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司令部南下
红军左、右路军在张国焘命令南下以后，敌人已侦悉到我军行动的情报，立即调集部队沿大小金川布防，以敌刘文辉第二十四军两个旅，驻守于大金川沿岸之绥靖、崇化、丹巴一线；
以扬森第二十军四个多旅，扼守小金川沿岸之懋功、抚边、达维一线；
以邓锡侯第二十八军一部驻在抚边以东之日隆关等地，安图凭借高山峡谷，阻止我军南下。
10月7日，张国焘为执行其南下方针.不顾形势对我不利，发出《绥崇丹懋战役计划》,将部队分为左、右两纵队，沿大金川两岸向南进攻。
8日，担任右纵队的我红五军、九军二十五师、三十一军九十三师奉命沿大金川右岸前进，抢占绥靖、丹巴；
前敌总指挥部则率红四、三十、三十二军及九军二十七师大部组成左纵队，向大金川以东地区进攻.夺取祭化、懋功；
红三十三军及九军二十七师一个团则担任后卫，驻守马塘、梦笔山地区，掩护后方。
由于战役是在大小金川地区的崇山峻岭、密林绝壁、峡谷急流等复杂地形条件下进行，我们前敌总指挥部特制订了夜摸、奇袭、小部队迂回等战术要则。
红军指战员们巧妙运用这些战术，以旺盛的斗志和果敢的行动，克服重重困难，出敌不意地过峡谷，夺要隘，占桥梁，渡激流。
至20日，我军先后攻占绥靖、丹巴、崇化、懋功等地，击溃川敌六个多旅、击毙俘获敌军共3000余人。
这次战役以后，敌人再次调整部署，集中了近60个团的兵力设防截击，企图将我军堵截于天全、宝兴西北山谷一带。
10月20日，红军总司令部发布《天芦名雅邛大战役计划》,将部队分为左、中、右三个纵队，全力南进，意图是夺取天全、芦山、名山、雅安、邛崃、大邑等地，建立根据地。
24日，我军指战员不顾连续行军作战的疲劳，又以迅猛之势穿越终年积雪的夹金山，向宝兴、天全、芦山之敌发起进攻。
11月1 日，我军攻占宝兴，10日占领天全，12 日又夺取芦山，先后歼敌数部，前锋逼近邛崃县境。
面对我军步步逼近成都的攻势，蒋介石和四川军阀刘湘惊恐万状，急调其主力王瓒绪、唐式遵、范绍坤等部连同当地敌军共80余团20余万人，布署于名山及其东北之夹门关、太和场、石碑岗地区，以逸待劳，企图与我军决一死战。
在此敌优我劣的紧急态势下，前敌总指挥部侦悉敌情后都主张我军对此战应慎重，但张国焘无视敌情的变化和红军连续作战极度疲劳等客观情况，仍令红军全力进攻名山、邛崃，以我疲惫之师，仓猝进攻精锐之敌，企图与刘湘主力决战，向川西平原发展，威胁成都，结果导致我军在百丈地区经历了南下以来空前激烈的一场血战。
百丈，地处四川盆地的西部，是靠名山东北、邛崃西南的一个重镇。这里和大小金川地区的崇山峻岭不同，是一个平原水网地带，地形开阔，无险可依，宜攻不宜守。
11月13日，我军集中15个团的兵力向朱家场、太和场之敌进攻，至次日击溃敌两个团，占领上述两地。
16日，我军又攻占了百丈镇。
这时敌人以六个旅的兵力向我军反扑，我军奋力还击，打退了敌人的进攻。此后我军继续沿百丈通向邛崃的大道前进。
19日，敌人调集了十多个旅在飞机大炮掩护下，由北、东、南三面向我百丈地区10余里的长弧形阵地发动攻击。这时，在百丈战场上，只见敌人飞机狂轰滥炸，大炮齐鸣，十多个旅轮番向我军反扑，开始是整连整营，后来是整团整旅地向我军阵地作集团冲锋。
坚守在前沿的红军指战员，在敌人疯狂的围攻面前，顽强战斗，与优势之敌展开浴血奋战。因为无碉堡可以固守，无峻岭可以依托，战士们仅凭水网田坎和简单的杂木工事阻击敌人。有的部队子弹打光了，就与冲上来的敌人进行刺刀战；有的战士手臂被打断，就用牙齿咬断导火索，抱着炸药包冲进敌群与敌同归于尽。
经过7昼夜的苦战，我军虽击毙击伤敌1.5万余人.但自己也伤亡近万，战斗力受到很大削弱，被迫撤至名山西北莲花山一线扼险防守。
百丈战役的失利，标志着张国焘南下方针的彻底破产。
事实证明，党中央“南下是绝路”的预言是完全正确的。张国焘无视中央劝告，致使红四方面军和红一方面军之第五、三十二军在百丈战役中均蒙受了巨大损失。
朱德在随红四方面军南下这段时期内，展现了他崇高的政治品德和思想觉悟。如上所述，朱德在思想政治上、组织原则上、路线方针上，坚决反对张国焘的分裂行径，立场坚定，是非分明，绝不含糊。
但在受到张国焘的强制阻挠，无法率军北上、南下已成为现实的情况下，在大敌当前的严峻形势下，朱德以中革军委主席、红军总司令的身份与威望，做党和红军的团结工作，积极参加每一个战斗的具体指挥，以尽可能多的歼灭敌人，减少自己的损失。完全以革命利益为重，从争取战争胜利的大局出发，毫不计较个人的得失，真是忍辱负重啊!
