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踏遍青山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发展，引起了敌人极大的恐慌。一九二八年底,湘、赣两省的军阀又集中兵力对井冈山发动更大规模的“围剿”。为了粉碎敌人的“围剿”,进一步发展农村革命根据地，毛委员决定分出一部分队伍留守井冈山,红四军主力则向赣南、闽西进军。一九二九年一月十四日,毛委员和朱军长率领红四军离开茨坪,挺进赣南,二月上旬占领瑞金,三月中旬进军闽西,攻克长汀。路经二十余县,沿途颁布毛委员起草并和朱军长共同签署的四言体《红军第四军司令部布告》,宣传党的政策和红军宗旨,号召全国工农“风发雷奋,夺取政权”。
毛泽覃跟随毛委员从井冈到武夷，踏遍青山，艰苦转战,为开辟以瑞金为中心的中央革命根据地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在向赣南、闽西进军途中,红四军曾来到吉安县的东固，和原来在这一带活动的红军独立二、四团会合。由于这里战略地位的重要,又有开展游击战争的基础,毛委员和朱军长率领红四军入闽前,留下一大批干部在这里,以加强东固革命斗争的领导力量。当时,毛泽覃被留下担任赣西南特委委员、东固区委书记。一九三〇年春,红三军成立,毛泽覃曾担任过一个短时期的政委,和军长黄公略同志一道,率领该军在赣水两岸开展游击战争，深入土地革命,巩固与扩大革命根据地。同年秋天,红三军配合红四军打下吉安,成立吉安县委,毛泽覃担任县委书记和红军驻安办事处主任,并任后委书记,同时兼顾军队和地方两个方面的工作。打下吉安后不久,毛泽覃还曾作为红二十二军的特派员,同军长陈毅同志一起,率领该军的一部打回到井冈山下的遂川城,进行革命活动。
十月二十日左右,西庄地下党员收到毛泽覃派专人送来的信，打听遂川县城驻有多少国民党反动派的军队。接信的同志将信纸翻过来,在反面写了几句话,告诉毛泽覃,县里没有国民党反动派的正规部队,只有罗普权、肖家壁的地主武装,分别驻扎在县城和乡下。来人立即返回。十月二十三日,毛泽覃带队伍来到西庄,他一进村,就看见共产党员王佐农坐在村口,连忙叫道:“王佐农!王佐农!你好,我们就是要找你。”王佐农立即站起来,迎上前去,紧紧地抓住毛泽覃的手,半响说不出话来。此时,西庄的群众纷纷来到村口,毛泽覃介绍说:这位是陈毅同志,红二十二军军长,这位是军政委,我是军特派员,是你们遂川游击大队的老党代表。今天,毛委员派我们到你们这里来协助工作,恢复农民协会，重新建立政权，又要象一九二八年那样轰轰烈烈地暴动起来。王佐农一听，心里真有说不出的高兴。可是不知什么缘故，他不仅没有把自己的喜悦心情表露出来,反而低着头,含着泪,好象有一肚子的苦水想倒出来。
“毛泽覃同志,你们再不来,我们大伙就没有活命了。前年,你们走了以后,白匪报复我们。”过了一会,王佐农才声音低沉地这样说。
王佐农这一说,立即在乡亲们的心中点燃了仇恨的火焰,大家你一言，我一语,纷纷控诉白匪的罪行。红军离开遂川以后，白匪和土豪又来到西庄,烧毁他们的房屋，夺走他们的土地，杀害他们的亲人,泉江两岸,布满白色恐怖的乌云,洒满革命烈士的鲜血。特别使他们不能忘怀的是县游击大队大队长王次榛的母亲的遇害。王次榛的母亲郭永秀,是一位革命的老妈妈,虽已七十高龄,但却人老心红,曾先后送四个儿子参加革命，自己也常为红军收集情报,护理红军伤员,接待来往同志,不停地为革命操劳。反革命复辟后,郭妈妈不幸被敌人逮捕。敌人想从她口里得到我党我军的情报,对她严刑拷打,把她打得皮开肉裂以后投入石灰桶内,再用冷水浇淋。但是,郭妈妈坚信红军一定会回来,革命一定会胜利，不管敌人使用什么毒辣的手段,她始终咬紧牙关，不吐半字，最后在县城的石桥下被残暴的敌人戮胸剖腹,壮烈牺牲。
毛泽覃听着大家的控诉,想起自己的老战友的那一位令人尊敬的好妈妈,悲忿交炽,紧握着拳头大声地说:“乡亲们,现在我们来报仇!”
