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哲学家庄子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大凡有远大前程的事物，在初创之时“其作始也简”。
用这句话形容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极其准确。中国共产党1921年的正式成立，是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从此，苦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开始掌握自己的命运。百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中国人民前赴后继，奋勇投身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以及改革开放的伟大征程，在辽阔的土地上，取得了“改天换地”、“翻天覆地”的伟大胜利。如今，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后，中国共产党又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
01
武昌起义是“黄花岗起义”的后续
武昌起义中有两大革命团体：湖北新军中的“文学社”和“共进会”。这两大革命团体原本都各自在准备进行武装起义，后来两个革命团体决定合并，共同举行起义。那么，这两个革命团体，是怎样走到一起的呢？
“文学社”成立于1911年1月30日。事实上，在“文学社”之前，湖北新军中已经先后成立了许多革命组织，比如“科学补习所”、“将校研究团”、“武学研究所”、“群治学社”等等。“群治学社”后来改为“振武学社”，“文学社”主要是以“振武学社”为基础成立的。
“共进会”是1907年在日本东京成立的，比孙中山领导成立的“同盟会”晚两年。但是，共进会以同盟会的宗旨为宗旨,可以看作是同盟会的分支机构。
“共进会”在湖北活动的主要组织者是孙武。孙武原名孙葆仁，湖北夏口人，也就是现在的武汉江夏人。这里有一个花絮，孙葆仁之所以改名为孙武，其实是想借孙中山的名头。因为孙中山名孙文，他名孙武，孙中山号逸仙或逸飞，孙武给自己也改了号，叫遥仙或梦飞。这样，他就可以假称是孙文的弟弟，或者给外人的印象是孙文的弟弟。
在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之前，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者已经发动过十多次起义，都以失败而告终。就在1911年的4月27日，中国同盟会又在广州发动了一次准备时间最长、准备工作最充分的起义。但这次起义，因为消息泄露，清军早有准备，所以，成为一场以卵击石的自杀式起义，革命党人死伤累累。后来，人们在现场收敛了72具牺牲者的遗体葬于黄花岗，史称“黄花岗起义”。
武昌起义的爆发跟“黄花岗起义”有一定的联系。因为按照原定计划，“黄花岗起义”胜利后，起义军将兵分两路，一路由湖南北上武汉，另一路经江西顺江而下进攻南京。“黄花岗起义”失败的消息传到武汉，“文学社”和“共进会”群情激昂，纷纷谋划要在武汉举行武装起义。
实际上，当时的革命领导者们更倾向于在广东广西这样的南部地区举行起义，一来是方便海外接济或遥控指挥，成功可进，失败可退；二来地处边陲，朝廷军事防御相对薄弱，容易突破。而武汉位于九省通衢的位置，从军事地理上讲是“四战之地”，一旦爆发起义，周围都是敌人，成功的可能性很小。
但历史就是这样吊诡——理论上成功可能性最小的武汉，最后却大获成功。
02
起义时间一改再改
“黄花岗起义”失败后，“共进会”和“文学社”都在谋划要举行起义。这时候，“共进会”开会提出，“文学社”和自己的宗旨一样，又是“友党”，不如共同举义。
但是，“文学社”和“共进会”在合并的过程中，产生了领导权的争执，就是谁来当头的问题。两边刚开始互不相让。
9月14日，“文学社”、“共进会”两个团体的负责人在“共进会”会长刘公的寓所召开联合会议，双方均表示愿意暂时搁置“文学社”和“共进会”的名称不用，而是以武昌革命党人的身份共同举行起义。至于领导权的问题，以蒋翊武为军事总指挥，专管军事；以孙武为军政部长，专管军事行政；以刘公任总理，专管民政。重大决策，则由三人集合大家共同商决处理。
刘公原名刘耀瑸，1881年出生于湖北襄阳，他的父亲是当时襄阳三大巨富之一，人称“刘百万”。刘耀瑸1902年到日本东京留学，改名刘公,1905年在东京结识孙中山，加入了同盟会。回国后，刘公和一班志同道合的同志成立了共进会。
刘公闹革命有个最大的特点，就是“自费革命”，但凡革命活动要用钱时，他总是慷慨解囊。
9月24日，“文学社”“共进会”又在武昌胭脂巷十一号举行联合会议，会上决定：在十月六日（农历中秋节）举行起义。
为什么会定在这个时间呢？说起来，跟当时的全国大环境和湖北新军的小环境有关。
当时的大环境，后面还会专门讲到，这里先简单地提一下。清朝末年，连续发生的几场战争（包括中日、中俄、中法战争）,都以中国人的屈辱而收场，国人要求清廷采用立宪政体的呼声越来越高。1906年，清政府派出五大臣出洋考察，准备推行君主立宪制，当时定的预备过渡期为九年。
