嘹亮的军号声唤来了黎明，我睁开眼睛，一片金色的阳光已经在山顶上闪耀着。
山谷中，仍然是黑蒙蒙的，茂密的树林团团覆盖着幽深的峡谷，除了山，还是山，没有一块平地。
几天来，我们一直在这样的崇山峻岭中行进。
过湘江以后，我们红八军团先于胡岭一带负责警戒全州的桂敌。
十二月六日，又奉命同红五军团扼守老山界各隘口。
老山界，地图上称为越城岭，耸立在湘江西岸，是湘、粤、桂边有名的五岭之一，最高峰海拔二千一百多米，上下八十余里路，所谓路，也仅仅是悬崖绝壁间的羊肠小径，远远望去，象一条细长的带子，伸向山巅，坠入峡谷，曲曲弯弯隐没在丛林深处。
这里地势险要，真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
我军居高临下，以要道隘口为屏障，使敌人不敢轻进。
第二天，我红五、八军团移驻唐洞， 仍以一部扼守老山界隘口，迟滞敌人并破坏来路。
完成阻击任务后，我们胜利地翻过老山界，赶上了主力。
过了老山界，山势未见平缓。
路，越走越陡，山，越爬越高。
前边，仍是一望无尽的群峰。
这里是人烟稀少的苗族聚居区，人们都叫它大苗山。
一路上虽然看到过几座苗寨，但寨子里空无一人。
苗族同胞素有搬迁的习惯，过去我就听说过“桃树开花，苗子搬家”，可是在反动派的欺压下，苗胞们只能向山高林深的地方躲。
大概是因为他们分不清红军和反动派的区别，听到红军来到的消息，也同往常躲避汉人一样，在山上藏身了。
这些苗胞跑山极快， 有时前卫部队看到人影，三转两转就再也找不见了。
出发以来，罗荣桓主任一再强调要各单位注意做好沿途的群众工作，我们无线电队在这方面一直做得不错，几次受到军团政治部的表扬。
可是，在苗山上，连个人影都找不到，又如何进行群众工作呢？
连续的山地行军，使同志们相当疲劳，最糟糕的是粮食也快吃光了。
昨天晚上，司务长把保存了几天的一块猪肉拿出来，加上红薯，做了满满一大锅肉烧红薯，全队同志香甜地吃了一顿。
大家吃得高兴， 只有司务长在暗暗发愁:明天要是再找不到老百姓，我们就真要断粮了。
早上，我咬了咬牙，让司务长把最后的一点粮食也拿出来，煮了稀粥。
这可真是名副其实的稀粥啊，除去稀稀拉拉的几把大米和切得碎碎的红薯，比清水汤稠不了多少。
一些战士喝了四五碗，把肚子灌得圆圆的。
不管怎样， 毕竟算是吃过了早饭，队伍又继续前进了。
出发后，大家的情绪很高，欢笑声此起彼伏，几个兴国同志还兴致勃勃地哼起兴国山歌来。
看着同志们个个生龙活虎的神气，我也受到了感染。
是啊！血染湘江，突破敌人第四道封锁线之后，敌人的威胁被暂时地摆脱了，后面的追兵被甩得很远，高山密林也使敌人的飞机失去了威风。
眼下，同志们流露出来的胜利的情绪，不正是我们用以战胜一切困难的精神力量吗？
山路，依然是那样陡峭，同志们挑着沉重的器材，一步一步地往上爬着。
不一会，都大汗淋漓，不停地喘着粗气，每进一步，都要使出全身的气力。
刚才的欢笑声渐渐消失了。
队伍前进的速度越来越慢。
在一块开阔地前，我停下脚步，担心地望着正在攀登着的同志们。
突然，一阵争吵声传入我的耳朵。
“给我，排长。"
“不，还是我挑。”
“排长，我能行。”
“服从命令。”
运输排刘排长声音一下严厉起来。
声音消失了，刘排长挑着担子出现在我的面前。
后面，一个年轻的战士撅着嘴跟上来，一见到我，那个小战士就振振有词地告起排长的状来:“政委，出发时排长讲的和我轮番挑机器，可是，到现在连担子边都不叫我碰一下，这，这合理吗？"
这小鬼委屈得几乎掉下眼泪。
我看看刘排长，他只是用毛巾擦着汗津津的额头，站在那里笑着，说:“我行啊，路还长着呢。”
手里紧紧地握着扁担， 扁担两头结结实实地拴着收发报机。
看情形，这副担子他非要垄断不可了。
