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上河图》（明·仇英·局部·苏州商业繁华景象）
01 行商
明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苏州府吴县。
行商陆二载着满满一船灯芯草前往吴中售卖，与以往不同的是，这一次陆二打一开始便愁容满面，内心忐忑不安。
临行前，陆二从相熟的行商处打探到一则重要消息：眼下官府在水陆商道上设有层层关卡，对来往行商大肆征收商税，行商们叫苦不迭，他们建议陆二能躲就躲，甚至这趟不去也罢。
灯芯草买卖是陆二养家糊口的生计，断无轻易舍弃之理，但好友的经历也让陆二提心吊胆，这一路上神经一直处于高度紧绷状态。
怕什么来什么，纵然万般小心谨慎，陆二依旧没能躲过税官们的围追堵截。面对穷凶极恶的税官，普通百姓哪有什么招架之力，陆二也只能乖乖掏钱，选择破财免灾。
可路上关卡之多显然大大超出了陆二的想象，他这一船货值不过八两银子，但几轮盘剥过后，陆二就交出了四两的商税，即使这一船灯芯草不要成本，他这趟买卖也肯定是亏到姥姥家了。
然而，陆二的霉运并未就此结束。
当船行至青山地界时，新一波税官正翘首以盼，等候陆二送上门来。陆二小本生意，身上哪有如此多的银两用来交税，只得求爷爷告奶奶，恳请税官通融通融。
想让税官体恤百姓，简直就是痴人说梦，最终，陆二领到的只是税官劈头盖脸的一顿呵斥。
走投无路之下，既悲且愤的陆二将一船灯芯草统统搬到岸上，随后一把火将其烧了个一干二净。在税官目瞪口呆地注视下，陆二毅然乘着空船掉头返航，从此彻底告别了自己的行商生涯。
这是时人周晖所著《金陵琐事》中记载的一则真实故事，在当时，这样的事件绝非个例，类似陆二的遭遇每天都在重复上演，上至丝帛锦缎，下至瓜果蔬菜，所有流通商品无一例外都被反复征收重税。
为此，万历二十九年五月，南直隶巡抚刘曰梧曾上疏痛陈：“南直隶各地税使横行，恶棍云从，仅长江三四百里间便有五六处税收关卡，重复征税，敲骨吸髓，民脂民膏枯竭矣。”
那为何朝廷对此仍是熟视无睹，放任自流？
因为，这一切都始于帝国最高统治者——万历皇帝朱翊钧。
02 皇帝
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三月初八，北京紫禁城。
一纸诏书连夜从紫禁城发出，万历下诏命文武百官明日一律待在家中反省一天，好好想一想自己是否存在失德之举。就在这天，乾清、坤宁二宫突发大火，火焰冲天，两座大殿顷刻间便双双化为了灰烬。
皇帝很生气，群臣人人自危，但归根结底官员们不过是给老朱家打工的职业经理人，要说老天爷降灾，源于皇帝失德的可能性更大。于是，到了这个月二十五日，万历不得不下诏进行自我批评，以乞求上天的宽恕。
不管是否有用，皇帝和大臣好歹把表面工作都给做了。老天爷容易糊弄，但另一个棘手的问题可就难办了，那便是重建宫殿的钱该从哪里来。
如果按照人的寿命来算，此时的大明已是一名古稀老人，他拖着老迈的身躯一路走到了万历年间，已然积弊已久、内外交困。
无论在朝鲜、宁夏、播州还是东南沿海，明军四处戡乱，各地烽火不息，而这些旷日持久的大战都要靠天量的钱粮来维持。
仅万历十八年，大明的军费支出就突破一千万两的规模，再加上万历极尽奢靡的消费观，帝国的财富早已消耗一空。
