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在上海的初次会见
一九二一年七月间,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后,中共中央在上海成立中央各部门的机构。当时，我在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担任编辑工作和职工运动的计划工作。在上海工作的同志差不多都是学生出身,对革命事业的热情很高,但经验不足。第三国际代表马林不满意我们的工作部署，他提出要陈独秀回上海负起中央书记的责任,并要求重新制定切实可行的工作计划。他认为中国共产党的工作任务不能局限于在一部分学生和工人中活动，工人运动和学生运动固然是要紧的;但更重要的是要在广大劳苦群众中发动民主革命运动，要在政治舞台上展开新型的中国民主革命运动。当时在上海的一些同志认为马林的意见是看不起中国共产党，对他有些反感，但又不得不请陈独秀回上海来同马林商谈。约在旧历重阳前后，中央派我到广州接陈独秀回上海。陈独秀回到上海以后，受了同志们的思想影响，也与马林发生了意见分歧。
张太雷同志是在八、九月间由莫斯科回来的。他担任马林的助手,终日忙于翻译,并为马林搜集和整理资料。陈独秀同马林会谈,由张太雷同志任翻译。陈、马会谈了两次，两人之间的矛盾更尖锐了,尤其是在中共与第三国际的关系问题上,发生了很大的争执,会谈停顿了,关系僵持了。张国焘当时被认为是接近马林的人，但是他也没有主意,不敢作声，因此，奔走于陈独秀与马林之间和传递信件的只有张太雷同志一人。
南成都路辅德里北边的一个里弄新建的楼房，我们在那里租了两栋房屋,一栋是书记办公室,另一栋是组织部办公室。有一天上午八、九点钟的时候,我到中央书记办公的地方谈工作,进去时，正遇见张太雷同志同陈独秀谈中共与第三国际的关系问题。张太雷同志劝陈独秀说:共产主义运动,全世界是一个整体,都应该在第三国际领导之下活动，中国共产党是第三国际的一个支部，……。话还没有完,陈独秀发起火来,说:中国的革命要根据中国的历史条件和经济条件来推动，我们一无所有，犯不着戴人家的现成帽子，你的话同马林的话是一样的，我听不进，……陈独秀站起来拿着帽子要走,张太雷同志请他坐下来继续谈下去，但是，陈独秀还是很不高兴地走了。陈走后，我才同张太雷同志互相自我介绍和谈话。这一次,我们虽然是第一次见面，但互相间并不甚生疏，因为一九二〇年间,我在武汉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工作并兼任C.Y的书记,张太雷同志此时在天津华北明星杂志工作,是天津的C.Y的负责人.他当时叫张春木。当时各地的C.Y开会的情况是互相通报的。我们在C.Y的通报上互相知名，所以一见面就很亲切,好象是旧友重逢似的。他很直率地对我说:马林对中国的情况有些不明了，但他是第三国际的代表,是来指导我们的,我们要尊重他。再说中国共产党如果不同第三国际建立正常的关系，那么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是什么呢?难道说我们还能走独立社会党的路线吗?第二国际那更是臭名远扬的了。仲甫先生太感情用事了。我们一定要说服他，一定要把他和马林的关系搞好。你有机会也可以找仲甫先生谈谈，劝劝他。我们谈了一个多钟点才分手。张太雷同志一直同马林一起搜集和整理资料，研究草拟中国共产党的工作任务的新方案。马林在指导中国共产党的工作中，得张太雷同志的帮助很大。不久渔阳里二号被法国巡捕房查抄，陈独秀被保释出来后，同马林再行会谈，才决定中共与第三国际的正常关系,不过在名义上中共不受第三国际的经济支援，只有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受赤色职工国际的经济支援。这一次纠纷的解决，张太雷同志起了很好的作用。
二、在武汉重逢