“报仇!”王佐农刷地一下把衣撩开,露出一支驳壳。
毛泽覃一看他还有枪,又想起西庄人收藏枪支的光荣历史,猛地抓住王佐农的手臂,兴奋地说:“咦,你还有这个硬家伙?”
“没有这家伙那里还有命?”王佐农回答说。
这时,毛泽覃号召大家组织起来,武装起来,继续革命,重新夺取政权,为死难的烈士报仇。当天,红军进占县城。罗、肖二匪的地主武装望风而逃。毛泽覃和陈毅等同志随即率领部队深入四乡，打土豪,分田地,很短的时间内,就在泉江两岸掀起了新的红色风暴。
重阳节那一天,是遂川人民的一个大喜的日子。城南石桥下的绿洲上搭起一个台子,红旗招展,歌声震荡,群众一大清早就来到这儿,参加恢复革命政权的大会。台子的周围人山人海,人人喜笑颜开。上午十时,红二十二军特派员毛泽覃主持大会，庄严宣布:遂川县苏维埃政府正式成立。台下立即响起暴风雨一般的掌声。会上，部队和地方的领导同志发表了鼓舞人心的讲话。会后,一个打土豪、分田地的群众运动,立即在遂川四乡更加猛烈地开展起来。
在此期间,红军还帮助建立了一支新的革命武装-遂川县特务连。毛泽覃赠送了两支枪给他们,加上西庄保存下来的两支半枪(其中一支坏了撞针,打不响),一共四支半枪。后来这仅有四支半枪的特务连,在王佐农等同志的领导下,发展到拥有近七百支枪的红军独立团,在坚持湘赣革命根据地的斗争、粉碎敌人的反革命“围剿”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毛泽覃和陈毅等同志率领红二十二军在遂川活动了半个多月后,即奉命返回吉安一带,接着就参加了一、二,三次反“围剿”的战争。在此期间,毛泽覃被任命为永丰、吉安、泰和中心县委书记,有时随红三军或独五师活动,兼任过独五师的师长和政委,直接指挥作战;有时在地方上动员民众,筹集粮饷,领导军工生产。第三次反“围剿”后,红三军在转移中路经吉安东固的六渡坳山峡村一带,突遇敌机轰炸扫射,黄公略同志奋不顾身地指挥部队疏散隐蔽和对空射击,不幸中弹光荣牺牲。临终时,他无限信赖地叮嘱在身边的毛泽覃,要他代为指挥全军的工作,并号召“全军同志,继续努力革命!”黄公略牺牲后,第一次全苏大会为纪念这个伟大的战士,决定将吉安县改为公略县(包括永丰、泰和等县的红色区城),由毛泽覃继任公略县委书记。
在工作中,毛泽覃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他体贴民情,每时每刻都关怀着广大群众的疾苦。国民党反动派的军队不断“围剿”我们,所到之处,实行残酷的“三光”(烧光、抢光、杀光)政策，使永、吉、泰一带的许多地方遭到严重破坏。毛泽覃根据前委的指示,千方百计地救济群众,恢复生产,曾先后数次亲自带着大批粮食、耕牛、衣服、救济款和医疗队到遭受白匪残害的东固等地慰问,把党和红军的温暖带给广大苏区人民。一次,上级拨给东固区一笔救济款，区苏维埃政府没有发放给群众,而用来修了一栋楼房,毛泽覃知道后,严肃地批评了区负责同志,指出:这笔钱是用来救济群众和恢复生产的,拿来给区苏机关盖楼房是错误的。毛泽处处关心群众的生活,对苏区人民充满了火热的阶级感情。在赣西南特委还未撤销,他在特委机关工作的时候,有一个姓张的贫苦农民,善于撒网捕鱼,常到特委机关的驻地来卖鱼,渐渐与毛泽覃建立了亲密的关系。当毛泽覃了解到他的家里极为贫困,没有被盖,便把红军从敌人那里缴获来的、经组织上分配给自己的一床鸭绒被子赠送给他，使他非常感激。
从留在东固起,毛泽覃在永、吉、泰苏区先后工作 和战斗过好几年。他的足迹,踏遍了赣水两岸的千山万岭;他的深情，留给了红色区域的千家万户。
八、斩断魔手
毛泽覃在永、吉、泰苏区工作和战斗的几年中,活动的中心在东固一带。
东固,是一个山高林密、崖陡谷深的山区,纵横数十余里,前有九寸岭,后有大乌山,左有洞源岭,右有养军山,是起伏绵延的罗霄山脉的一段。故有“上有井冈山,下有东固山”之称。这里距离赣江中游重镇吉安不远。在这里展开游击战争,兴起土地革命,建立红色政权,对于敌人是一个很大的威胁。这里又处于赣西与赣南之间,是以瑞金为中心的中央革命根据地的西部自然屏障,对于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巩固与发展,有着重要的战略意义。因此,敌我双方争夺东固的斗争十分激烈。敌人在军事上不断遇到挫败以后，派反革命组织AB团分子(AB 即英文“反布尔什维克”的缩写)，潜入苏区,进行破坏活动。固区委书记的重要职务,就曾一度被反革命分子、AB团头目罗焕南所篡夺。
