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10月至1946年7月，我在抗战胜利后的中国度过了9个月，这9个月，对于中国人民以及美国对华政策来说，可称为希望与不幸参半的一段时期。
在中国，对于由纸币发行过量导致的通货膨胀，以及由通货膨胀引发的更严重的贪污腐败等问题，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和国民党已经完全束手无策。
日本撤离后，国民党接管沿海城市的工作做得很失败，且相信凭借先进的美式装备能够在内战中打败共产党。而共产党在任何可能的地方扩充兵员，为内战作好充分动员准备。
美国的对华政策在日本投降之前的那几年，就已经被证明是缺乏深谋远虑且毫无理性的，在此危急关头，唯一能做的就是临时制定策略，派遣乔治·马歇尔将军在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斡旋调解。
形势日益恶化，我在此期间参与了美国在华新闻处的建立。如同纸牌搭建的房屋，建得越高就越不稳定。
我们的问题显露出来，起始于美国的战时工作开始崩溃。1945年8月中旬，随着和平的到来，200多名在华为战时新闻局工作的美国人准备回国，其中，很多人一起租用轮船从重庆穿过长江三峡顺流而下，来到汉口和上海。
担任战时新闻局驻重庆办事处主任的比尔·霍兰德目睹其在战时苦心经营的成果，在瞬间毁于一旦。
他需要帮助，为此，我们需要将新闻工作扩散到“光复区”的主要城市中，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于9月底离开华盛顿再次前往中国。
不同于1942年我飞往中国的经历，那次我开拓了穿越非洲来到中国的先例，1945年这次则是在航空运输司令部的支持下，先游历了饱受战火折磨的欧洲各国的首都。
我先是乘坐泛美航空公司的飞机从纽约前往爱尔兰。这是一架“大型运输机，其内舱是普尔曼卧铺车厢的两倍大，大概是最新型号吧”，它是短途飞行，只需飞越大西洋，飞得很慢。
我在伦敦逗留了一周时间，仿佛回到了家乡。我与查尔斯爵士以及诺拉·韦伯斯特共度了一个晚上。查尔斯曾在华盛顿参加了邓巴顿橡树园会议并协助创立了联合国，如今，60岁的查尔斯担任“外交部筹备会议处特别助理”。
我在牛津大学的主考官杰弗里·哈德森邀我在白厅俱乐部共进午餐。此外，我还在我的妹夫小亚瑟·施莱辛格位于伦敦的高档住宅区的房子里小住了几天。
在航空运输司令部安排的行程中，我随后前往巴黎、马赛、罗马、那不勒斯、雅典以及开罗，包括公交汽车、军用伙食和住宿的军营都已经安排就绪。
接着，又前往阿巴丹岛、卡拉奇、德里、加尔各答、昆明，最终于10月12日抵达重庆，威尔玛开着战时新闻局的汽车来接我。
我们在中国再次重逢，但这时情况随时会发生变化。我们的办事处正准备从重庆下游处搬走，因此，这次搬迁使得我们又要分开很久。
幸运的是，在我1945年10月到达重庆时，自吹自擂的大使赫尔利已经返回华盛顿了。
在此之前，他前往延安发出其乔克托式的战争呼吁，同时，他开始装腔作势地发挥美国人的调解作用，想要促使国民党和共产党组成联合政府，但对两党来说，双方都宣称自己愿意接受调解，这只不过是现实需要的权宜之计。
当时，出任美国国务卿的是来自美国钢铁公司的斯特蒂纽斯，此人颇为消极。
罗斯福去世之后，强势的赫尔利反对驻外事务处的工作人员经过慎重考虑得出的结论——避免偏袒中国国内任何一方，宣布美国的政策是支持蒋介石。
事实证明，这个无用而又愚蠢的决定，促使我们最终选择了“冷战”（反对共产主义）来解决外交问题。这几乎没给我们留下操作的余地，一旦蒋介石被打败，我们将会被驱逐出中国。而蒋介石的失败也是我们多数人早已预料到的事情。
对我而言，此次在中国逗留的这段时间是与1942年至1943年的经历完全不同的。
首先，抗日战争结束，美国正在收拾残局，一边遣送日军回国，一边尽力阻止国共内战。