一九二一年九、十月间,渔阳里二号陈独秀的家被法国巡捕房查抄,当时被捕的陈独秀夫妇之外,还有杨明斋、柯庆施和我共五人。当天黄昏,邵力子、褚惠生(即褚辅成)因为来访陈独秀,也被带到薛华立路法国巡捕房(即法租界的会审公堂)。最初，我们这五个人中谁也没有承认其中有陈独秀，褚惠生到巡捕房的候审室同我们见面后,即大声对陈独秀说:仲甫呀!这是怎么回事啊!我刚刚到你家里，他们即不由分说地把我带到这里来，真是岂有此理呀! 如此，陈独秀就不得不承认他是陈独秀。陈独秀被捕的消息一公布出来,很快就传到全国各地。褚辅成、邵力子当时都被认为是租界中的高等华人，立即被释放了。我们三个人因为是在陈独秀家里同陈一起被捕的,加之又没有什么高贵身分,所以同陈独秀一起收监。第二天上午九时初审,陈独秀的夫人高君曼当堂开释，我们四个人仍收监。当天黄昏,陈独秀被不知来历的人保出去了，我们三人坐了五天洋牢,才被保出来候审。事后了解,才知道在我们被捕以后,张太雷同志同马林等就设法营救,陈独秀是交了铺保而被释放的。马林是有经验的人，他知道巡捕房除了对进步人士进行迫害外,还要敲竹杠。在马林出钱,张太雷同志等出力的情况下，才把我们保了出来。他们还请了一个名叫巴和的外国律师为陈独秀辩护,因为没有什么充分的证据,所以落案的罪名是:“新青年杂志有过激言论”,妨碍租界治安,情念初犯,罚款五千元以示警戒。当时我们也只要能脱身，就没有再进行申诉了。陈独秀出狱以后，在张太雷同志的帮助下同马林继续商谈。因为经过了一次风险,彼此之间的成见也逐渐消除了,马林的意见才为陈独秀所接受，除了对工作计划作了详细的部署以外，并提出民主革命的方案,内容是中国共产党同孙中山所领导的国民党建立联合战线,由马林出面与孙中山进行初步商谈。
自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以后,列宁同孙中山有几次书信来往，但无实际接触。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运动局限在广东一隅，时起时伏,一筹莫展。“五四”运动以后，中国共产党建立了，中国革命有了新的领导力量。第三国际鉴于中国革命形势的发展,特派马林到中国来从事国共两党联合战线的活动。但是当时有一些共产党人对于孙中山那样一个大而无当的破烂不堪的国民党并不感兴趣。好在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即采取民主集中制，个人服从组织、地方服从中央、中央又是服从第三国际的组织原则,因此,马林提出这个方案在得到了中国共产党的承认之后就决定与孙中山面谈。张太雷同志是马林的助手和翻译,所以马林的这个方案,张太雷同志是参与谋议的。马林到南方去访问孙中山，张太雷同志以翻译的身份与马林同行。马林曾经在香港进行革命活动而被香港政府驱逐出境，因此,他这次不能再经过香港，不得不由上海到武汉再转粤汉路南下。
一九二一年九、十月间,我在上海打完了法国巡捕房的官司之后,中央即派我到武汉工作。有一天，接到张太雷同志的电报，要我于某月某时到汉口怡和码头接船。我一时莫名究竟，即约陈潭秋同志作伴到怡和码头，见张太雷同志同马林由岳阳号轮船的特等舱中走了出来。我同张、马都是熟人,陈潭秋同志与张太雷同志是初次见面。见面后,张太雷同志即低声对我们说:我们在汉口不能耽搁，要立即到粤汉铁路候车南下。我们即在江边雇了一只小船,朝徐家棚码头过江。在小船上，张太雷同志对马林、陈潭秋和我说:我们又在这里会见了，真是人生何处不相逢啊!马林很兴奋地说:但愿我们下一次在广东见面。
我们在徐家棚车站买了两张头等车票，两张到武昌的二等车票，等候一个钟点左右,火车即开动了。到武昌通湘门车站时，我同陈潭秋同志下了车。当时粤汉铁路并没有全线通车,中间还有相当长的路程需要步行，因此，他们此行跋涉之劳,就可以想见了。
三、在广州的三年