急老板之所急，想老板之所想，正是职业经理人的价值所在。现如今，皇帝正为缺钱无力重修宫殿而一筹莫展，那些会来事的官员立马蠢蠢欲动，开始争相替皇帝捞钱出谋划策。
万历二十四年六月，府军前卫副千户仲春率先上疏，建议朝廷通过开矿来缓解财政危机。
一石激起千层浪，部分科道言官对此嗤之以鼻，纷纷上疏予以驳斥。其中，给事中程绍工、杨应文直接搬出嘉靖朝的旧事，希望借此令万历打消开矿敛财的念头。早在嘉靖二十五年，嘉靖皇帝朱厚熜就曾下令开矿，此后十年间，采矿所得不过两万八千五百两白银，但人吃马嚼的成本却高达三万两。
陛下，经您爷爷亲测，开矿就是个亏本买卖，万万使不得！
但这样的声音毕竟只是少数，朝堂上有的是趋炎附势之徒，在他们看来，政策是否可行并不重要，眼下迎合皇帝的心意才是重中之重。有了诸多官员的支持，万历早已心猿意马，哪里还听得进那些反对声音。
到了万历二十五年，倒霉的万历喝凉水都塞牙，皇极、建极、中极三大殿竟也遭遇火灾，成为一片残垣断壁。
这下子，亟待重建的宫殿骤然增至五座，据记载，仅此三大殿所用木材一项便耗费白银九百三十万两之多，可想而知，五座大殿的最终决算必定是个天文数字。
至此，反对开矿的朝臣再也无力反驳，任凭谁都无法阻止皇帝迫在眉睫的开源行动。不久后，又有人提出向地方榷征（征收专卖品之商税）的点子，进一步为皇帝敛财提供了新思路。
于是乎，各路矿监、税使肩负皇帝的重托，从京城奔赴各地，光明正大地干起了横行地方、鱼肉百姓的勾当。
一开始，这些矿监税使皆由文官担任。这些人都是读过圣贤书的，多少要点脸面，加上害怕遭到言官和地方的弹劾，因此做事尚且留有余地，不敢肆意妄为。
可当万历拿到各路矿监税使递交的财务报表后，对他们的成果大为不满，也逐渐意识到这一问题。因此，万历下定决心，用最不要脸的宦官来取代文官。
不换还好，这一换可就真要了亲命咯。
世人最怕作恶遭天谴，殃及子孙，但宦官们显然没有这层顾虑，因此干起坏事来极为顺手，更要命的是，宦官们日益形成共识，普通的采矿收税效益又低又辛苦，不如直接抢来钱更快！
就这样，各路矿监税使纷纷开启横征暴敛模式，而江南膏腴之地自然成为他们眼中的香饽饽，尤其是商品经济格外发达的苏州城……
03 织工
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二月，苏州织造局。
圣旨一到，提督苏杭织造太监孙隆立马多了一个新头衔——苏松税使。
皇帝的心思孙隆当然一清二楚，第二日，孙隆便开始着手执行，不敢打一点折扣。然而，征税的布告一发出，苏州百姓可就撂挑子了。
原因很简单，苏州确实工商业兴盛，但赚得盆满钵满的都是外来的商贾，本地居民无论机户还是织工都普遍没有恒产，日子过得十分清苦。如今朝廷大开榷征，最受伤的必然还是产业链最底层的机户和织工，正因如此，苏州城的商民迅速开始大罢工，以此反抗朝廷征税之举。
孙隆在吴地任职多年，对当地民情还是颇为了解的，一看对本地人征税行不通，这位万历版“杨金水”立马调整策略，转而向外来行商收税，当地百姓如释重负，民怨沸腾的局面得以缓解。
新政策实行初期，官民还能相安无事，孙隆也顺利完成当年的kpi，向万历内帑上交了三万两白银。
可好景不长，这回轮到外地行商们撂挑子了。孙隆就指着行商身上薅羊毛，再肥的行商也受不了，久而久之，行商们都如灯草商人陆二那样用脚投票，选择避开苏松这些商税重地。