1945年12月至1947年1月这一年时间里，马歇尔将军一直在为双方调停，他希望通过协商建立一个联合政府，以避免国民党政权被共产党革命所推翻。
我在中国逗留的那段时间还算太平，当时两党签订了协议，处于停战状态。
其次，我不再是独自工作、有时间就去会见各个政治派系人物的那个观察员了。相反，在我接任比尔·霍兰德的主任职位后，我成为美国政府部门的一位领导人物，主管上海办事处总部以及10个分支机构，这10个机构可以通过不同媒介与中国民众保持联系。
在这9个月期间，我们将战时新闻局的工作重心从中国西部移出并扩展到中国的光复区。
战争结束后，战时新闻局的整个心理战部门也无用武之地了，于是，大约150名美国人返回美国。
而战时新闻局的信息部逐步转变为新成立的美国新闻处，由大使馆直接领导，处理一些文化关系方面的工作。
1946年上半年，我们继续一边扩大活动范围一边准备转型过渡。从1945年9月至1946年4月1日，美国籍员工由125人裁减到25人，中国籍员工也从706人减少到342人。
其中，永安分部（位于东南部，原属日本控制区）与兰州分部已经撤销；昆明分部精简为一个代理处，由领事馆负责；
此外，成都代理处隶属于重庆，天津代理处隶属于北平。与此同时，分支机构只设立在上海（办事处总部也在上海）、广州、汉口、北平、台北以及奉天（沈阳旧称）。新闻出版和管理工作都集中在上海。
汉口美国新闻处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首要工作重点包括：（1）中英文新闻报道；（2）中文专题报道；（3）图片、展览及广告。
因为，这些都是手头现有的可以发布的资料。幻灯片的制作工作也停了下来，电影和图书的发行也被推迟。文化交流的相关工作等丛书的出版和对当地居民的调查完成后才能开展。文化关系司的人员交流计划由大使馆的威尔玛负责。
无线电通讯网络为我们开展所有这些工作提供了便利，此前，无线电通讯是在美国军方的控制下，由战时新闻局开发的通讯工具，当时被用来发送战地记者的新闻报道。
如今，我们利用莫尔斯电码和中国数字代码将其扩展为一个快速通讯系统，从而使各个分支机构与上海总部紧密联系在一起。
这意味着，借助无线电通讯网络，我们不仅播报新闻，同时还继续发送战地记者和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信息，此外，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内部人员也可以用来处理一些私人事务，这是其他任何民用机构都无法做到的。
同时，我们还可以为其他人发送生死攸关的信息，如金融危机或国家利益等信息。掌握了通讯就意味着掌握了权力，所有人都来奉承我们，我们也结交了很多朋友。
收回被占领土后的中国，人们对于知识充满渴望，亟须我们为此提供帮助。他们需要了解世界新闻并阅读各类书籍。
当时，中国的政治命运仍然不明朗，因此在我看来，中国对于信息的需求似乎与对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物资供应需求一样紧迫。这是一个非常严峻的挑战，我因此将返回哈佛大学的时间从1946年4月1日推迟到了1946年8月。
如果我不能亲力亲为保证工作顺利完成，又怎能期望美国新闻处的其他同事尽职尽责，继续开展工作呢？
10月18日，我与比尔·霍兰德一同前往上海（当时我是他的副手，担任信息处副主任一职）。我们住在上海国际饭店，用餐则在华懋饭店。
如今上海的丽兹酒店由美国海军进行管理，我们的办公室就设立于此。
大街上，人山人海，有军车、人力车及黄包车（黄包车是一种前面或后面与自行车连接的人力车）、出租车，行进的中国军队，在陈旧的电车前穿行的商店售货员，在交通拥挤的街道上卖报的小女孩，一些很快将被遣送回国的留着胡子的锡克族警察，还有各式各样的美国军人，穿长袍的中国买办，从上游返回的投机者，白俄罗斯的舞女，无依无靠的德国人，四处徘徊的日本士兵和患有结核病的苦力。