罗焕南出身地主家庭,本是兴国、崇贤一带的靖卫团长,他在屡遭红军打击、四处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接受国民党蒋介石以每月三两黄金的重金收买,用假投诚的办法,钻进革命队伍来进行破坏活动。他于一九三一年初率部投降红军,并于同年四月窃取了东固区委书记的职务。接着,他就以“肃反”为名,大肆捕人杀人,进行阶级报复。他自己本来是AB团的头目,却反诬许多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工农干部、贫苦农民是“AB团分子”、“反革命分子”,进行杀害。最先杀的是一个姓史的共产党员,因为他在党员会上发表意见说:“捉AB团,为什么尽捉党团员、贫雇农?”于是就拿他先开刀。接着就大杀起来。有一天杀了九十九个,只差一个就是一百。一个卖草药的老头子数榜上的名字,见是九十九个,说了一句“还杀一个,就是一百”,结果就说他是“AB团的交通员”,把他也抓起来杀掉，凑成一百。
罗焕南的罪恶行径,引起了广大党员和群众的愤怒,他们纷纷议论:“杀AB团,怎么尽杀共产党员、革命坚决分子?”他们派人向中央工农民主政府反映情况。毛主席知道后，立即派毛泽覃到东固来调查处理。
毛泽覃来到东固后,首先到群众中了解罗焕南杀的是一些什么人,他们的家庭出身、个人历史和在革命斗争中的表现怎样，做到心中有数,然后召开大会,发动党员和群众,揭发、批判罗焕南的罪行。
在东固区苏维埃政府里,毛泽覃主持群众大会。会议开始以后,毛泽覃拿出一张已被罗焕南关进“班房”、准备杀害的五人名单,一问都是贫农,眼中顿时燃烧起愤怒的火焰。
“姓罗的,你要杀的这几个人都是贫农,难道这些过去受压迫、现在得翻身的人,一个个都去搞AB团吗?”毛泽覃质问罗焕南。
“还……还有一个雇农当……当AB团的队长呢。”罗焕南吞吞吐吐地狡辩说。
“混帐!你杀了数百上千人,那有这么多的贫农、雇农、区乡干部、党团骨干都去搞AB团,当反革命;我看,你很可能就是AB团的队长!”毛泽覃很气愤地用拳头在桌上捶了一下。罗焕南猛一惊，不觉顿时出了一身冷汗。
“你这是搞阶级报复!”群众怒吼起来。
会后,毛泽覃立即拿着那张五个贫农的名单,到“班房”里查看这些被诬陷、遭迫害的阶级兄弟。他首先问一个叫做王秀生的:“你家什么成分?”王秀生回答:“贫农。”“多少土地?”“没有。”“几间房子?”“三间破茅草房。”“几口人吃饭?”“五口。”“有些什么人?”“兄弟三人,还有父母。”“父亲干什么?”“给人作长工。”“做过多少年?”“作过六七年。”
接着,又详细地问了其他几个人的情况;然后，又向身边的干部了解他们在革命斗争中的表现,得知他们都 是拥护共产党和红军,坚决跟着党干革命的基本群众。此时,毛泽覃怀着对罗焕南怒不可遏的心情,对王秀生等人说:“你们快把东西收检好。”王秀生摇摇头,回答道:“不用收拾了。”问他为什么,他说:“反正过一会就会杀。”这时,毛泽覃亲切地告诉他们:“你们没有罪,你们把东西拿来,我放你们回家去。”说着,命令打开牢门,全部立即释放。这时，这五个无辜的贫农,一个个望着毛泽覃,热泪盈眶,感动得说不出话来。
为了进一步弄清问题,上级党委决定对罗焕南实行调离审查。可是,这个反革命顽固派,一到新的工作地点永丰潭头,又大肆捕人和杀人。潭头的干部和群众立即把情况汇报给毛泽覃。这时,毛泽覃也已经通过多方面调查,弄清了罗焕南确系AB团的头目,是受国民党蒋介石的秘密收买和派遣,钻进革命队伍来进行间谍和破坏活动,于是当机立断,决定除掉这个隐患。因为当时他要去瑞金开会，便派在公略县委机关工作的贺怡同志去执行这个任务。临行前,毛泽覃指示贺怡,要带一部分武装,作好充分准备,防止他狗急跳墙。贺怡根据毛泽覃的指示,作好布置以后,通知罗焕南到永丰的沙溪参加一个会议,罗一到会,就被解除武装,逮捕起来。随即在潭头召开公审大会,到会的群众上万人，当场将血债累累、死有余辜的反革命分子、AB团头目罗焕南处以死刑。广大群众拍手称快。