一九二三年冬天,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联合战线正式建成，中共方面的负责人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谭平山、张国焘等都先后参加了国民革命中的重要工作，陈独秀曾一度担任孙中山先生重建帅府的宣传工作,李大钊、毛泽东、陈潭秋等同志任改组后的国民党中央委员或候补中央委员。在马林要回国前后,第三国际派鲍罗庭来中国工作。鲍罗庭被孙中山聘为大本营的高等顾问。随鲍罗庭来广州工作的还有军事参谋团如加伦、罗加觉夫、施齐班洛夫等一行十余人。孙中山对鲍罗庭优礼相待，奉为国师。张太雷同志以翻译名义作鲍罗庭的助手，他同鲍罗庭住在一起。鲍罗庭对中国共产党以及国共两党联合战线的指导工作，张太雷同志差不多都参与谋议。鲍罗庭先在东山珠江江畔同苏俄代表团住在一起，后住在东教场省议会斜对面的新建的一栋洋楼中。在广州当时那样复杂落后还没有建立起革命秩序的城市中，苏俄代表团没有警卫,他们的安全保卫工作,实际上是中共广东省委领导下由共产党员担任的。鲍罗庭在广州是一个重要人物,他的安全也就是张太雷同志负担着。张太雷同志的工作，不仅要写作，要制订计划，还要行动，因此他在工作中锻炼成为一个机警、细致、勇敢、沉着的人。我们在广东共同工作了三年。我有时到他那里,或者是在会场中遇到他，他总是表现得平静、机灵、周到、谨慎,随着鲍罗庭的前后左右,寸步不离。一九二五年八月中,廖仲恺先生被刺身死。据当场捕获的凶手陈顺说:是以胡汉民为背景,以胡毅生、朱卓文为首的黑帮暗杀组织干的;其暗杀的对象,第一是鲍罗庭，廖仲恺名列第二,还有其他的共产党人与国民党进步人士共有十余人之多。由此可知当时广州反动势力之猖獗与革命形势的险恶。廖案发生以后,广东省委建立起自己的情报机构与防奸措施。
当时在苏俄代表团任翻译的人很多,如傅大庆、杨明斋、李仲武、卜士奇、王平等。他们除了翻译工作之外，还要担任苏俄专家与各方面的联系和交际工作,如陪许崇智下棋,同黄埔高级军官打球、跳舞之类的活动。张太雷同志则是神龙见首不见尾似的,白天随鲍罗庭活动，夜晚为鲍罗庭搜集和整理资料。鲍罗庭订阅国内外报纸不下十数种,张太雷同志每天要摘要翻译出来,提供鲍罗庭参考,有时鲍罗庭遇有疑难问题或是有关中国方面的问题,还要被谘询。当时中共方面要同鲍罗庭会商的问题,也由张太雷同志负责勾通联系，所以他的工作是日以继夜。当时在广东的同志公认的四个特别忙的人,一个是广东省委书记陈延年同志,一个是农民运动讲习所毛泽东同志,一个是党军政治部主任周恩来同志,一个就是张太雷同志。
一九二六年国民政府准备北伐之前，国民党与共产党的见解各有不同，国共联合战线中发生了分歧。以蒋介石为首 的国民党(不包括西山会议派),是主张走军事投机的老路,他不问是什么集团,什么军队,什么人,只要同意他领导“国民革命”(是形式的国民革命)，他就优礼相待，引为同志。共产党主张先把革命根据地的广东整顿好,把广东的残余军阀、封建余孽、贪官污吏、土豪劣绅予以肃清,把工农群众的组织健全起来，然后出师北伐。所以一九二六年春夏之交，共产党人在党刊《响导》上写了很多关于北伐的论文，大部分都是对蒋介石的军事投机而发。蒋介石也在公众集会上指责共产党破坏他的“北伐大业”。双方闹的很僵。
一九二六年五月下旬,我在陈延年同志那里(广州文明路与文德路之间的一栋楼房的二楼，是广东省委办公地点)，遇见张太雷同志，我问他鲍罗庭有何妙计，蒋介石还是不是那样尊敬鲍罗庭吗?张太雷同志说:“蒋对鲍的礼貌还是如旧,不过我们每逢见面。蒋介石的神情总不象从前那样自然愉快。”陈延年同志说,“蒋介石从前是一无所有,就靠打着联俄联共的旗号争取政治上的出路,现在他有了广东的地盘,有了两三万兵力,就野心勃勃地搞他自己的 打算了，这是资产阶级的本性。”张太雷同志又很感慨地说:“我们除了目前的联合战线以外,总应该有自己的打算,蒋介石和国民党迟早是要同我们分家的,鲍罗庭也和我谈到这一点”。实际情况正是如此,当时蒋介石同鲍罗庭之间已形成了貌合神离,孙中山给鲍罗庭的“国师”待遇,不复为蒋介石所重视了。
四、在武汉政府时期