街上的景象，不免映衬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上海依然是一座国际化的大都市，而她也仍然可能被任何掌控黄浦江上炮舰的人所统治。
那年上海的冬天异常寒冷，尽管我们美国人住在最豪华的住所，普遍穿着加厚的毛衣、袜子，整天大衣不离身。
然而，挑战是在这种仪器设备缺乏的情况下，我们仍然不得不继续开展新闻工作。
正如在我推迟返回哈佛大学时，写给保罗·巴克的信中所述，中国正处于以下状态：
全国范围内，实行了停战却并不太平，其中，暗杀、殴打、暴力、监视以及大众游行示威等事件极有可能会继续增加。
当代的知识分子和自由主义者正试图抓住机会为实现民主而努力奋斗，其中很多人为此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美国新闻处的工作，有可能会促使理性回归，多少会缓解形势的恶化，在一定程度上，减轻这个国家所面临的灾难。
在比尔·霍兰德返回美国后，由我接任战时新闻局驻华办事处主任。此时，我面临的基本问题是，如何为上海办事处总部留住大量专业人才，使其更好地服务于10个分支机构。
为此，我找到了一个绝佳的机会。海外新闻专题报道处的4位女性专家从战时新闻局驻孟买办事处飞越喜马拉雅山来到上海。
显然，她们的到来保证了上海工作的良好开展。其中，新闻简报部由露丝·路易斯和爱丽丝·福特负责；专题报道部由战时新闻局中国职员主管刘尊棋和艾米·舍菲负责；图片部（包括广告、图片展览以及图片新闻）由海琳·普莱森特负责。
她们都是忠于职守且技能熟练的专业人才，深信他们的事业大有前途。
另一件幸运的事是，我发现了另一个人才——布兰德利·康纳斯，他是海外新闻专题报道处的图片编辑，在中国建立了自己的图片工作室。我任命他为上海办事处总部的运营主任。
布兰德利有着富裕且有文化底蕴的家庭背景，但他并不依赖于此。他有着敏锐的洞察力和有时在身高体壮的人身上才能发现的旺盛精力，他身高体壮且嘴里经常叼着香烟，因此，常常被人误认为是一名难缠的纽约的稽查人员或是黑帮人物。
最重要的是他对一切事物及所有人都了如指掌，是一位了解细节、处理后勤工作的能手。
他结交了各行各业的人，甚至是机场的飞行员，连飞机起飞的时间都很清楚；他还认识总领馆的秘书和其他所有大人物，且极能体察上级的需求。
他能搞定一切事情，因此，每个人都找他帮忙。但他的技能都在制度范围内，严格遵照规章制度。
他善于捕捉有报道价值的新闻，常常从华盛顿清晨发来的最新电报中，截取有用的信息，在晚上睡觉时，转告给有关官员哪些是需要知道的。
［1950年6月某天黎明，朝鲜的坦克越过“三八线”驶向汉城，此时，在华盛顿国务院工作的布兰德利正准备关闭发报机上床休息，突然截获到这一消息，并立即转告迪安·艾奇逊。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是他在伦敦出任公使期间，之后不久他便猝然辞逝了。］
我很幸运，有他帮忙主持办事处总部的工作。
在众多我没法一一提及的专家的帮助下，美国新闻处中国分部最终得以建立。同时，我更加坚信，大多数工作的开展需要有两位管理人员。
正是由布兰德利掌控工作进展，我才得以时不时前往南京大使馆汇报工作，并到各个分支机构视察工作。
在过渡时期（直到7月1日，布兰德利接替我的工作，成为与大使馆联络的主要公共事务官员），我与大使馆之间的联络员是约翰·梅尔比，他深思熟虑，拥有丰富的工作经验，曾在拉丁美洲和莫斯科工作，如今，很快适应了中国的环境。
我的工作包括给10个分支机构下达官方指令（授权、限制、要求、建议），我自然想到：“如果是罗伯特·赫德处在这个位置，他会怎么做呢？”
结果便是，我在1945年圣诞至1946年6月1日，共寄出了44封通函。这些通函，内容涉及美国新闻处方方面面的工作，通常由上海总部的专业人员起草，旨在使所有人对于多层面的工作运行情况有一个全盘的了解。
