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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的12月26日，随着苏联发布的一个声明，红色巨人轰然倒下，瞬间变成了15个大小不一的国家。
与此同时，在中俄霍尔果斯口岸，也突然涌来了三万多人。
他们齐声高喊：“我们是中国人！我们要回国！”的口号，乞求解放军放自己过去。
面对这些人，中国的边防军只能赶紧打电话，向党中央请示。
这一切，都要从性质恶劣的“伊塔事件”说起。
新疆是中国最大的省份，面积占全国的六分之一。新疆与苏联及其前身沙俄帝国的国境线，也达到了三千公里之多。
在历史上，沙俄与苏联对新疆的侵略和渗透，从来没有停止过。
公元16-18世纪，沙俄一边向我国扩张，一边以条约的形式，将既得利益固定下来。其势力，一度到达了额尔齐斯河纵深地区。
在武力侵略的同时，俄国也对我国进行了经济渗透。在东北方向，他们以东亚铁路为主干进行经济掠夺。
而在新疆方面，则是以古老的通商手段打开局面。
十九世纪中期，中俄两国签署了《中俄伊犁塔尔巴哈台通商章程》，俄国商人开始大量向新疆伊犁地区进发。而随之而来的，就是文化的渗透。
不过，这种情况并没持续太久。随着苏联革命的成功，沙俄势力被消灭，其文化渗透的力度有所减缓。
但是，先前到来的俄国人，已经在新疆地区开枝散叶。他们及其家属，一下子就成为了苏联侨民。
他们裹挟当地民众，使用苏联的课本，学习俄语，接受“祖国是苏联”的文化教育。
他们并不认为自己是中国人，甚至觉得中国只不过是自己的“第二故乡”。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中苏两国都遭受了巨大的损失。相比起中国，人口本就稀少的苏联，所受影响更为巨大。
他们大片的土地撂荒，粮食、蔬菜产量严重不足。为了能维持自身发展，苏联曾邀请中国人去帮他们搞建设。
在毛主席同意后，确实有一部分中国人到了苏联工作。但是，苏联对中国劳工并不好，不仅让他们干最累的活儿，衣食住行的供应还不好。慢慢地，这种劳务的流动就停止了。
时间很快来到了20世纪60年代初，由于政治理念不同，中苏两国的关系开始出现裂痕。
而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在毛主席拒绝他组建“联合舰队”的提议后，断掉了对中国的一切援助，撤回了所有专家，两国的关系急速降温。
在这种情况下，苏联开始不管不顾，策动中国的边民叛逃到苏联去。
当时，中国的经济正处于低谷之中，老百姓的粮食不够吃。而苏联人在边界线上架起大喇叭，天天向中国方面广播，说到了苏联就有面包牛奶供应。
同时，苏联的情报人员和外交人员一起，对位于边境地区的塔城、伊宁两地的中国百姓发放所谓的“苏侨证”。只要有了这个证件，他们到了苏联之后也不会被遣返。
为了增加己方的宣传力度，苏联方面还鼓动在苏联的中国百姓，给自己的亲友写信、邮寄面包、肥皂、衣服等物品，以展示苏联方面的富裕。
而在当时的中国，大部分商品都是限量供应的。两相对比下，边民对苏联的期待与日俱增。
此时，一个巨大的集体叛逃计划，已经在酝酿之中了。
但是，苏联却还是觉得不够火候。他们开始策动中国方面的地方和军事干部，加入到组织叛逃的行列中来。
其中比较著名的，是中国的两位少数民族少将：来自维吾尔族的祖农·太也夫，和来自塔塔尔族的马尔果夫·伊斯哈科夫。
此二人都曾经和苏联有过接触，所以很容易就被策反了。他们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往来于伊、塔两地的农村和牧场之中。
不少边民听信了他们的鼓动，都觉得苏联一侧就是天堂。
随着1962年的到来，开始有零星的中国边民叛逃。中苏之间的边境线太长，根本无法全面看守。
