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没有选择过度紧缩从而避免硬着陆，产业周期兴起又提升了经济韧性，制造业回归等产业政策让货币政策避免“空转”。风险又是什么？
对于全球主要经济体公共债务问题的担忧已经困扰市场多年，此前的多数研究表明，债务过高会带来一系列的问题，比如说债务可持续性、国有企业僵尸化以及经济运行效率降低，但与此同时，由于在金融危机和新冠危机中，财政也扮演了重要的逆周期调节的作用，财政对于经济的稳定和推动作用，也越来越被市场关注。
财政政策再认识
总体而言，对于财政作用的新探索，聚焦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在全球金融危机和COVID-19疫情之前，研究认为自主财政政策（discretionary fiscal policy）响应太慢或难以退出，与此相比，自动稳定器（automatic fiscal stabilizers）——即在经济衰退期间自动增加支出或减少税收——被认为更加实用。但严重的金融和社会危机使各方达成政治共识，部署更快速、多样化和新颖的财政措施，不仅仅依赖财政的自动稳定器功能。具体而言，在全球金融危机期间，财政干预措施支撑了私营部门的资产负债表，并在货币政策受限时刺激了总需求。类似的案例导致了对财政政策的重新评估。
与此同时，有证据表明，财政政策随着时间推移变得更加逆周期，尤其是在发达经济体和严重衰退期间。逆周期性主要通过支出方面体现，其中社会保障福利是高度逆周期的。
美国案例
从主要国家的经验来看，美国在新冠疫情期间的大规模财政支出，是近期最为值得研究的案例。总体而言，美国政府自2020年疫情开始以来已承诺投入超过5万亿美元的新冠疫情救援和刺激支出。这一空前的财政刺激旨在应对公共卫生危机和经济衰退，支持家庭、企业和整个经济。
具体来看，2020年3月,《新冠肺炎救济、救助和经济安全法案》（CARES法案）获得通过，提供了超过2万亿美元的经济救助，包括向个人发放直接付款、增加失业救济金、向企业提供贷款和补助金，以及为医院和州/地方政府提供资金。2020年12月，另一项900亿美元的新冠肺炎救援法案获得签署成为法律，延长失业救济金，提供更多直接付款，并为疫苗分发、中小企业和学校分配资金。
2021年3月，《美国救援计划法案》获得通过，这是一项1.9万亿美元的刺激法案，包括1,400美元的直接付款、扩大失业救济金、向州/地方政府提供援助，以及为疫苗、检测和学校提供资金。在2021年和2022年期间，国会继续批准额外的与新冠疫情相关的支出，包括支持航空业、增加半导体制造、以及为检测、疫苗和医疗保健提供更多资金的法案。
这些纾困计划看起来较为抽象，但根据统计，在超过5万亿美元的疫情救助计划中，家庭部门获得了其中的1.8万亿美元，占比超过三分之一；企业获得1.7万亿美元，占比也为三分之一。其他的救助计划则被重点用在医疗以及受疫情影响较重的行业，比如说交通运输。
财政资金的大规模使用，带来了美国债务的大幅度增长。以美国政府债务余额来看，其在疫情之后出现了快速上升，在2019年底，其规模约为23万亿美元，到了2020年底，债务余额就已经超过了27万亿美元，到了2021年底则接近30万亿美元。换言之，在两年时间里，美国政府债务上升了20%。而在过去的两年不到的时间里，美国政府债务余额已经逼近35万亿美元。从2019年到2024年4月底，美国政府债务上升超过10万亿美元，幅度接近50%。美国政府债务占GDP的比重，也从2008年的40%，上升至2020年的126%，在十多年的时间里翻了三倍。
债务的大幅度上升，带来了名义经济增速的提高。在2021年和2022年两年，美国的名义增速都达到了双位数，而到了2023年，名义增速有所回落，但也超过了6%。由于美国的经济增速基本维持在2%左右，名义增速的快速增长意味着通胀率的显著上升。从CPI通胀率来看，2021年和2022年，美国的CPI通胀率分别为4.7%和8.0%。通胀的爆表也导致了美联储的持续加息，时至今日，通胀似乎已经成为了伴随经济的幽灵，这也带来了美国经济出现“高通胀、高增长和高利率”的典型三高迹象。
几点思考
复盘美国经济经历的这一轮轨迹，有几个问题值得思考。首先，财政在经济中的作用不可小觑，尤其是在经济遇到结构性问题以及私人部门消费以及投资意愿不足时；第二，财政的刺激具有连续性，但能否改变经济的形态，取决于刺激的力度和决心，从美国的经验来看，政府净债务的增长比例需要达到相当规模（超过10%的GDP），才能改变经济运行的轨迹；第三，当经济形态改变后，希望通过常规的紧缩来让经济恢复常态，似乎有些天方夜谭，但如果不能接受经济的新常态，那么就需要付出经济严重失速的代价。换言之，一种经济形态的改变，需要伤筋动骨，但要想在改变之后回归原态，可能需要至少同样的反作用力，但由于对经济的紧缩作用也会过强、并导致前功尽弃，因此政策决策者往往不会对经济政策进行U型反转，适时适度调控往往是更加实用的选项。
从美国的经验来看，没有选择过度紧缩避免了经济的硬着陆，新的产业周期的兴起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经济的韧性，而让制造业回归等产业政策则让货币政策避免了完全的“空转”。但无论如何，在经济面临巨大不确定时选择大规模财政刺激，虽然最终是必然选项，却也面临着巨大的风险。从这个角度而言，研究美国的政策决策机制可能是下一步的重要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