对于图片新闻的发布（1946年4月24日，34号通函），我们有一个名单，上面列出了110家拥有印刷图片的制版设备的出版机构，所以，我们准备了110张照片和插图说明，并立即分发下去。
对于专题报道的发送（背景信息不同于从旧金山电台收到的新闻简报），其内容由中文翻译部门主管（自1941年开始，同样隶属于战时新闻局）负责选择，并由上海总部运营主任批准。
通常来讲，我们翻译的材料仅仅是已在美国出版过的，通过邮寄或无线电方式从旧金山、纽约或是华盛顿等地发送过来。
这些被翻译的内容最终合成为周刊《新闻资料》，每期8页，包含8到10篇文章，共发行5000册。（其中2750册为直邮杂志，其余发放到各个分支机构。）
我在名为“美国新闻处在中国的目标”的20号通函（2月11日）中，提出了几点个人看法：
1、提供新闻报道，而不是有意宣传。
2、 既要增进理解，又要注重行动。
“我们希望提供美国人面对困难并克服困难的一些实际经验，以此鼓励中国人直面并克服他们自身的问题。”
3、 现代化而非美国化。
“对我们有益的未必对中国有益。中国的问题是科学与民主相互结合的问题，是将科学、民主与中国文化传统融合并运用到大众生活的问题。”
4、实事求是而非巧妙推销。
“展现一幅完整而真实的美国风貌，而不会人为淡化经历中的困难、问题和失败。
为了保持可信度，即使不利于我们的事情也应该第一时间进行播报，绝不向观众过分吹嘘。
此外，保持实事求是的另一个原因在于，我们要为独立行动提供可靠的思想基础。
而诸如公民立法权、投票权、罢免权在政治腐败的中国并不是灵丹妙药，因为即使在美国，这些也并非万能。”
当我们在中国进行机构建设时，战时新闻局远东地区副局长助理戴德华和他手下负责中国事务的办公室主任约翰·考德威尔正就美国驻华新闻处所需的预算、人员配置以及部门需要的指令等问题，与华盛顿方面进行交涉。
考德威尔（出身于福建传教士家庭）专程来到中国，用6周时间了解这里的情况。通过军方渠道，我们用电传打字机与华盛顿保持联络，并用自认为精练的语言与乔治交换了意见。
我所面临的行政工作上的危机，主要是人事问题，即如何将经验丰富的工作人员团结在一起，形成一个核心。
1945年12月15日，马歇尔负责调停国共冲突的通告引起了轩然大波。由范宣德、迪安·艾奇逊以及马歇尔为杜鲁门总统起草，并转交给蒋介石的公开声明中的措辞十分谨慎，以免冒犯到中国人的尊严，极力维持马歇尔公平调停人的身份。
我和临时代办沃尔特·罗伯森在重庆收到这份声明的同时，还收到一篇来自华盛顿的新闻报道，其中说，杜鲁门的声明乃是一国首脑向另一位首脑发出的最严厉的谴责等，这与华盛顿的政策完全不符。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很快，我发现这篇新闻报道出自美国新闻处上海办事处总部，于是，第二天我乘坐飞机飞到上海调查此事。（我还不想马上就去见马歇尔将军。）
此篇新闻的作者并不是一位破坏分子，而仅仅是一名普通记者。他认为，他只是提供一部改写的作品，并声称任何一家报社都有可能为了向读者强调新闻而进行改写。
这种做法我是头一次听说。幸亏这位记者受到合众社聘请，前往合众社香港分社工作。
弄清楚这件事后，我召集了美籍职员开会，因为他们是保证在华工作顺利进行的核心力量。如果我不公正地对待他们的同事，他们很可能会辞职回国，因此我作了以下几点声明：
（1）他并非恶意为之；
（2）马歇尔的使命很微妙；
（3）由于我们是政府雇员，不能违背国家的政策。
对于这件事的具体处理方法为：
我们这位同事已经辞职，到合众社工作，我会推荐他，同时我也会向马歇尔将军保证，我们会做好本职工作。
经过一番讨论后，此事最终的处理方法得到大家的认可，于是，我向罗伯森作了报告，并告知当事人已经离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