在这以后，毛泽覃经常到东固区指导工作。他与区委和区苏的同志们一道,放手发动群众,彻底清除AB团的影响,整顿和发展党的组织,健全和巩固红色政权,打土豪,分田地,深入开展土地革命。毛泽覃在这儿,头戴斗笠,脚穿草鞋,走遍了东固的山山水水,村村寨寨,领导群众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由于他坚决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工作深入,生活朴素,与广大党员和群众心连心，充分相信和依靠群众,使东固的土改、生产、参军、支前等项工作都搞得非常出色，曾被评为中央苏区的第一个模范区。
九、勇 战逆流
“赣水苍茫闽山碧,横扫千军如卷席。”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率领红军转战赣南、闽西的广大山区,不断粉碎敌人的疯狂“围剿”,开辟了以瑞金为中心的中央革命根据地,在赣水两岸和武夷山区,出现了大好革命形势。与此同时,全国各地的游击战争也得到了蓬勃的发展,“星星之火”正在祖国的长江南北,潼关内外到处燃烧。历史雄辩地证明:毛主席开创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是中国革命唯一正确的道路。
可是,一九三一年一月六届四中全会后,以王明为头子的第三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党内取得统治地位。他们 极力鼓吹“城市中心论”,胡说山沟里没有马克思主义,攻击毛主席的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革命道路是“游击主义”,“保守主义”,是“把‘巩固苏区根据地’当作符咒一样的去念,把消灭‘土围子’当作巩固根据地的中心工作”,以等待“新的坚壁清野,新的诱敌深入”的“等待主义”,是“极严重的一贯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并且撤销了毛主席的总前委书记、红军总政委等党内、军内的重要职务,把凡是不同意他们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坚决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的同志,诬蔑为“右倾机会主义”、“对党的路线怠工”的“两面派”,进行“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
在这种情况下，一股逆流朝着中央苏区汹涌而来。
毛泽覃正是在这个时候被调到瑞金工作的，担任苏区中央局秘书长等职务。这时,他与在中央苏区的许多部队和地方的同志一道,同王明“左”傾机会主义路线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那是一九三三年初,由王明把持的临时中央从上海迁到瑞金。由于毛主席革命路线在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影响 很深,“左”倾路线的贯彻并不那么容易。因此,临时中央一到瑞金,就开展所谓反对“罗明路线”的斗争,实质是把矛头指向毛主席。罗明,当时是中国共产党党员,福建省委代理书记。因为他坚持党在边缘 地区的政策应不同于巩固地区的政策,而被“左”倾领导错误地说成是“对革命悲观失望的、机会主义的、取消主义的逃跑退却路线”。在中央苏区,他们又无理地给邓小平、毛泽覃、谢维俊、古柏四位同志扣上罗明路线在江西的执行者的帽子,开展了一个声势浩大的所谓反对邓、毛、谢、古“反党集团”的斗争。
邓小平、毛泽覃、谢维俊、古柏四位同志,当时都是红军和地方的重要干部。邓小平同志任会昌、寻邬、安远中心县委书记。谢维俊同志任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委员、江西省军区政治部主任、乐安中心县委书记等职务。古柏同志任总前委秘书长、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委员等职务。他们都坚定地站在毛主席一边,坚决拥护和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反对和抵制王明“左”倾路线。