一路上，运输排不知吃了多少苦，可器材却毫无损坏，只是在过湘江时掉在江里一副双电池。
为这事，刘排长自责得比谁都厉害，这是多么强烈的责任感啊。
从那以后，每次行军，他都不声不响地把收发报机挑在肩上。
谁都知道，这副担子，是整个电台的灵魂。
对于这场争论，我没有表态，只是对刘排长说了一声“在这里休息一下”，便匆匆拔腿向军团部走去。
昨天晚上，我就听说军团卫生部担架队要解散，这消息在我脑子里转了一夜。
过湘江后，我们电台也减员不少，器材又这么多，这么笨重，如果能够给我们补充几个人，就解决大问题了。
运输排减少了十来个人，沿途又无法找挑夫，实在拖得疲惫不堪，不及时朵取措施，很可能不出苗山就会被拖垮，同军团首长去说一下，兴许会给我们几个人，我一边走一边盘算着。
到了军团部，他们也在休息。
我找到黄苏政委，开口就把路上想好的理由一条条摆出来，谁知，没等我把话说完，他就发起火来:“这几个人补充战斗部队都不够，哪能给你们？告诉你，一个人也不给，如果把电台丢了，我杀你脑壳。”
这个钉子可碰得不轻，我不免有些懊丧。
看到我失望的神情，罗荣桓主任笑了:“袁政委，电台的同志是很辛苦，可是，连队更需要人呀。”
道理我是清楚的，连队多一个战士，打起仗来前线就添一份力量。
和他们相比，电台再重要毕竟还不是冲锋陷阵。
可是，我们的处境也实在困难。
接着，罗主任又说:“你们无线电队出发以来一直是军团的模范单位，领导上相信你们，你也要相信电台的同志们，只要讲明道理， 我们的红军战士都能以一当十，克服任何困难的。”
罗主任的一番话，一下子使我开窃了。
对呀，把困难摆到大家面前，群策群力，依靠大家来想办法，一定能把电台运出苗山。
回到电台休息的地方，我就把干部召集起来开会，让大家出谋划策。
大家沉默了一会，认真考虑着眼前的问题，运输排长第一个打破了沉默:“电台是同志们用生命换来的。我们排人虽然少了，但是我们要一个人挑两个人的担子，就是爬，也要把器材带走。”
靳子云同志接着说: “运输排是最吃力的，现在应该集中全部人力保证运输排的任务。”
他的建议，得到了监护排长的赞同。
很快，大家就形成了一致的意见:抽调人员加强运输排的力量，号召党、团员带头克服困难。
这时，司务长又提出来粮食问题， 这一下，刚才兴奋的情绪又低落下来。
是的，两天来，一到休息的地方，司务长就带着人到处设法搞粮食，可是，没有找到苗族群众，有时路旁的粮食也被前面的部队吃光了，有钱买不到粮食，实在让司务长为难。
“我看，粮食问题必须赶快解决。队伍出发前，先派几个人到前面去搞粮食，搞不到别的，搞些红薯也好，来不及煮，就吃生的，搞到粮食就在路旁等候部队。”
这突如其来的声音才使我发觉，罗荣桓同志不知什么时候来到了我们身边。
他的意见，立刻得到大家的拥护。
开完会，司务长就带着几个炊事员提前出发了。
队伍整装出发时，我又一次做了动员，提出了“人在器材在”的要求。
在党、团员带动下，同志们纷纷要求参加运输排的工作，个个争先恐后，这么一来，倒让刘排长作难了。
当一切准备就绪，部队就要出发的时候，一向话不多的通信员小赖突然拉住我:“政委，我也要当个运输员，为电台贡献力量。”
这个小鬼身体瘦小，怎么挑得动机器？
我没有理他。
他见我没有答应，更着急了:“政委，别看我个子不高，可是在山里长大的，爬山可是个行家！再说，我也要向党、团员同志学习呀。”
望着他那满含期望的目光， 我只好点了点头。
他立刻一跳老高，敬个礼，转身就跑。
“回来！”
我喊住他:“到排里要服从领导，不许逞能。”
他笑了笑，答道:“是！”
“还有，把你的枪和挎包留下来。”他脸上的笑容消失了。
“政委，你的担子够重的，我不能再给你增加负担。”
说着，一溜烟地追赶队伍去了。