朱德在同张国焘南下路线斗争中，那种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党性与随机应变的斗争策略性，也就是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统一，是处理党内与红军内部矛盾的范例。
对此，毛泽东后来给予高度的评价说：朱德总司令“临大节而不辱，度量大如海，意志坚如钢。”
百丈战役以后，红军总司令部和前敌总指挥部均驻在天全。这时，由于这两个机关均不健全，干部缺额较多，根据作战指挥的需要.又从各单位选调与提升了一批参谋干部到总司令部和总指挥部各局工作。
这时，红军总司令部与前敌总指挥部虽然是两个机关，但因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等经常住到一地、商讨研究问题开会决定作战与行动计划，故总司令部与前敌总指挥部基本上是合署办公。
我们作战科和总司令部作战科就设在一个密林遮掩、环境僻静的山村。因为这时已进入深冬，天全又处于寒冷地区，茂密的森林和沟壑早已披上了早霜，远远望去，白绒绒的一片。
就在这时，红军指战员上自朱德总司令、徐向前总指挥，下至红军战士.人人身上穿着破烂露肉的藏青色单军装，经受着自然界和敌人设置的种种困难的考验。
天全、芦山、宝兴地区.山峦叠嶂、沟壑纵横、溪涧奇出，是个人烟稀少、生产落后、藏汉杂居的地区。我军进驻以后，在开辟地方工作方面，与随军行动的川陕地方党政机关干部，做了很大的努力，先后在懋功、丹巴、宝兴、天全、芦山地区建立了一些地方党的组织和工农民主政权，以及地方武装力量，并发动群众 支 援 我 军 。
但 是 ， 由 于 历 代 反 动 政 府 长 期 实 行 大 汉 族 主 义 统 治 ，当地藏汉民族之间的隔阂很深，少数藏族上层反动分子趁机进行煽动，组织反动武装反对红军，并胁迫群众不与红军合作。
红军云集这里，又不可避免地形成“与民争粮”,兵员与被服补给也遇到了很大困难。在这种情况下，指战员经常以野菜、土豆充饥，最好的时候、也只能每日吃到两稀一干。
当地虽有少数群众参加红军，但补充不了战斗和疾病减员的损失，红军力量日见削减。与此同时，从我们司令部方面掌握的情况看、自百丈战役后，四川军阀主力已集中于名山、邛崃地区，薛岳的两个纵队正向雅安和天全集结，李抱冰部第五十三师则位于康定、泸定一带。这些敌人日夜赶修碉堡，加紧封锁，准备伺机大举向红军进攻。
至此，党中央早先提出的“向雅、名、邛、大南出，即一时得手，亦少继进前途”的警告也得到了证实。
但是，就在红四方面军已处于很被动的地位，南下方针实际已告失败的情况下，张国焘仍然坚持错误，继续进行其反党分裂活动。
12月5日，他竟以其所谓的“中央”名义向党中央发电报宣称：
“甲、此间已用党中央、中共中央、中央政府、中央军委、总司令部等名义对外发表文件，并和你们发生关系；
乙、你们应以党北方局、陕甘政府和北路军，不得再冒用中央名义；
丙、 一、四两方面军名义已取消；
丁、你们应将北方局、北路军和政权组织状况报告前来，以便批准。”
张国焘这种公然的反党行为，理所当然地受到党中央的严厉谴责与驳斥。
1936年1 月22日、党中央作出《关于张国焘同志成立第二“中央”的决定》。《决定》指出，张国焘这种错误倾向，无异于“自绝于党、自绝于中国革命”。党中央同时电令张国焘立即取消他的一切“中央”,放弃一切反党活动，并在全党公布俄界会议《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让全党了解事情的真相，同张国焘错误划清界限。