首先,他们反对夺取中心城市和交通要道。认为“向着中心城市和交通要道发展苏维埃是没有可能的”,那里敌人统治力量强大,应该向着广大农村即“左”倾路线说的“穷乡僻壤”发展,那里“是敌人力量弱的地方”。因此,他们反对攻打赣州,而主张在苏区内肃清地主阶级的反动势力，巩固农村根据地，积蓄力量,和敌人作长期的斗争。“左”倾路线则诬蔑这种观点是对红军的“悲观失望”,“主张放弃苏维埃根据地”。
其次,对于粉碎敌人的“围剿”,他们主张“坚壁清野”,“诱敌深入”,把敌人引到群众条件好的苏区来消灭,反对“左”倾路线把红军拉到白区去硬拼,把敌人挡在根据地的大门外 作 战。“左”倾路线攻击他们的这种主张是“退却逃跑”,“根本不相信红军有力量在白区消灭敌人”。邓小平同志在会、寻、安,曾因赞同“诱敌深入”,布置“坚壁清野”,被“左”倾路线攻击为“悲观失望”、“张皇失措”的“退却逃跑路线”,是“会、寻,安的罗明路线”,并且召开会、寻、安三县的所谓“党的积极分子会议”,对他实行围攻。毛泽覃在 永、吉、泰,认为红军攻坚困难,应在苏区作战,也被“左”倾路线污蔑为“永、吉、泰的单纯防御路线”,并召开公略、万泰两个县委的扩大会议，进行围攻。
再次,他们对于“左”倾路线提出“武装一切工农群众”持有不同看法,认为“单从数量上扩大地方武装是不妥当的”。并且不同意“左”倾路线推行者不顾民力,大量发行公债的作法，认为苏区很穷,加上连年作战,群众负担不起,红军应着重“打土豪筹款子”。“左”倾路线则认为他们这些意见是“对党的路线怠工”。还有，在土地问题上,他们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按人口平均分土地和“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正确政策,反对王明的“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错误路线。毛泽覃在永、吉、泰,谢维俊在乐安,都因在实际工作中坚持“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原则,而遭到“左”倾路线的打击,被他们扣上“富农路线”的帽子,说这种作法“是与党的进攻路线绝对相反的”。
一九三三年五月,王明“左”倾路线策划召开了“江西党三个月工作总结会议”,通过了《江西省委对邓、毛、谢、古四同志二次申明书的决议》,大规模地围攻邓小平、毛泽覃、谢维俊、古柏四同志,指责“他们是罗明路线在江西的创造者,同时是反党的派别和小组织的领袖”,勒令他们“立即解散”所谓“根据罗明路线而组织的宗派和小组织,否则立即开除出党”,并且提出“要将这一斗争开展到全体党员中去,不让一个党员站在这个斗争的阵线以外”,以便实现他们期求的苏区工作的“转变”和指导机关的“改造”。真是大有“黑云压城城欲摧”之势!
但是,毛泽覃等同志泰山压顶不弯腰,始终坚持自己的正确意见,针锋相对地与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作斗争。针对他们在政治上搞机会主义,自称“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胡说山沟里没有马克思主义,妄图否定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论调,毛泽覃指出:只有你们这些“洋房子先生”在大城市执行的是立三路线,我们苏区山上执行的完全是马克思主义的路线。针对他们在组织上搞宗派主义,要由他们篡党夺权,把手伸进各个革命据地,妄图打倒一大批军队和地方负责同志的行为,毛泽覃又说:你们这些“洋房子先生”到苏区来到处“找岔子”,完全是“派别的首领”。毛泽覃等同志深信，机会主义的统治是不会长久的,历史前进的车轮是阻挡不住的,坚持斗争,渡过难关,最后胜利就会到来。一位同志目睹王明“左”倾路线所造成的危机,担心地问毛泽覃:“这样下去怎么办?”毛泽覃冷静地回答说:现在是很困难,我们党和根据地可能会遭到重大损失,甚至暂时失败。但是,要相信共产党，相信毛泽东同志的路线一定会战胜“洋房子先生”的路线,坚持工作,最后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