行商一散，苏州顿时百业萧条，尤其是作为地方支柱的纺织业，更是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打击。
这头，苏州的机户和织工们都在为生计发愁，而另一头，孙隆的日子也不好过，外地行商没了，他的税收kip又没了着落。事关前途地位，孙隆不得不重新调整收税策略，想来想去，也唯有将税收的重担再一次压到了苏州百姓的肩头。
屋漏偏逢连夜雨，苏州百姓的饭碗已被孙隆毁得七七八八，又不幸遇到大灾之年，当地粮食普遍歉收，因此困顿不堪。而紧接着，在孙隆的指使下，他的走狗参随黄建节、徐怡春等人开始在苏州擅自加税，更是叫嚣着要对每张织机征收税银三钱。
消息很快不胫而走，如同瘟疫般迅速传至大街小巷，机户们惶惶不可终日，遂纷纷决定停业改行。这下子，本就困苦不堪的底层织工丢了工作，真的彻底没了活路。
△明代织机
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这一次，走投无路的苏州织工们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前者。万历二十九年六月初六，以苏州织工为主的两千余名青壮百姓愤而集结，决意以暴制暴，反抗朝廷的压迫。
如此大事少不了一名精明能干的话事人，于是，义民公推昆山织工葛成来当领袖。
葛成是当地小有名气的侠义之人，欣然接下了这一重担，与此同时，葛成十分清楚，义民此次的目的只为为民除害，绝不可打家劫舍、浑水摸鱼。
于是，他召集百余名义民骨干一同前往城隍庙，对着神像立下誓言：“我等宁可拼死拯救一方，但死也要死得清清白白，不得拿百姓的一枚铜钱、一尺布帛，这次不杀尽恶棍，不赶走孙隆，决不罢休！”
就这样，轰轰烈烈的苏州“织佣之变”正式爆发。
葛成将两千余义民兵分六路，以他的芭蕉扇为号令，有序落实他们的除恶计划。
首先，义民想到的便是找走狗黄建节算账，因为此人最不是个东西，极尽雁过拔毛之事，百姓对其恨之入骨。在灭渡桥附近，义民将正在征税的黄建节逮住，当场用乱石将他砸死。接着，义民又抓到另一名恶棍徐怡春，同样将他乱拳打死。
长洲知县眼瞅着暴动愈演愈烈，便下令先逮捕恶棍汤莘、徐成，希望以此平息民愤，然而义民早已立誓，不杀尽恶棍绝不罢休。
愤怒的义民先是一把火将汤莘、徐成的家宅烧为灰烬，又分头行动，将其他十余名为虎作伥的豪绅恶棍及其家人诛杀干净。后来，被官府下狱的汤莘、徐成也并未逃脱，义民向知县索要二人，知县不得不将他们交出，义民将二人当场围殴致死，并戮尸泄愤。
杀光了走狗，该轮到税使孙隆了。
孙隆眼看义民逐渐向织造局逼近，立刻翻墙溜走，在民居中躲藏一阵后趁乱逃到了杭州。
暴动整整持续三日，葛成领导的义民将税使恶棍基本铲除完毕，期间，有一义民偷窃古鼎，公然违反纪律，被葛成斩杀示众。
在起事目标达成后，葛成命人于苏州各处城门张贴告示：“税官肆虐，民不聊生，我等倡义为民除害，如今大事已定，城中百姓可回归正常生活，不得借口生乱……”
△苏州织佣之变
04 知府
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六月初八，苏州知府衙门。
苏州城内，各处烧杀仍在持续，满城百姓人心惶惶，而在府衙之中，苏州各级官吏正焦急地聚在一起，商议着如何平息这场突如其来的民变。