24日，从苏联回国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林育英(张浩)致电张国焘，指出共产国际“完全同意中国党中央的政治路线”,并要他立即取消第二“中央”。
在此之前，党中央又数电致朱德、张国焘，通报中央与红一、三军同陕北红军胜利会师的消息，以及全国抗日救亡运动风起云涌、国内政治形势发生急剧变化的情况，提出红四方面军北上一致团结抗日的要求。
党中央的决议和对四方面军的亲切关怀，在四方面军部队中引起了强烈反响。尽管张国焘仍对中央进行诬蔑，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表示怀疑，但中央红军北上的胜利和四方面军南下受挫的事实，从正反两个方面教育了广大指战员。
因此、在四方面军中要求北上与党中央会合的情绪日益增长。在这种形势下，张国焘被迫于1 月27日致电党中央：“原则同意中央路线”、“急谋党内统一。”
西北军委率部东征与西进
1935年10月，党中央率中央红军主力到达陕甘苏区的前后，国内政治形势正发生急剧的变化。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在侵占中国东三省后又变本加厉，悍然发动“华北事变”,中华民族的生存受到严重威胁，中日两国的民族矛盾正迅速上升为主要矛盾，蒋介石“围剿”红军丧权辱园的卖国政策越来越受到全国各阶级各阶层人民的反对。
在这一形势下，党中央正确分析与处理各类矛盾，率领中央红军开始了巩固与扩大陕北苏区，建立全国革命大本营的斗争。
这年的10月底，陕甘支队在吴起镇稍事休整后、即向保安东进，于11 月初在甘泉县的象鼻子湾同红十五军团会合。当 时，两军会合时兵力总共1.4万余人。其中红十五军团是由从河南省罗山西征到陕北的第二十五军和陕北红军第二十六、 二十七军组成。
徐海东为军团长.程子华为政治委员，刘志丹为副军团长兼参谋长、全军团共计7000余人。党中央率领的红一方面军因在阿坝的第五、 三十二军随总司令部南下，主力仅剩第一、三军及军委直属队，因此到达陕甘苏区时亦仅剩7200余人，不到一年前从江西瑞金出发时的十分之一。
为此、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决定成立中国工农红军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任命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王稼祥、林彪、聂洪钧、徐海东、程子华、郭洪涛为军委委员，
毛泽东为主席，周恩来、彭德怀为副主席。
同日，西北军委发布第一号命令，宣布恢复红一方面军番号，以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治委员，叶剑英任参谋长，杨尚昆任政治部主任。
同时、根据彭德怀的建议，为了保留南昌、秋收起义的历史传统，继承和发扬井区山的革命精神、决定恢复红一军团建制，将原陕甘支队第一、二纵队合编为第一军团，林彪任军团长，聂荣臻任政治委员，下辖第二、第四师和第一、第十三团。
第十五军团编入红一方面军建制，军团领导不变，下辖第七十五、七十八、 八十一师和骑兵团、警卫团。全军共1.4万余人。
原陕甘支队第二纵队随即恢复为党中央与西北军委的领导与指挥机关。
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是在党中央的直接领导下，并以中央五人团为核心组成的，实质上是履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职权，为什么又叫西北军委呢?
这是因为.