由于毛泽覃站得高,看得远,所以他在政治上受打击、组织上受处分的情况下,仍然非常开朗乐观,没有丝毫低沉情绪。他参加“中央工作团”的工作,在自己负责的工作范围内,兢兢业业地为党和人民做事。
当时,毛主席在受到排斥和打击以后,为了具体而深入地了解王明路线所造成的恶果,从理论与实际的结合上驳斥王明路线的谬论,亲自深入基层,进行了大量的农村调查。毛泽覃有时也跟随毛主席去搞农村调查。一次,他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到兴国县长冈乡调查研究,指导工作,为毛主席后来到长冈乡从事农村调查作了必要的准备。
毛泽覃在长冈乡，住在一个姓谢的乡干部家里。他白天和群众一道参加劳动,晚上走门串户,开会座谈,进行调查研究。在这个过程中,他不断地给乡苏维埃政府的工作以具体的指导。老谢有点急躁,毛泽覃和他睡在一个床上,耐心地给他讲解“我们革命的人对群众不应该要态度”的道理,使他深受教育。毛泽覃还亲切地对乡苏维埃的干部们说:扩大红军不能用强迫命令,要尽量宣传和解释,一定要使他们自动自觉入伍,不能使他们家里有任何困难。村不能解决的困难到乡里去解决,乡不能解决的困难到区里去解决,区不能解决的困难到县里去解决。对于红军家属的困难,一定要及时发现及时解决。毛泽覃的这种深入细致的工作作风与“左”倾领导的那种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形成鲜明的对照。
毛泽覃非常重视发动妇女犁田，以便在青年男子纷纷走上前方的情况下,发展生产,支援革命战争。长冈乡妇女学犁田,在苏风区是很有名的。他想下村，亲眼去看一看。
“走,我们下村去看一看妇女犁田好不好?”一天吃过早饭,毛泽覃对乡干部老谢说。
“好,任你选一村吧!”老谢满有把握地点点头。
毛泽覃就选了长冈村。于是老谢带他到长冈樟树塘共产党员、代耕队长李玉英的家里。
“玉英,犁田给中央同志看看吧!”老谢同志说。“好呢!”李玉英赶忙吃完早饭,就去背犁牵牛。
樟树塘的田野一大清早就大来人往地忙着耕田、下种。李玉英很快牵来一头气势虎虎、锐角丫丫的大黄牛。她 敏 捷地走到一丘长田旁边,卷起裤脚,赶牛下田套犁,随后挥动牛梢,一声吆喝,那大黄牛便服服贴贴地拉着犁前进,犁壁上卷起大块大块的泥土来。
李玉英来回犁了八九转。毛泽覃看到她的动作熟练、稳健,心里很满意,连声称赞:“好!好!呱呱叫!”
毛泽覃返回瑞金后，向毛主席汇报了长冈乡妇女学犁耙的情况。毛主席很赞赏,在瑞金召开的一次会议上,以中央工农民主政府的名义,奖给了长冈乡两头耕牛(一头水牛,一头黄牛)，奖给了李玉英一条蓝色的围裙。李玉英参加了这个会议。当她接到这条蓝围裙时,心情非常激动,不知道说什么才好。这条蓝色的围裙上端镶着红色的条边,贴胸处有一颗红五星,里面绣着镰刀和斧头的图案。这不是一条普通的围裙,它是毛主席和中央工农民主政府给长冈乡妇女的崇高荣誉和奖赏,对长冈乡妇女的亲切关怀和期望，比一般的围裙不知道要珍贵多少倍。毛泽覃向李玉英表示热烈的祝贺。会后,又随同她和参加会议的代表,亲自将这两头牛送到长冈乡。长冈乡群众看到毛泽覃送来两头牛，高兴得跳起来。许多老把式站在这两头逗人喜爱的耕牛身边,抚摩着,评论着,赞不绝口。特别是那头大水牛,膘肥体壮,后来牵去耕田时,走得快,耐得久,被大家称为“模范牛”。现在,长冈人民还记得当时编过一支山歌:“我们有条‘模范牛’,搞好春耕保丰收。多打粮食送红军,消灭豪绅乐悠悠。”
在这期间，毛泽覃还领导过党支部流动训练班和粮食征集工作，都取得了出色的成绩。