一九二六年冬天,国民政府随着国民革命军的胜利,政治军事重心逐渐由广州转移到武汉。国民政府迁都武汉，由中国国民党一九二六年十月间在广州举行的二届二中全会作了决议。蒋介石进驻南昌，在武汉设置国民革命军武汉行营，以邓演达为行营主任。他想利用邓演达在武汉控制北伐各军占领长江上游之地，他自己以全力出江浙进驻南京控制东南各省，造成他的党、政、军一把抓的独裁局面。就当时的形势来看,蒋介石企图控制武汉,但又不愿把武汉形成为政治军事的中心，因此他改变了迁都武汉的计划，想方设法把国民政府暂时留在广州不动，或者是把国民政府迁到南昌，以便于造成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局面。广州的国民政府,还是国共两党联合战线的产物。共产党人林伯渠、谭平山还是国民政府的常务委员。鲍罗庭是国民政府的高等顾问,在政治上有相当的威信。随着革命潮流的发展，国民党内也有一些进步人士，如邓演达、陈友仁、何香凝、宋庆龄等都受了鲍罗庭与共产党的影响,形成了国民党左派的阵容。约在一九二六年年底,他们都同鲍罗庭一起到达了武汉,先后成立国民党与国民政府的联合办事处，代行国民政府的职权。生米已经煮成了熟饭，蒋介石就无法控制了。蒋介石为了把南昌与武汉造成对立的局面，曾经把国民党中央的主席张静江，国民政府代理主席谭延闿劫持到南昌。这两个人本来是蒋介石夹袋中的人物,他们既不是革命民众的领袖,也没有革命的群众跟着他们走。所以，他们两人虽在南昌，但国民政府的机构、印信、主管部长却都到了武汉。年底鲍罗庭到武汉后，邓演达在行营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会和晚宴会。鲍罗庭以国府高等顾问的身份讲话。他首先说明革命统一战线的重要与北伐战争的胜利关键;其次指责蒋介石分裂革命势力和违反孙中山的三大政策的错误。他讲了两点多钟,把蒋介石的反动罪行揭露无遗。当时是张太雷同志任翻译。张太雷同志为革命感情所激动,当说到蒋介石在广东、江西屠杀农民、工人与共产党人时,声泪俱下。他说话时，会场寂静无声,说完话后，全场掌声雷动。这情景说明会场听众为鲍罗庭与张太雷的讲话所感动。
鲍罗庭到武汉以后,居住在武昌城内湖上园,张太雷同志夫妇与鲍罗庭夫妇仍住在一起。张太雷同志成为鲍罗庭重要的助手，他白天要到汉口南洋大楼开国共两党的联合会议，夜晚共产党中央负责的同志差不多天天在湖上园开会，这样的紧张局面一直延续到四、五月间。
一九二七年五、六月间,党中央调张太雷同志任湖北省党委书记。当时正是国共联合战线最后濒于破裂的关头,既要同国民党团结,更要同国民党斗争,真所谓任重道远,千头万绪,然而张太雷同志却从容不迫地部署工作。一九二七年七月中,我同张太雷同志在武昌胭脂山啸楼巷二号即湖北省委所在地,因工作进行会谈,他总是那样从容不迫,有条不紊地处理工作，局势愈紧张，他的工作态度愈镇静而坚定。我当时是奉命到南昌待命,而同他接洽转移组织关系的问题。握别时,他很亲切地对我说:暴风雨来了,我们要随时准备应变。这是我同张太雷同志最后一次的会谈，他对人的态度是那样和蔼可亲。他当时穿一件白布衬衣，下着一件旧西装裤子,脚穿一双黄色旧皮鞋，蓬松的头发向后梳着，面色苍白显得清瘦，有点疲劳过度的神态。想不到我们别后不过半年左右的时间,在广州武装起义中他率领起义队伍同反动军阀黄琪翔、张发奎的部队进行巷战，壮烈地牺性了。广州起义是中国共产党继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之后，又一次以革命的武装反击国民党反动派的叛卖和屠杀,它在中国革命的历史上写下了可歌可泣的一页,张太雷同志为党的革命事业贡献了他的宝贵生命，为共产党人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一九七八年八月
夲文章摘抄于“文史资料选辑〞第五十八辑，有包惠僧编写，文字少有更动，图片来自网络，侵权删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