1. 中革军委主席朱德是1934年2月3日经军事委员会选举，副主席张国焘是1935年6月29日中央政治局在两河口会议决定的，如若改变他们的职务，必须通过合法手续。
2. 朱德、张国焘当时均随红四方面军南下，在他们不在场的情况下，由别人代替其职务，不利于党们红军的团结，反而会被张国焘搞分裂党、分裂红军的行径找到借口。
3. 贺龙、任弼时率领的红二、六 军才.不了解党中央与张国焘的分歧所在，也不知道张国焘企图危害党中央的情况，又远离陕北，失去彼此间无线电通信联系。
4.对红二、六军团与红四方面军全部，不能直接领导与指挥，因为当时张国焘在红四方面军有较高的威信、又实全控制了对南下部队的指挥权。
总之，为了中国革命的整体利益，为了全党、全军的团结，取名“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既与张国焘擅自成立“临时中央”与“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形成鲜明的对照，又易被南下部队与红二、六军团理解，也能为张国焘所接受。实践证明这一决定是完全正确 的 。
此时西北军委司令部(也称参谋部)组成如下：
其中一科为司令部指挥机构。作战参谋有孔石泉、王辉、陈友才、罗士保、阙耀华等。机要股股长为叶子龙，副股长为王中军。
正当红一方面军重新组建之际，由蒋介石兼任总司令的“西北剿匪总司令部”决定以五个师的兵力构成沿葫芦河的东西封锁线，并打通洛川、鄜县与延安之间的联系，采用南进北堵，逐渐向北压缩的方针、企图消灭我军于洛水以西、葫芦河以北地区。
鉴此，红一方面军首长决定进行直罗镇战役以打破敌之“围剿”。是役，我军共歼敌一个师又一个团，毙敌师长牛元峰，俘敌5300余人，缴枪3500余支.粉碎了敌对陕甘苏区的“围剿”,巩固了陕甘苏区。
直罗镇战役后.中央红军有了革命根据地作为落脚点，结束了为时一年有余没有后方的流动状态。但是、当时的党中央、红一方面军及其陕甘苏区还面临着实际困难。红军的实力仅万余人苏区面积狭小，人口不多，物质缺乏，红军给养困难、扩军不易。
同时，陕甘苏区周围敌情仍然比较严重：
国民党东北军、西北军分别驻在苏区的南面、西面。
宁夏军阀的步、骑兵师和蒋介石部分中央军正向西兰大道集中。
北面又有国民党军队两个师和阎锡山部五个旅。这些敌人在加紧对我苏区实施经济封锁的同时，正积极策划对苏区新的军事围攻。
为了适应新的国内政治形势，发展革命力量，中央政治局于12月17日在陕北瓦窑堡举行会议。会议经过充分讨论，通过了《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确定了党和红军今后阶段必须“把国内战争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的战略方针，指出了1936年红一方面军的任务是打通抗日路线和发展现有苏区。同时，规定了立即准备东渡黄河，进入山西作战的具体行动部署。
据此，党中央为了能以主要精力指挥主力红军进行山西作战，又能以适当力量兼顾后方基地的建设，决定将西北军委机关一分为二，大部分随主力红军行动，称“前方军委”兼红一方面军总部，由司令彭德怀、政委毛泽东、参谋长叶剑英率领。
其组织机构如下：
另外一小部分留在瓦密堡，成立“西北军委后方办事处”,统一领导后方军事和对前方的后勤保障工作。主任周恩来、副主任聂洪钧、参谋长张云逸。张云逸同时兼后方参谋处一科科长。
为了贯彻党中央渡黄河东征的指示精神，“前方军委”兼总部第一科授命拟制了《四十天准备行动的计划》,以西北军委名义于12月24日下达部队。
随后，苏区党政军民积极开展了东征作战的各项准备工作。1936年1月中旬到2月上旬，由方面军总部组织和实施，第一、第十五军团还在永坪镇、延长之间及其以东地区进行了为期近一个月的临战训练，着重训练指战员强渡江河的战术技术。各部队师、团司令部同时组织作战、侦察参谋现地勘察了渡河地点，拟制了渡河作战计划，颁布和实施了一系列保密规定、以保证渡江作战的突然性和成功率。
1936年2月18日，红一方面军司令员彭德怀、政治委员毛泽东正式下达了东征作战的命令，规定红军第一步作战任务为“东渡黄河，以坚决手段消灭东岸地区之敌，占领吕梁山脉各县，首先占领石楼、中阳、永和等县，粉碎沿河堡垒线、控制渡河点于我手中，在东岸造成临时作战根据地。”
