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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初，梁实秋一行登上一辆破旧的大汽车，伴随着车身稀里哗啦的东摇西晃，朝着成都方向缓缓驶去。这是国民参议会组织的一支慰劳视察团，准备利用两个月的时间，到整个华北前线巡视慰问。
作为成员之一的梁实秋，原本在接到通知的时候，并不打算参与其中，但在参政会秘书长的劝说下，梁实秋想到自己自抗战以来，一直蛰居在后方，并没有真正做到共赴国难，如今有机会上前线巡视，至少可以亲眼看到前线的实际情况，也算是为抗战做了些有益的事情。
慰劳团抵达西安之后，随即开始慰问视察工作，他们先向蒋鼎文献旗，再向胡宗南献旗。但胡宗南对慰劳团的到来并不感冒，干脆装病不肯接见。
按照原定计划，慰劳团抵达西安之后，就要前往延安。对于去延安访问，梁实秋有着很大的兴趣，因为在与友人的谈话中，梁实秋得知延安是一个没有官僚气的地方，老百姓甚至可以直接和官员谈话。这样的现象，是梁实秋在国统区从未见过的。
因此，梁实秋等人便找到八路军办事处，请他们通报延安方面，协商具体的行期。几天之后，重庆方面转来毛主席致国民党参政会的电报，据梁实秋回忆，电文的大意是对慰劳团访问延安甚表欢迎，但不欢迎梁实秋的到来，如果一定要来，延安方面便以高粱酒和小米饭招待。
毛主席在电文中点名不欢迎梁实秋，弄得梁实秋一时间有些尴尬，其他慰问团团员不明所以，出于对梁实秋的考虑，遂决定放弃延安之行，改为前往咸阳参观“劳动营”。
毛主席在统战工作方面向来待人热情，尽量团结一切能够团结的同志，为何对梁实秋却如此厌恶，甚至明确点名表示拒绝呢？
1928年3月，徐志摩和梁实秋、闻一多等人，创办了《新月》月刊。创刊号上，梁实秋的一篇《文学的纪律》，让梁实秋举起了新月派的理论旗帜，先批判颓废文人的浪漫行为，后又对革命文学加以非议，甚至将鲁迅作为革命文学的障碍而加以嘲讽。
对于梁实秋的这些非难，鲁迅发表文章作了评析，揭示了梁实秋要求“思想自由”的无用以及他们所具有的复杂性。而梁实秋也紧随其后发表文章，对鲁迅作了进一步责难，用激将法逼迫鲁迅表明自己的政治态度和思想信仰。
对于梁实秋的用意，鲁迅完全明白，于是再次发文作了巧妙地答辩，让梁实秋的企图落了空。不甘心的梁实秋拼凑了诸多理由，鼓吹文学没有阶级性，露骨地反对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
梁实秋的这些言论，自然受到以鲁迅为代表的左翼作家的批驳。对此梁实秋仍不肯承认文学有阶级性，重复一些旧话作无力的争辩。
这一场论战并没有因此而结束，梁实秋又开始针对鲁迅的翻译，指责鲁迅关于无产阶级文学理论著作的翻译是“死译”。梁实秋这样做并非是针对翻译本身的探讨，而是借机责难鲁迅和否定无产阶级文学理论的著作。
其实在很早以前，鲁迅就已经在译作的后记中，解剖了自己翻译过程中存在的缺点，但梁实秋仍针对鲁迅翻译中的缺点大做文章，可见其另有用意，因此鲁迅再次发文进行了批驳。
梁实秋的种种做法被鲁迅一一批驳之后，更是咬住鲁迅不放，因此二人的辩论愈发激烈，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在1930年前后，梁实秋多次发表文章，直接中伤鲁迅，蓄意对鲁迅进行政治陷害。
鲁迅看到梁实秋的这些言论之后，气愤撰文对梁实秋作了辛辣的抨击，将其称作“资产阶级文艺批评的走狗”。
梁实秋和鲁迅的这一场论战，从最初的学术、文艺观之争，逐渐演化为共产党和国民党在文化战线上的一场论战。后来毛主席曾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点名批评了梁实秋是资产阶级文艺，对鲁迅的观点表示了赞同。
1937年北平沦陷之后，梁实秋得知自己上了侦缉队的黑名单，匆匆登上了前往天津的火车。随着形势越来越严峻，梁实秋感到不能继续在天津待下去，决定前往南京向国民党政府报到，为抗日救国做一点事情。
那时候的南京已经被轰炸过几次，各方面都是一片混乱，让梁实秋不禁感到报国无门。不久有人告诉梁实秋，让他去中研院的招待所，又等了几天后，教育部发给梁实秋两百元生活费和一张船票，让他去长沙候命。
1938年7月，国民政府在汉口召开国民参政会，在民社党主席的提名下，梁实秋当选参政院。虽然参政会没有实权，但却是在当时全国人民一致对外的象征，毛主席、邓颖超、董必武等人也在其中。
参政会结束后，《中央日报》迁到重庆复刊，梁实秋被担任作为该报副刊的主编。在发刊之日，梁实秋发表了一篇《编者的话》，立刻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应，其中“有人一下笔就忘不了抗战”“不必勉强把抗战截搭上去”等等言论，立刻被认为是梁实秋鼓吹文学“与抗战无关”而加以批判。
很快，重庆的文化战线再次被梁实秋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大家纷纷发表文章指责梁实秋，老舍甚至以“文协”的名义起草了一封公开信，指责梁实秋的言论是破坏团结，有碍抗战文艺的发展。
这场论战的热潮给了梁实秋很大的压力，趁着疏散前往北碚的时机，梁实秋辞去了主编职务，并发表文章继续为自己辩驳，但仍遭到众人的批判。
以上这两件事，便是毛主席明确拒绝梁实秋访问延安的原因。但考虑到当时的政治形势，梁实秋这一次延安之行的流产，其实是国共双方的一次政治较量，和梁实秋个人并无太大关系。
在慰劳团视察之际，国共之间的冲突一直持续，并且愈演愈烈。在慰劳团视察前后，蒋介石掀起了三次“反共高潮”，从未放弃消灭共产党，独裁中国的目标，慰劳团的运作实际上成了蒋介石此后一系列军事进攻的舆论先导。
国民党从自身利益出发，操纵慰劳团变成自我维护、攻击对手的舆论工具，共产党为了维护与统一战线自己的独立地位，断然拒绝慰劳团的视察，而梁实秋将这件事理解为共产党对自己的个人成见，是完全不妥当的。
参考文献：
[1]王芳.梁实秋:矛盾的复调人生[J].高中生之友,2010(18):29-32.
[2]荣挺进.梁实秋先生“延安之行”考辨[J].西昌师专学报,1996(03):1-9.DOI:10.16104/j.issn.1673-1883.1996.03.012.
[3]徐世强.毛泽东为何两次点名提到梁实秋[J].党史文汇,2009(02):28-29.
[4].毛泽东为何不欢迎梁实秋访延安[J].福建党史月刊,2014(17):30.
[5]徐世强.梁实秋访问延安被拒的背后[J].档案记忆,2017(02):38-39.
[6]刘炎生著. 才子梁实秋. 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1995.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