而苏方人员，则是剪开铁丝网，接应中方的叛逃者越境。中国的边防战士察觉情况有异，于是就在边境线上树立了多块写有“背叛祖国可耻”的牌子。
但是，叛逃人员仍然络绎不绝。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叛逃人员开始越来越多。
终于在1962年4月22日，一次恶性的集体叛逃事件发生了。
一开始，仅仅是几十个中国边民在行动。他们拿着行李，拖家带口地前往霍尔果斯口岸，要求出关到苏联去。
由于没有合法的手续，边防战士没有允许他们通过。结果，这些人和战士们吵了起来，甚至还动了手。紧接着，就开始有越来越多的人涌向口岸，要求出关。
而苏联一侧，此时却开来了几十辆卡车。他们打开车灯，为准备非法通关的中国边民照明。
同时，一部分苏联士兵打开自己这一侧的关口，协助边民上卡车，前往早已准备好的木屋。他们的高音喇叭不停地传出声音，给边民们指引路径。
此时，中国的边防战士已经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他们立刻向上级领导作了汇报，请示是否可以开枪。
领导一边向上反映，一边命令战士们不得开枪。这些叛逃的边民，怎么说也是自己的同胞，怎么能随意去伤害呢？
没用多长时间，消息就传到了中南海。
当毛主席听说后，态度倒是十分豁达。他命令边防战士们，不要为难这些想走的边民。他们想走就让他们走，我们不仅不阻拦，还要欢送。
边防战士们立刻执行命令，不再阻拦边民，允许他们来去自由。
中方放行后，叛逃者立刻通过口岸，冲向了苏联人的汽车。苏方人员扶着他们一个个地上了汽车，向临时的安置点开去。
在那里，确实如苏联人的宣传一样，有现成的面包和热牛奶。边民们兴高采烈，就像过节一样。
在之后的三天里，共有6.2万名中国边民，通过霍尔果斯口岸和塔城的巴克图口岸，前往了苏联。
那两位新疆少数民族的少将，也给中央和军区打了报告，表示自己日后要在苏联生活。
而伊宁、塔城两地，人口出现了巨大的缺额。有的生产队，全部人员都跑光了，有的也仅仅剩下了几个老弱之人。
原有的生产集体配置，直接陷入了解体的境地。此时正值春耕时节，没了农民，四十多万亩的土地只能撂荒。
加上被带走了二十余万头牲畜，中方的总体经济损失，达到了976万元之多。
而这，还不是最重大的损失。在伊犁、塔城两地边民叛逃后，额敏、伊宁两地的人也想步其后尘。
他们距离口岸较远，坐汽车很不方便，于是便和车站的工作人员起了冲突。暴力事件逐渐蔓延，最终演变成了两千多人围攻伊犁政府的恶性事件。
这些人抢夺武器，打杀前来维持秩序的民兵，只为拿到前往苏联的手续。如果没有解放军部队的及时支援，此事很有可能演变成武装叛乱。
面对如此严重的损失，中国方面自然不能不发出声音。外交部很快就提出交涉，明确反对苏联煽动中国边民叛逃的做法。
之后，新疆当地政府也行动起来，查封部分地区的苏侨协会，没收其宣传品，限制其人员外出自由。
对于领事馆，我方也作出了限制，不再允许他们散发任何文字宣传品，不允许他们办理通关手续。至于他们前往新疆其他地区的申请，我方也是一概拒绝。
对于那些仍然计划逃往苏联的老百姓，当地政府则是组织人力物力，尽量给他们提供生活上的帮助。
接着，部队进入伊宁、塔城地区，帮助地方重新建立了领导机构。
为了尽快恢复生产，部队还推行了“三代”政策，即代耕、代管、代牧，以备叛逃人员回来后，能够有生活的依靠。
经过了一系列细致的工作，新疆的几个边境县市总算稳定了下来，边民们不再想着去苏联了。至此，“伊塔事件”总算是告一段落。
那么，那些叛逃而去的中国边民，是否过上了他们期望中的好日子呢？
正所谓希望越大，失望越大，他们的遭遇，与苏方的承诺相去甚远。
在过了三四天衣食无忧地生活后，他们便分批地被拉上汽车，送往苏联境内的各个集体农庄。
有些人，甚至被送到西伯利亚伐木。过了一段时间，他们才发现，自己的生活与国内相比，并无太大改善。