此后我军以勇猛果敢的动作，分别在预定的渡河点迅速突破敌黄河防线，渡过黄河。我军乘胜前进，主力迅速进占柳林、中阳、隰县，并先后击退晋军十个纵队的反击。
3月10日，毛泽东、彭德怀在东征途中发布《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布告》,揭露日寇侵华和蒋介石、阎锡山的卖国行径，向全国发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号召。
这时阎锡山为夺回被占地区，再次集中四个纵队向我反击，蒋介石的中央军一部也陆续进入山西增援。
军委参谋部遂决定以第一军团和八十一师主力沿汾河和同蒲铁路南下，相机夺取赵城、洪洞、临汾，并向曲沃、闻春、运城前进；
以第十五军团主力乘虚北上，相机占领文水、交城及附近地域、威胁太原，并争取创造晋西北游击根据地、与陕北神府苏区打通联系；
方面军直属队及新成立的第三十军等部钳制反击之敌，继续包围石楼，控制黄河渡口.维护后方交通等任务，使我军形成中路钳制晋绥军主力.左右两路分别北上南下的进攻态势。
正当我军左右两路大军展开进攻，中路部队奋力钳制反击之敌的关键时刻，大约在3月中下旬，我军委参谋部在山西孝义以西大麦郊与小股晋军遭遇，当时毛泽东身边没有部队，情况十分危急。
随行的总部作战参谋发现敌人后，立即劝毛泽东到一土洞内暂避，并迅速组织几个警卫员前去阻击.敌以为红军部队出击.随即溃散。
数日后当司令部转移至中阳、石楼、隰县之间时，又遇敌骑兵约两个连。随行作战参谋再次机智地将敌引开，保证了毛泽东等总部首长的安全。
与此同时，方面军直属队等部在叶剑英参谋长亲自指挥下，抗击阎锡山四个纵队的进攻，有力地支援了左右两路军南北两线的进攻，保障了后方交通运输。
在紧张的战斗间隙，我军委参谋部一科不断向左中右路各军制发敌情通报、战斗捷报，保证了我各路红军及时了解战场情况，更好地执行战斗任务。
我左中右路军及廿八军数日战斗捷报
各军：
数日来捷讯：
(甲)我右路军一部攻入襄陵县城。活捉县长一名、民国队长数多，俘获人枪各百余，收音机一架。
(乙)我左路军一部在兴县南端消灭七十一师周团长两个营，缴获完好小无线电一架、骡马八十余匹，伴获连长二名，排长以下二百余人，缴步枪一百五十八支、子弹三万五千发、重机枪一挺、轻机枪三挺、冲锋机枪九架、短枪30支、手榴弹三百八十个、炮弹数百发，敌旅长温玉如被打死，得其手枪、望远镜，团长周森逃走。
(两)我甘八军从神府东渡黄河占领罗峪口、破坏六十里铁路·消灭七十一师丁旅李田一个营之一个连部，营长被打死，俘虏连长一名，士兵十九名，缴步枪卅余支、轻机枪一挺、子弹数千发、手榴弹百余个。
(丁)我中路军一部消灭蒲县民团一队，缴步枪十余支、子弹数百发。
军委参谋部
四月三日二十时
我军主力分兵作战以后，阎锡山一面反复请求蒋介石火速增援。 一面急调部队全面堵击。3月下旬，蒋介石特派陈诚入晋担任其中央军总指挥，协助阎锡山组织对红军的反攻，企图夺取黄河渡口，围歼我各路军于黄河以东地区。
4月3日，彭德怀、毛泽东命令我左、右路军迅速收拢兵力，集中歼敌，何机回师西渡。
4日，我左、右路军分别西移。
14日，左路军红二十八军在向黄河方向移动过程中在中阳之三交镇与敌发生激战。战斗中该军军长、陕甘苏区创建人之一的刘志丹不幸中弹牺牲。
鉴于敌军群集山西，我方面军入晋作战已达到目的，5月2 日，我左、右两路军与总部会合后，总部首长即下达了渡河命令。至5日我军全部渡过黄河，进至 延 长 、 延 川 、 永 坪 地 区 休 整 。
至 此 ， 我 军 在 历 时 75天 的 东 征 战役中，共消灭敌人七个团，俘虏4000余人，缴枪4000余支，炮20余门，并扩大红军8000余人，筹款30余万元，既歼灭了敌军，缓和了陕甘苏区的紧张形势，又接近抗日前线，扩大了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政治影响，达到了一举两得的预期目的。
记得1959年夏，叶剑英在空军师以上干部大连集训班上讲话，提到1936年红军东渡黄河之战时曾说，开始有的同志有不同意见，认为红军刚在陕北站稳脚跟，应该休整巩固，不宜东征。
但毛泽东说：红军应该在发展中求巩固。山西的人力、财力比陕北多得多，两个多月的作战确实壮大了红军，毛泽东的预见是符合事物发展辩证法的。
红一方面军东征结束后.毛泽东等“前方军委”首长返回陕北，西北军委后方办事处随即撤销，其参谋处合并到西北军委参谋部，设四个局，其中第一局由边章五任局长。