到1911年5月，清政府下令裁撤军机处,成立了由13名国务大臣组成的内阁。这13名大臣中,满洲贵族9人(其中皇族又占7人),汉族官员仅有4人。这个以皇族为中心的内阁,时人称之为“皇族内阁”。国人期待的是真正的君主立宪，成立“皇族内阁”，这不明摆着糊弄人吗？所以，国人普遍感到失望,很多激进者大为愤怒,极力倡导暴力革命。这是当时的大环境。
这“皇族内阁”成立的第二天,就颁布了一项政策：铁路国有，结果引发了四川的保路运动。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1904年，四川打算修一条连通成都到汉口的川汉铁路。经过估算，需要白银5000万两以上。当时朝廷有明确的政策，各省官商只要经过政府批准，都可以修建铁路,华商可以集资参股。
四川工商业不发达,要招募5000万两巨额股本，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等四川方面想尽一切办法筹集到了股金，结果，“皇族内阁”一成立，颁布的第一个政策，就是将干线铁路收归国有,由朝廷向英、法、德、美四国银行借钱修筑铁路,然后以路权相交换。
这个政策一公布，立即引发了四川铁路股东们的抗议，整个四川像点燃了火药桶，罢课、罢工、罢市，闹了起来。为了平息四川的“叛乱”，清政府不得不立即从邻近的湖北、湖南、陕西等省抽调兵力增援四川。
湖北新军，被抽调了两个标（也就是两个团）的兵力前往四川去镇压叛乱，这样就导致了武昌城头空虚。
“文学社”和“共进会”正是看中了这个机会，将起义时间确定在10月6日。后来因为准备不足，起义指挥部又将起义时间改在了10月16日。
03
不合时宜的爆炸
武昌起义的时间是10月10日，比原定的10月16日提前了五天，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武昌起义为什么比原定计划提前了五天？要回答这个问题，让我们将时针拨回到1911年10月9日这天。
眼看马上就要起义了，可是，到10月9日的白天，他们还在自制炸弹。这些炸弹是准备在起义时用来扔进湖广总督瑞澂的卧室里的。想法倒是不错，可是制作炸弹的地方却选择错误。他们把这个制作地点放在了藏有诸多重要文件的机关——汉口俄租界宝善里14号——这是“共进会”会长刘公的家。
起义的参谋长孙武在捣鼓炸弹时,“共进会”会长刘公的弟弟刘同叼着烟站在一旁,不小心把烟灰弹到炸药上，于是，轰声震天，满屋硝烟弥漫。孙武满脸是伤，被其他人从后门扶出，迅速送进了医院。
他们前脚走人，俄国巡捕后脚便进了门。巡捕相当于租界里的警察。俄国巡捕一来，放在这里的起义所用的钱款、旗帜、名册以及诸多公文全都被搜寻而去。同时被抓去的还有刘同。刘同只是一个十四五岁的富家子弟，很快就将他所知道的一切全部招供。瑞澂按照刘同所提供的信息，开始大规模搜捕革命党人。
紧急情况下，根据孙武的提议，武昌小朝街85号的起义总指挥部决定当晚12点起义。起义的号令为南湖的炮声。然而，准备起义的人们通宵等待号令，南湖的炮声却没有响起，原因是起义的指令并没有传到南湖炮队。相反，小朝街起义指挥部却被人出卖，三个重要人物被当场抓住，他们是彭楚藩、刘复基和杨洪胜。
10月10日凌晨，彭刘杨三人被刀砍死在总督衙门内，其状甚惨甚烈。现在武汉的阅马场附近有一条街道，命名为“彭刘杨路”，就是为了纪念这三位革命烈士。
04
当权者既没有抚，也没有剿
当时，传说瑞澂所缴获的花名册上，革命党人有5000人。如何对待花名册上的那些“余党”，成了让湖广总督瑞澂头疼的问题。瑞澂身边的智囊团，这时候也出现了分歧。有人主张当众烧了名册，以安军心，先使局势缓和下来；有人主张立即调兵遣将，按名册将乱党一网打尽，以绝后患。可是，关键时刻，瑞澂却犹豫不决，拿不定主意了。
10月10日整整一天，瑞澂既没有抚，也没有剿。军队里面流言四起，人人自危。不仅新军中那些没有逃走的革命党人感到了死亡的威胁，那些跟革命党人有过交往的人，也人心惶惶。
在这个关键时刻，起义总指挥蒋翊武逃亡在外，参谋长孙武被炸伤，刘公亦避走他乡，革命党突然间呈现出群龙无首的局面。就在这时，一个重要人物出现了。他便是后来被孙中山称为“熊一枪”的熊秉坤。
10月10日，在工程兵第八营的早餐时间，革命党人总代表熊秉坤将那里的党人代表集中，熊秉坤说：“吾辈名册已经被索去，反亦死，不反亦死。与其坐而待死，何若反而死，死得其所也！”
熊秉坤的话得到了众人一致的赞同。他们决定下午出操时起义。不料，消息再次走漏，各营下午一律停操。于是，熊秉坤便改为晚上头道名点过后，二道名点之前，即7点之后，以熊秉坤的枪声为号，举行起义。
当晚，头道名点过后，熊秉坤去各队查看士气。就是在这个时候，金兆龙与他的排长陶启胜发生冲突，金兆龙的战友程正瀛抬手朝陶启胜开了一枪。这突如其来的一枪，就此成了起义的信号！
武昌起义枪响仅两天，起义士兵即全部占领了武汉三镇。据说，瑞澂吓得连大门都不敢走，随从让士兵从总督府后花园的墙上挖了一个洞，一大家子人就是从这个洞里钻出去，逃到了长江上的一艘兵舰上。
武汉这么大，仅凭这3000人的队伍，想要守住，是十分困难的。非常幸运的是，瑞澂给起义者留下了大量现银和武器。又有钱，又有枪，3000人的起义部队，很快就扩充到了两万人。
武昌起义时，革命党领导人试制炸弹暴露，死的死，逃的逃，都不在场，起义军实际上处于群龙无首的状态。熊秉坤当时是湖北新军第八镇工程第八营的一名低阶层军官——正目——相当于班长。要领导这么一场重要的起义，没有足够分量的领导人，显然是不可能成功的。
朱曦/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