而且，苏联人也慢慢撤去了笑脸，不仅对他们冷言冷语，而且食物、衣物的供应也远不如从前。很多人开始后悔，觉得自己不应该离开祖国。
有那么一批人，生活的供应较好，这些人就是苏联方面单挑出来，准备为己方从事间谍活动的人。
苏联对这些人进行了一些训练之后，便以“遣返”为名，让他们回中国从事破坏活动。我方此时，对苏联的任何行为抱有怀疑，所以并未接收这些人员。
但是，我边防人员，仍然多次发现少数人非法越境，返回中国。经过调查，这些人都是甘心为苏联卖命的间谍。
面对严峻的形势，人民政府重新调集了一批战士进入新疆，增强边境武装力量。
同时，生产建设兵团也对边防进行了优化，增加了巡逻队，改变了以前“有边无防”的情况。逐渐地，苏联在新疆的非法活动被肃清了，边境的天空重新变得明朗起来。
随着时间的车轮不断滚动，中苏两国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中国在1976年迎来了变革的契机，最终邓小平异军突起，建立了以自己为首的领导集体，国家也很快走上了经济建设的道路；
而苏联方面，随着较为年轻的戈尔巴乔夫上台，当年与中国全面对抗的形势也开始改变，双边关系重新恢复正常。
1989年2月，苏联外长谢瓦尔德纳泽访华。
邓小平在会见他时表示：“中苏两国的关系，应该结束过去，放眼未来！”这句话，象征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
很遗憾的是，这个新的时代是属于中国的，而不属于苏联。
1991年，就在中国因改革开放而国力蒸蒸日上之时，苏联却在西方的忽悠下，主动放下了武器。
这一年的12月25日，戈尔巴乔夫宣布辞职；第二天，苏联最高苏维埃共和国院宣布，苏联不再维持曾经的体制，正式解体！
苏联解体，对那些叛逃而走的中国边民，其实并无太大的影响。但是，随之而来的经济危机，却让他们始料未及。
曾经抱团取暖的东欧国家，由于货币化滞后，让西方资本钻了空子，国家资本大量流失。
而苏联的继承国俄罗斯，虽然家大业大，但是却听信了一些所谓“经济学家”的话，走上了“经济休克疗法”的错误道路。
一夜之间，俄罗斯物价飞涨，原有的货币几乎等同于废纸。
经济环境持续变差，这让那些原本生活就难以保障的中国边民，更加雪上加霜。
经过一番商议后，他们决定重回霍尔果斯口岸，亮出自己中国人的身份，以期能回归祖国。
不久之后，就发生了我们开头时说的那一幕：三万多当年的叛逃边民来到口岸，喊着：“我们是中国人，我们要回家”的口号，希望得到回应。
边防军立刻将情况反映给中央，中央也很快给出了回复：
这些叛逃边民当年走的时候，并没有合法的通关手续。如今几十年过去了，他们也无法证明自己的身份，所以中国根本不可能接受他们！
其实，中央的决定还有另一层意思：中国公民的身份是神圣的，既然当年你弃如敝屣，那今天就让你高攀不起！不能和国家共患难的人，国家也没有义务继续保护你们！
最终，在得到回复后，聚集在口岸的三万多人慢慢散去，去俄罗斯以及那些从苏联分裂出来的国家艰苦求存了。
“伊塔事件”的发生，有当时国际上的因素，但最主要的原因，还是我们在经济仍不发达的情况下，未能对国民进行正面的教育。
最终，听不见祖国声音的边民，在饥饿的威胁下，只能选择去听信谣言，到另一个国度讨生活。
由此可见，经济发展和宣传工作同样重要。想要国富民强，就必须双手并重，既给百姓富裕的生活，也给他们正确的理念，让他们爱自己的国家。
参考资料：
百科 “伊塔事件”
新疆“伊塔事件”．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引用日期2022-04-21]
顿时春、陈伍国: 1962年新疆“伊塔事件”的历史渊源．青海省社科院 [引用日期2022-10-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