不少官员提议，此等民乱就该武力镇压，不可姑息，常驻太仓的按察使邹墀听闻苏州民变后也星夜驰援，同样力主逮捕所有闹事者。
眼下，苏州之事当然还是苏州知府说了算，对于武力镇压，知府朱燮元恰恰是坚决反对的。
首先，苏州城内压根无兵可用，谈何武力镇压。
执掌地方守备兵力的巡抚常驻句容，苏州城几乎是座空城，何况义民声势浩大，从者众多。朱燮元十分清楚，此时苏州府衙想要武力解决民变，简直就是痴人说梦。
再者，朱燮元也深知义民只针对税使恶棍，成功招抚的概率极大。
朱燮元告诫其余官吏：“主剿不可。兵是用来抵御外敌的，哪能用在百姓身上，何况这场大乱因我不能为民锄奸而起，怎可轻易用兵。若现在再用兵镇压，简直是推波助澜，将进一步触犯众怒，无异于抱薪救火！”
于是，朱燮元力排众议，决定亲自前往招抚义民，用和平的方式解决危机。
果不其然，义民在尽除税使恶棍后并无继续作乱的意图，再加上领袖葛成又是个深明大义之人，双方一番面晤之后，这场民变迅速出现转机。
葛成：一开始举事之人就是我葛成，杀人之罪，我愿一人承担，请不要责罚众人。
朱燮元：这实在是我的失德，方才造成了今天的局面，百姓有什么罪过，壮士又何至于受此侮辱。
葛成：为民除害，这是道义；杀人抵罪，这是国法。不守道义和国法都将引起大乱，葛成本来就是死罪，哪敢逃避刑罚，大人若不治罪，我便只能自杀了。
葛成一人揽下了此次民变的所有罪责，随后，数千义民纷纷散去。
事后，不少官员都为涉事织工求情，应天巡抚曹时聘就向万历上疏道：“此次罢工乃是富民为求自保而唆使织工干的……”并且他还劝谏皇帝：“应天府辖下四郡年赋税总额不下数百万两，为何还不赶紧废除这区区六万两的商税，以安定应天这样的国家赋税重地呢？”
万历也意识到其中的利害关系，决意大事化小，息事宁人，遂顺应民意裁撤苏松等地税使，对葛成也予以从轻发落，两年后，葛成即被释放。
△记录葛成事迹的“吴葛将军碑”
税使走了，苏州得以恢复如初，本地官民无不长舒一口气。但安稳日子仅仅过了一年，万历便又改了主意，太监刘成奉皇帝旨意来到苏州，负责主持苏松等地的榷征工作。
因为万历太缺钱了，更何况矿监税使的油水太大，这群二皇帝肆意搜刮民脂民膏，向上隐匿税额，实际拿的比皇帝还多，当然不愿放弃这一大好机会，无时无刻不在怂恿万历。在多重因素的叠加下，税使再次莅临苏州。
可能有人会问：难道万历不知道矿监税使中饱私囊，大肆贪墨税款之事吗？
当然知道！
当时的礼部右侍郎冯琦就直言不讳地上疏揭露：“皇上的想法是使国家富裕，且不使百姓困苦，但那群宵小之徒的心思却时刻盘算着搜刮百姓，才能养肥他们自己。”
“朕的钱！他们拿两百万,朕分一百万！还要朕感谢他们吗？”这是《大明王朝1566》中嘉靖发出的恶龙咆哮，万历的心情想必也是如此。
万历恨之，但又不得不用之，因为也只有这些人视个人名节如粪土，真正愿意死心塌地替他捞钱。
皇帝的银子是有着落了，但此后，苏州等地民生凋敝，今年织户，来岁流民，成为百姓境遇的真实写照，民变亦随之层出不穷。
与民争利、瘠民肥己，往往是一个王朝走向衰败的先兆。
数十年后，当清军大举南下之时，各地士绅百姓竟对大明的败亡没有半分怜悯之心，纷纷选择放弃抵抗、献城出降，迅速抛弃了这个存续了两百多年的汉人王朝。
人心寒了，一切也就不奇怪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