料事如神、精明过人的崔浩就面临着一个看似很棘手的选择：在当今国主拓跋焘和未来国主拓跋晃之间，他到底应该站在哪一边？估计自视甚高的崔浩没有犹豫，他坚信只要能紧紧跟随并抱住拓跋焘这棵“大树”，就算有再大的风浪，他也“胜似闲庭散步”、没有任何风险。毕竟，北魏的江山都是拓跋焘的。只要拓跋焘信任他，别人嘛，就算再有意见，也是无可奈何干瞪眼。而且，崔浩比拓跋焘大了二十六、七岁，拓跋焘现在也才三十多岁，离让位还远着呢。再怎么着，到时候先走的都是崔浩。所以，崔浩坚信：自己肯定等不到拓跋晃继位的那一天了。
盖吴
元嘉二十三年（446年），拓跋焘亲自率领大军前往长安，准备镇压盖吴的叛乱，崔浩跟随左右。还是老规矩：当临近叛军薛永宗的城堡时，听取崔浩建议的拓跋焘就大获全胜；在来到长安对付盖吴时，没听崔浩建议的拓跋焘就“放虎归山”、一无所获，让拓跋焘后悔不已。
就在拓跋焘和崔浩进入长安以后，让当时和后世震惊的“太武灭佛”事件爆发了。
本来信奉道教、极度厌恶佛教的崔浩就经常向拓跋焘灌输佛教的种种虚幻荒诞，强烈建议，应该全部废除。这次来到长安时，途中进入一座佛教寺院歇脚，主持的和尚就热情招待，就请拓跋焘的侍卫们喝酒。谁知，当侍卫跟着进入和尚居住的房间时，发现屋里居然有许多兵器，就马上出来告诉了拓跋焘。拓跋焘一听勃然大怒：这是和尚吃斋念佛应该使用的东西吗？他们一定是同盖吴合谋，想起兵作乱的！于是，命令有关部门将全寺院的和尚都杀了。接着在查封寺院的财产时，发现有私下酿酒的工具，州郡官员、富人们寄藏在这里数以万计的东西，居然还发现了和尚用来藏匿妇女挖的地下密室。
这下，事情可就闹大了。看到拓跋焘怒不可遏，感到时机成熟的崔浩开始“火上浇油”，再次建议拓跋焘采取行动：将国内的和尚全都斩尽杀绝，同时毁掉各种佛经佛像。于是，暴怒的拓跋焘下令，先杀了长安城里的和尚、焚毁佛经佛像；再下诏书通令全国，命令按长安诛杀和尚的标准去做。
但是，拓跋焘要求雷厉风行的“灭佛令”却遭到太子拓跋晃的反对。拓跋晃从小就喜欢佛法，他对父亲拓跋焘进行多次劝谏，并在劝说无效之后，采取拖延时间、慢慢将诏书发下去，同时悄悄通知远近的寺院，让得到消息的和尚赶紧逃走，挽救了很多人的生命。在信佛、灭佛之间，太子拓跋晃和父亲拓跋焘眼里的“大红人”崔浩注定将走不到一起去了。
元嘉二十七年（450年），最后的时刻来到了。“魏司徒崔浩，自恃才略及魏主所宠任，专制朝权，尝荐冀、定、相、幽、并五州之士数十人，皆起家为郡守。太子晃曰：‘先征之人，亦州郡之选也；在职已久，勤劳未答，宜先补郡县，以新征者代为郎吏。且守令治民，宜得更事者。’浩固争而遣之。中书侍郎、领著作郎高允闻之，谓东宫博士管恬曰：‘崔公其不免乎！苟遂其非而校胜于上，将何以堪之！’”接着，这时被拓跋焘任命兼管秘书事务，和中书侍郎高允等人共同撰写的《国记》，也顺利完成了。“魏主以浩监秘书事，使与高允等共撰《国记》，曰：‘务从实录。’著作令史闵湛、郗标，性巧佞，为洛所宠信。浩尝注《易》及《论语》、《诗》、《书》，湛、标上疏言：‘马、郑、王、贾不如浩之精微，乞收境内诸书，班浩所注，令天下习业。并求敕浩注《礼传》，令后生得观正义。’浩亦荐湛、标有著述才。湛、标又劝浩刊所撰国史于石，以彰直笔。高允闻之，谓著作郎宗钦曰：‘湛、标所营，分寸之间，恐为崔门万世之祸，吾徒亦无噍类矣！’崐浩竟用湛、标议，刊石立于郊坛东，方百步，用功三百万。浩书魏之先世，事皆详实，列于衢路，往来见者咸以为言。北人无不忿恚，相与谮浩于帝，以为暴扬国恶。帝大怒，使有司按浩及秘书郎吏等罪状。”