在工作中,毛泽覃深感王明“左”倾路线对中央苏区的影响极为恶劣,于是,他便结合实际,撰写文章,坚持批判“左”倾错误的原则立场。针对王明“左”倾路线空谈马列,不切实际的不良作风,他深刻地指出,训练党员,讲解马列主义和党的基本知识,“一定要联系到实际工作”,“讲的要能够马上用到实际工作上去,转变其工作”,否则,“如果空讲一顿,随你讲得起花也还是老样子”。针对王明“左”倾路线乱扣帽子,乱打棍子,不管有无错误或错误大小,凡是不同意他们的意见和作法的,一律给予“惩办”的恶劣行为,他又指出,这是“一种不正确的倾向”,它“就是没有将机会主义分子与个别机会主义观点的错误分别开来,有些将个别的错误认为是路线上的错误”,“没有将错误的轻重、标本的或个别的、能够改正错误的和不能改正错误的分别开来”,而一下子就作出撤销职务的“结论”,“形成一种惩办的形式”。“这种倾向是非常有害的”。针对王明“左”倾路线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的领导方式,即首先在扩大红军、随后在粮食征集等工作中,“动员很多方面的干部集中力量突击”,其他工作,一概“放松”,取消党、团和各个部门正常工作的错误作法,他尖锐地批评说,“企图取消各个组织的工作”,“一概集中”在一个部门之下,一项工作之中,“形成一种立三路线时代的“行动委员会'的方式”,这种机会主义的搞法“是非常错误的”。毛泽覃响亮地提出要“开展反对官僚主义与机会主义的斗争”,坚决“扫除这种障碍”。毛泽覃的这些文章,都是与王明“左”倾路线针锋相对的。毛泽覃在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之下,不屈服,不动摇,在人民的心目中更加显示出灿烂的光辉。
十、红星不灭
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战略和战术,使得 红军没有粉碎敌人的第五次“围剿”,苏区越来越缩小,战斗越来越困难,最后被迫于一九三四年十月退出中央革命根据地,开始长征。
主力红军长征后,毛泽覃留在中央苏区坚持游击战争,担任中央苏区分局委员和红军独立师师长。
当时,红色故都瑞金和整个中央苏区落入敌 手。敌人对我游击队重重包围和封锁。在政治上,强行“移民并村”,强化“保甲制度”,苏区人民只要接济我红军游击队,就“格杀勿论”;甚至一甲(十户)“连坐”,一家与红军有联系不报告者，十家杀光。在经济上,实行“计口购粮”,不准多买,否则,就要受到惩罚和杀戮。在军事上,修公路,筑碉堡,安据点,反复“搜山”,“追剿”。敌人所到之处，实行“树砍光,屋烧光,人杀光”的惨无人道的“三光政策”。我游击队处于极其艰难的斗争环境之中。战斗频繁，生活极苦。没有粮食,就挖笋子、摘野果充饥;没有衣被,就穿着破旧单薄的衣服在风雪林中露宿。正如陈毅同志曾经生动地描绘的:“风击悬冰碎万瓶，野营人对雪光横。遥闻敌垒吹寒角,持枪倚枕到天明。”
在那艰难的岁月里,毛泽覃以毛主席的游击战术为指导,率领红军游击队转战在闽赣边界、武夷山区。一次,他指挥部队在谢坊伏击敌人,取得了重大的胜利。那是一九三四年冬天,敌人尾追我军直往谢坊扑来。毛泽覃对谢坊的干部和群众说:大家不要害怕,我们是独立师的队伍,已经做好准备,决心吃掉这股敌人。他调动部队在离谢坊不远的山上,分散埋伏下来,布下一个口袋。当敌人进入我伏击圈时,我红军独立师在谢坊游击队的配合下,突然发起猛攻,打得敌人尸横遍野,鬼哭狼嚎,当场击毙伪团长一人,缴枪一百多支,俘敌数十名,沉重地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
但是,当时的整个形势是敌强我弱,游击队太集中容易暴露目标,因此,毛泽覃主张将独立师的队伍化为小股,分散活动。然而,由于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没有得到清算,红军长征以后,被留下来担任中央分局书记的项英同志，继续推行王明路线的错误战略和战术,把部队集中起来,与优势敌人硬拼,结果使留下来的红军不断遭到损失。一九三五年二月，毛泽覃奉命率领独立师的一部前往福建长汀的四都,与我福建军区司令龙腾云、省委书记万永诚率领的队伍合编,以加强福建军区的领导力量。当时,毛泽覃建议:“放弃四都,将部队编成几个支队,四处袭击敌人，领导中心退到闽粤赣边的深山中去。”可是,执行“左”倾路线的万永诚同志,拒绝接受毛泽覃的正确意见，结果使军区直辖的两个主力团被敌人打散。四月上旬,部队在腊口西分水坳被敌人包围,经过激战，遭到重大伤亡。为了摆脱敌人,决定由龙腾云,万永诚率领大部分队伍向东突围,毛泽覃率领一部分队伍担任掩护,然后向西突围。龙腾云、万永诚突围后,第二天在梅子坝又被敌人包围,部队打散，龙万二位同志在战斗中牺牲。毛泽覃率领一部分队伍完成掩护任务后,突出重围,到达田心,不料在此又遭敌人伏击,队伍也被打散。他迅速收集一部分被打散的战士,摆脱尾追敌人，经过艰苦转战，来到瑞金县内的一片大山之中。