1936年5月5 日.党中央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和中国人民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名义发表了《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率先放弃“反蒋”口号，提出在全国范围首先在陕甘晋停止内战的建议。
但蒋介石不仅拒绝了这一建议，而且还着手成立晋陕绥宁四省“剿共”总指挥部，准备对陕甘苏区发动新的“进剿”,继续坚持以武力消灭我党我军。蒋介石这一倒行逆施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反对。
驻守在陕甘苏区西、南面的国民党东北军和西北军倾向抗日，已同我党初步建立了秘密的统战关系。党中央全面分析了当时敌我形势，决定红一方面军和陕甘苏区红军继东征之后再度西征，向宁夏进攻，以造成扩大陕甘宁根据地，向北打通与苏联、外蒙的联系，向南沟通与红四方面军和二、六军团的联系，并争取东北军和西北军走向抗日，与我军结成统一战线。
据此，西北军委参谋部和方面军司令部迅速草拟了我军西征作战部署。5月18日，西北军委于延川县大相寺正式发布西征战役命令，决定组成西方野战军，以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叶剑英为参谋长，刘晓为政治部主任，下辖第一、十五军团和第八十一师、骑兵团等共1.3万余人，进行西征，打击坚持反共的宁夏马鸿逵、马鸿宾部，扩大陕甘宁边区根据地。
命令下达部队以后，野战军司令部在叶剑英参谋长领导下，迅速组织各部队进行战场侦察和临战训练。
5月20日，我西方野战军兵分二路相继西进。
左路军红一军团从延长出动，经蟠龙、安塞、吴起镇，相继进占曲子、阜城；
右路军红十五军团从延川出动，经永坪，进占定边以南地区。
野战军司令部率直属队及第八十一师随右路军之后跟进。
由于党中央在西方野战军西征开始即主动与东北军打通联系，并把“以不与东北军正式作战为原则，对马鸿宾则坚决打击之”作为我军行动方针，促使我军西征第一阶段作战顺利，至6月中旬即占领陕甘宁三省边境广大地区。
6月4日，野战军司令部在初步统计了战果的基础上，草拟了我军西征第二阶段的行动部署，由野战军首长宣布下达。其基本任务为“以最大努力赤化占领区域，摧毁安边、定边、豫旺堡及豫旺城的支点，打击敌出扰部队，肃清民团，解决本部给养、冬服材料。”
此后，我野战军各部队即按此部署，先后多次粉碎敌军反击袭扰，消灭所在区域与我为敌的民团，获得赫赫战果。
在此期间，驻于我军南线的东北军骑兵军军长何柱国，乘张学良去南京参加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之机，按照蒋介石命令，指挥所部及东北军其他部队，自固原至庆阳一线向我军北犯，并先后攻占我军的阜城、马岭等地，继续向曲子推进。
我野战军首长本想避免与其作战，未料何柱国有恃无恐继续向我进攻。针对东北军的大举进犯，7月14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对我军制敌方略提出以下意见：
“甲，在对敌两团以上兵力作战时，似宜集结更优势兵力，期于一举消灭之。
乙，在作战条件不具备时，不妨再引退些，把敌诱至有利条件下，以便一举歼灭，这里需要多的忍耐性。
丙，扩大与训练部队，使红军生息强大，造成将在战略上大举反攻之主要条件。
丁，对何柱国指挥进剿之全部东北军，宜决定消灭其一部，这样并不会妨碍大局，反有利于大局。
戊，对西征以来的整个指挥，我仅是提出以上各条，在你的过去部署中大概都包括了，现提出来望特别考虑一番。”
根据军委首长上述指示，我西方野战军总部乃决定集中两个军团的主力给该敌以坚决打击。17日，柱国以其骑六师又向我军作试探性进攻，当即被我一军团第二师一举击溃。
此后因张学良业已回到西安，何柱国所部遂放弃向北犯。这样到了7月底，我西方野战军经过两个多月的战斗，歼敌两个团又一个营，俘敌旅长以下2000余人，缴获各种枪2000余支，马500余匹，解放了环县、豫旺、同台、定边、安边、盐池等城镇，开辟了纵横400余公里的新区，为迎接红二、四方面军的北上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