崔浩
这下，都城里的鲜卑达官贵人们可就坐不住了。把自己的祖上写成这样，能不引起他们的愤怒吗？他们联合起来，纷纷向国主拓跋焘控告，认为崔浩这是大肆张扬他们鲜卑祖先的过错和污点，严重威胁到鲜卑人的统治地位。动摇国本，是可忍，孰不可忍！
话说拓跋焘接到“投诉”，先是有些不以为然。本来嘛，让崔浩他们秉笔直书，不就是他亲口告诉崔浩他们的吗？可是，当他听说石碑上也有他爷爷当年的一些流言蜚语时，顿时勃然大怒：好啊！不知道“隐恶扬善”，把当年的那些事都公之于众！倒要看看，安的什么心？于是下令，命令有关部门调查处理崔浩和其他秘书郎吏的罪状。
看到父亲拓跋焘勃然大怒，被捕名单里有自己的老师高允时，太子拓跋晃可就坐不住了，决定出手营救。
到崔浩被捕入狱，拓跋晃带着高允一同进宫朝见拓跋焘。进门之前，拓跋晃对高允千叮咛万嘱咐，要高允按他引导的话回答。
见过拓跋焘，拓跋晃先是为高允解脱，然后，把责任推卸到崔浩头上，请求赦免高允死罪。但是，当拓跋焘询问高允时，高允却选择如实回答：“初，浩之被收也，允直中书省。恭宗使东宫侍郎吴延召允，仍留宿宫内。翌日，恭宗入奏世祖，命允骖乘。至宫门，谓曰：‘入当见至尊，吾自导卿。脱至尊有问，但依吾语。’允请曰：‘为何等事也？’恭宗曰：‘入自知之。’既入见帝。恭宗曰：‘中书侍郎高允自在臣宫，同处累年，小心密慎，臣所委悉。虽与浩同事，然允微贱，制由于浩。请赦其命。’世祖召允，谓曰：‘《国书》皆崔浩作不？’允对曰：‘《太祖记》，前著作郎邓渊所撰。《先帝记》及《今记》，臣与浩同作。然浩综务处多，总裁而已。至于注疏，臣多于浩。’世祖大怒曰：‘此甚于浩，安有生路！’恭宗曰：‘天威严重，允是小臣，迷乱失次耳。臣向备问，皆云浩作。’世祖问：‘如东宫言不？’允曰：‘臣以下才，谬参著作，犯逆天威，罪应灭族，今已分死，不敢虚妄。殿下以臣侍讲日久，哀臣乞命耳。实不问臣，臣无此言。臣以实对，不敢迷乱。’世祖谓恭宗曰：‘直哉！此亦人情所难，而能临死不移，不亦难乎！且对君以实，贞臣也。如此言，宁失一有罪，宜宥之。’允竟得免。”
此时，虽然拓跋焘很愤怒，也很暴躁。但是，崔浩毕竟服务北魏四十多年，特别是辅佐自己这27年里，算无遗策、料事如神，是自己统一北方、建功立业的首席谋士，他为自己解决了多少疑难问题啊？拓跋焘对崔浩这位“帝师”级人物，多多少少还是有真情实意的。
高允
拓跋焘决定给自己一个机会；同时，也给崔浩最后一个“自救”的机会。于是，拓跋焘召见崔浩，要亲自审问，当面听他解释，给他一个申述的机会。如果崔浩能像高允一样，从容不迫进行解释，甚至可以堂而皇之地推卸责任给下面、推个一干二净。其实，之前高允已经在拓跋焘面前主动担责了。那么，拓跋焘也很可能会手下留情、放他一马。