晚上,在山高树密的森林里露宿。茫茫的黑夜,偶尔闪现出几点银星的亮光;呼呼的山风,不时夹杂着几声豺狼的嚎叫。剩下的十几个战士靠在大树下,坐在石头上休息。毛泽覃身穿一件便衣，头戴一顶军帽,那支伴随他渡过漫长时日的手枪,挎在腰间。他揣摩着大家的情绪,满怀革命深情地教育身边的战士,要看到光明的前途,经受住困难的考验,只要我们还有一个人,就要奋战到底。眼下虽然剩下的人不多,但要坚持斗争,要设法与中央分局领导的队伍会合，在党的领导下继续战斗。
最严重的考验来到了,敌人“象梳子一样”的搜山,十几个人在山上打圈圈,找不到吃的东西。已是几天没有进过半粒米、一滴汤了,不少人饿得走不动路。有个战士问毛泽覃怎么办,毛泽覃立即派三个战士去找老乡,设法买点吃的。三个战士找到一个老乡住的地方,没有见人。后来发现一个地窖里有芋头,一块菜地里有蔬菜,可是没有人怎么办,红军有纪律,不能乱拿老百姓的东西。再等下去又怕暴露目标,于是他们就弄了一些芋头和蔬菜,留下一些钱放在菜地里。
四月二十五日晚上,毛泽覃率领游击队到达黄膳口附近一个名叫“红林”的大山中,在一个纸槽小屋里宿营。毛泽覃把一个姓杨的战士叫到跟前,指示他说:“你到杉背坑去找陶古游击队,请他们明天开到这儿来,一起攻打国民党的黎子岗炮楼,我们从那儿冲出去。”姓杨的战士走后,毛泽覃继续思考着战斗的方案。清晨,他又叫醒一个姓何的战士,派他出去侦察一下,说:“你到下面的村子边看看,有无敌人,发现情况,立即回来报告。”那个姓何的战士胆怯,有点不大高兴,勉强背起马枪,高一步低一步地离开纸槽,走不多远,就钻进一个茅草丛里睡觉。这时,敌毛炳文军二十四师汤团一个班的敌兵,路过这里,发现草丛里躺着一个人,立刻围了上去。那个姓何的家伙贪生怕死,没有鸣枪报警,没有任何反抗，就当了敌人的俘虏,并且背叛革命,出卖同志，供出在纸槽小屋里还有十几个人,十几条枪,其中有一个姓毛的司令。
敌人得到这个情况以后,立即派出一个排，带着机枪，在那个叛徒的带领之下,在陶古游击队未到之前,包围了纸槽小屋。毛泽覃一听到枪声,立即机警地冲到左边门口，命令战士突围，他来担任掩护,一阵枪响,撩倒了几个冲到屋边的敌人。当部分战士突围后,毛泽覃还未来得及冲出去,一个匪兵窜进屋来,准备射击,毛泽覃眼明手快,猛然一下，就把这个伪兵的手抓住格斗起来,飞起一脚,便把那个家伙踢倒在地。这时，不料又一个匪兵绕到后门,朝着毛泽覃开了一枪，子弹穿进毛泽覃的前胸……
英勇无畏的毛泽覃同志,为了解放祖国和人民的神圣事业,为了共产主义的美好未来，光荣地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
毛泽覃牺牲后，敌人从他的身上搜出了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照片,还有党证。在那战斗的年代,毛泽覃不知多少次深情地凝视过这照片，不知多少次亲切地抚摩过这党证。虽然经过艰苦的转战,经过漫长的年月,那照片的色采已经减退,那党证的字迹已经模糊,但是它们却生动地反映了毛泽覃无限忠于党和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高尚品质。
毛泽覃离开了我们,但是他的伟大革命精神是不死的,将永远鼓舞着千千万万的革命战士,去为实现共产主义的崇高 理想前仆后继，奋斗不止。
如今,在烈士牺牲的地方一一瑞金县安治公社(现改名为泽覃公社)红林大队(现改名为泽覃大队)的那个纸槽小屋,常有人来这里瞻仰、学习。几年以前,人们在这个小屋门前的草丛里面,寻到一颗红星奖章。那是苏维埃中央为表彰红军指战员在革命斗争中的功绩而颁发的一种奖品。那染着斑斑血迹的红星，是毛泽覃烈士光辉一生的象征。毛泽覃的英名,就象一颗红星,将永远在祖国的史册上放射光芒。
一九七八年九月
本文章摘抄于“文史资料选辑”第五十八辑，有湖南师范学院政史系编写，文字少有更动，图片来自网络，侵权删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