望着他那一蹦一跳的身影，我心里热乎乎的，有这样的战士，还有什么困难不被踩在我们的脚下呢？
中午，我们开始向顶峰攀登。
面前是高耸入云的峭壁， 抬头看去，帽子险些掉下，再向上只能在嶙峋的怪石间择路而攀。
同志们早已饥肠辘辘，全凭着顽强的意志，一寸寸地向上攀登。
大家把勒紧裤带节省下来的最后一点应急干粮，这时都集中起来，让挑器材的同志添一点力量；
有的同志甚至把脚上穿的草鞋脱下来给打赤脚的运输员。
为了保证器材的安全，每个运输员的身后都有一、两个同志当“保险”。
山路崎岖，大家就把器材捆在背上，有的则紧紧搂抱在怀里，犹如母亲照料襁褓一样。
有一个同志实在走不动了，就背着器材一点一点往上爬，直到昏过去，仍咬紧牙关一声不吭。
我们的这些运输员，真是个个都称得起英雄好汉。
正是凭着这种团结友爱和一往无前的精神，我们胜利地越过了山顶。
站在山顶上，象是上了蓝天，一片片白云在脚下飘过，绵延西向的群岭在眼前起伏，胜利的欢慰犹如林涛海啸，激荡在我们心中。
饥饿和疲劳连同这八十里大山一道，被红军战士战胜了。
下山路上，两个炊事员已经等在路旁，一大箩筐的红薯放在身边。
这真是雪中送炭呀。
同志们美美地吃了一顿生红薯，嗬！又甜又脆，既解饿，又解渴。
我问这两个炊事员从哪里搞来这么多红薯？
他们兴致勃勃地讲起来:昨天夜里，前面部队驻在山上的一个苗寨。
深夜，寨里突然四处起火，我们的同志在救火时抓住了三个冒充红军放火的家伙，一审问，原来是敌人派来搞鬼的，他们妄图把放火的罪责嫁祸给红军，却被警惕的红军战士抓住了。
于是，我们的同志连夜在村里召集苗族同胞，让这三个放火者自己向大家交代了敌人的阴谋。
反动派的罪行和红军奋不顾身救火的生动事迹教育了苗族群众，红军又给了全寨受灾的苗胞许多白洋。
这一来，苗族群众把红军当成了救命恩人，纷纷把藏起来的粮食拿了出来，一些青年还要求跟着红军打反动军阀，我们的司务长赶到那里，几乎没有费劲就买到不少粮食，还找到了挑夫。
两个炊事员绘声绘色的述说，把大家都吸引了过来。
愚蠢的敌人做梦也想不到他们竟然帮助红军把群众动员起来了，这真是“搬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不知是谁喊了起来:“走啊，下山吃大米饭喽！”
队伍欢笑着向山下跑去。
下了山，天已经黑了，到处升起了炊烟。
这情形，使我想起了三天前在老山界上的一件事。
那天，我们翻过山顶以后，部队休息了。
我看到路旁的地上堆了几块石头， 上面架着一只茶缸，旁边有一位同志正跪在地上用双手拣着干草，填在石块中间，又划着一根火柴，引着了柴草。
借着火光，我发现这位同志原来就是刘少奇同志。
刘少奇
他当时是党中央政治局委员，长征时跟随我们红八军团行动。
过去，他曾到电台讲过几次话，我们对他很熟悉了:“首长， 你为什么不叫警卫员帮你弄呢？”
他站起身来，拍了拍手上的泥土，微笑着说:“这点事情我会做，也能做，为什么一定要别人来做呢？”
望着那越烧越旺的火苗，他又说:“你看，这不是很容易吗？到处都是干柴，有一点火种就可以点燃。毛主席不是讲过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吗？就是这样一个道理。”
少奇同志的话，象是在我心中燃起了一团火。
我激动地向他敬了个礼:“首长，请你放心，我们的同志一定会战胜一切困难，成为革命的火种。”
少奇同志信任地点着头，紧紧地同我握了握手。
夜幕中，那一堆堆耀眼的篝火在我前跳动着，把苗岭映得通红。
我们红军不正是革命的火种吗？
这火种是任何反动派也无法扑灭的，迟早有一天，革命的烈火一定会冲天而起，烧遍整个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