只不过，这一切可能都因为一夜间从巅峰跌落谷底，“于是召浩前，临诘之。浩惶惑不能对。允事事申明，皆有条理。帝命允为诏，诛浩及僚属宗钦、段承根等，下至僮吏，凡百二十八人，皆夷五族；允持疑不为。帝频使催切，允乞更一见，然后为诏。帝引使前，允曰：‘浩之所坐，若更有余衅，非臣敢知；若直以触犯，罪不至死。’帝怒，命武士执允。太子为之拜请，帝意解，乃曰：‘无斯人，当有数千口死矣。’”
拓跋焘叹了一口气，他很清楚，他现在就坐在火山口上，稍有不慎，就会“粉身碎骨”。
老话说：两权相害取其轻。既然崔浩已经神志不清、失去价值。那么，现在就到了必须马上给全国所有鲜卑人一个明明白白交待的时候了。如果现在拓跋焘不对崔浩下手。那么，很快就会有鲜卑人向他下手。出手不狠，江山不稳；优柔寡断，难成气候！当然，崔浩必须得死。而且，死得越悲惨、越血腥，拓跋焘和鲜卑人才会越开心！不过很快，拓跋焘就为一怒之下杀死崔浩感到了后悔。“司徒崔浩既死之后，帝北伐，时宣城公李孝伯疾笃，传者以为卒也。帝闻而悼之，谓左右曰：‘李宣城可惜。’又曰：‘朕向失言。崔司徒可惜，李宣城可哀。’褒贬雅意，皆此类也。”
那么，当代的《国史》到底应该怎么写？崔浩为什么之前立下这么多的功劳，最后却在“修国史”时惨遭灭族之祸？
其实，当代人写当代史的风险，历史上早就有过前车之鉴。就在几十年前，因为史官据实记载了前秦国主苻坚母亲的苟且之事，就惹得以“仁主”之称的苻坚不但一怒之下焚毁了史书。而且，还动了杀心，要将史官定罪法办，只因史官已经去世才作罢。
拓跋珪
现在，有“暴君”嫌疑的北魏国主拓跋焘，如果把他的爷爷、北魏“集团”的创始人拓跋珪，当年为娶姨母，派人刺杀姨夫、横刀夺爱这种遭人唾骂的禽兽之举；参合陂阬杀五万放下武器的后燕士兵这种杀降不祥的凶残记录都白字黑字写下来公诸于世，让当时和后来的人共同“欣赏”这些鲜卑领导人和上层贵族们“饮毛茹血”、不知礼义的野蛮嘴脸、丑陋真相，能不引起他们的愤怒和血腥报复吗？
老话说：天作孽，犹可恕；自作孽，不可活。所以，就凭没做到“光宗耀祖、为尊者讳”的崔浩真的敢把拓跋焘先人和鲜卑人的“糗事”公开立碑、大白于天下，彻底激怒所有的鲜卑贵族，包括一直宠幸、罩着他的顶头上司拓跋焘，敢于“打”所有鲜卑老爷们的脸。那么，就凭这一条，无论以前崔浩立下多少、多大的功劳，都功不抵过，无法挽救他的生命。
史书写到这种程度，其实跟什么胡汉文化、灭佛事件、华夷之辨，都没有太大直接关系了。仅凭修国史这一件事，就足以给他带来身死族灭之祸。
当然，如果要说崔浩“国史案”给史学界和后世史官带来什么启示和解决方案的话，应该就是：当朝人写当朝史是最危险、也往往是自寻死路的写法。特别是写少数民族政权的国史，那简直就是催命符！无论怎么小心翼翼，只要有人挑死理或者钻牛角尖，那就够呛。所以，既然活的笔杆子永远斗不过当朝活的刀把子！那么，最安全、稳妥的办法就是用活的笔杆子去斗死的刀把子！也就是活人写死人，后朝人写前朝史才是最安全的。
国史案以后，后世史官们都是这么干的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