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文：
(六)办训练班职得敌人信任
为了庆祝训练班成立，同时也是为了对我上任表示欢迎，伪县长王君朴摆了四五桌酒席，邀请中川顾问、县政府秘书、新民会会长、警察所长等伪组织的头头和崔志禹、刘金钊等人前来吃喝。
在宴会上，王君朴首先讲话，宣布训练所成立，并对我做了一番介绍，介绍中对我说了不少吹捧的话。接着，日本中川顾问也做了简短讲话，对我表示欢迎。为了助兴，吃喝前还叫会唱的进行清唱，在的唱评戏，有的唱歌曲，还欢迎我唱，因为我平时爱好唱京剧，就给来了一段西皮摇板“泰琼卖马”。由于我唱得有些板眼，声音洪亮。中川听了非常高兴，悄悄对王君朴说:“我原以为张吸白面的干活，听他这一唱，知道白面的没有。”无意中我得到了中川的好感。
这次“庆祝”活动之后，各伪组织的头头们，有的和我靠近乎，有的主动和我交朋友，唯有刘金钊对我不理不睬，他总以为他是地头蛇，有权有势，好像谁也不如他。而崔志禹对我却表示好感，经常称我大哥，还把他住的房子腾出一半来给我住居。
我和刘筱萍分析了上述情况，认为我们刚来还是多交些“朋友”为好。崔志禹虽是外地人，土匪出身，但这个人比较讲义气，对八路军也不像刘金钊那样坏，就决定有意拉他。不久我和崔志禹结拜成盟兄弟,刘筱萍与他老婆也拜成干姐妹。
为了取得敌人的信任，我决定优先办好训练所。我亲自跑到北平，买来教材，紧接着按训练计划很快招收了第一批学员。我一个人既当所长，又当教员，每天上午亲自讲授两次学科，下午带领学员出两次术科。在训练中，我亲自给做示范，并和学员们吃在一起，生活在一起，闲下来就和他们个别谈话……。由于我教得认真，学员们大都也学习认真，所以，学习成绩很好。毕业举行班排制式教练时，请日本人来检阅，大平部队长还亲自检阅了野外演习，当他看到，经过短短两个月的训练，原来什么也不懂的伪军中队长们做得象正规部队差不多，非常满意。举行毕业典礼时，伪县长王君朴还给学员们发了一些奖品，搞得上下左右都非常高兴。
1943年初，伪县长由王君朴换成石兰斌，因王君朴对我不错，所以他临走前向新县长详细介绍了我的情况。因此石兰斌一开始对我印象就很好，碰巧石兰斌也是东北讲武堂毕业，和我是前后同学，所以，很快和我成了知心朋友。石带来的秘书叫崔岫川，原籍是辽宁铁岭，他听说刘筱萍也是铁岭人，就主动到家里来认老乡，在交谈中又得知他爱人和刘筱萍是师范同学，关系就更加密切了。石兰斌和崔岫川都把我当成他们的知已，遇到什么事主动争取我的意见。
石兰斌是军人出身，曾在东北军马占山部任过旅长，对抓军队特别感兴趣。他来献县任伪县长后，第一手就是抓军队，想把原来的警备队扩编成警备团。一次，他征求我对建警备团的意见，我说:“献县的地理位置很重要，日本人一向非常重视，县长准备建立警备团的想法很好，一定能得到省方和日本人的同意。”
不久，石兰斌向日本人请示，果真得到了批准。开始，石兰斌打算让我当副团长，后来又考虑我来的时间太短，怕崔志禹、刘金钊二人有意见，就让我当了大队长。
1943年2月献县伪警备团宣告成立，下设三个大队，第一大队长是崔志禹，第二大队长由我担任，第三大队长是刘金到。第二大队的队部设在陈庄据点。
我当上伪军大队长之后，经研究，决定由刘筱萍回八路军总部进行一次汇报。可刘筱萍怎么离开献县呢?我们经过反复琢磨，想出一个办法，就说我们出西安来时怕路上不方便没带孩子，现在刘筱萍回去接孩子(实际当时我们并没孩子)。
刘筱萍回到麻田总部，向滕代远参谋长和申伯纯、林一同志详细汇报了困居北平、由北平到保定、由保定到献县，我在献县当上了伪军大队长等情况。组织上对我们打入献县并在不长时间内掌握了部分武装，表示满意。还明确指示，今后的任务是，“长期潜伏、巩固地位、以待时机”，彭德怀副总司令员还专门接见了刘筱萍，详细询问了有关情况，就许多具体问题作了指示，他说:“回去告诉涤暴同志，当汉奸就要像个汉奸的样子，不能总想做好人。不然,你们怎么能长期潜伏呢?”
刘筱萍返回时，组织上把一个刚满周岁的男孩交给她。这个孩子是一位烈士的遗孤，当时患有软骨病，又瘦又弱，连走都不会走，头也挺不起来。她把孩子带回献县后，我们给他起名叫“云儿”，寓义“云游天涯，志在四方”的意思，大名叫“张树人”,意思是百年树人，希望他将来成长为有用的革命人才。因为刘筱萍学过医学，对如何喂养孩子，如何治疗软骨病都懂得一些，在她精心喂养下，这孩子很快健壮起来，长得又白又胖，很是惹人喜欢。解放后，我送云儿入了学，由小学到中学，由中学到大学，真的成了有用的人才了。现在，他在北京市门头沟区教育研究所从事教育研究工作。（注：文章写于八十年代）
（七）与地方党里应外合
刘筱萍从总部汇报回来后，同我传达了彭总及组织的指示，我们俩都觉得思想上更明确了，工作的信心和劲头更大了。为了便于 工作，我俩进行了重新分工:我负责坐阵献县，集中精力做积蓄力量的工作;刘筱萍负责财务、交通和情报工作。并决定向沧州和平津等地发展。经过一段努力，刘筱萍先后在沧州办起一个诊所，在天津办起一个联运公司，在北平办起一个茶庄，在这几处都有了活动根据地。于是，她就经常活动于沧州和平津等地。
我到陈庄据点任大队长之后不久，在一天深夜，在陈庄做媳妇的我本族的一个侄女突然来据点找我，让我到她家去，说一个叫康守义的要见我。
康守义这个人我并不认识，只是前不久在信上联系过一次，那是我当训练所长时候的事了---
1942年11月末,也是一天晚上,我表哥赵旭东从老家来看我，见面拉一番家常之后，他从棉袄里掏出一封信来，说是八路军密抗团团长康守义让送来的。我打开信一看，只见面写道:“伪军们:希望你们不要忘记自己是中国人!你们要多做好，少做坏事。谁做了好事，我们就给记个红圈，谁做了坏事，我们就给记个黑圈，人民最后算总帐时，要按你们的功罪定奖罚……。”看完信我问表哥:“这位康团长还说什么了没有?”表哥说:“他只让我告诉你别当真汉奸，别的没说。”
我和刘筱萍经过认真分析研究认为，康守义一定是共产党员，并且是负责地下工作的。当时，我们离开总部已有五个多月了，一直没有和总部联系过，正急于盼望找到关系和总部取得联系。于是，就让我表哥给康守义捎了封回信，并附去转吕正操司令员的一份电报稿，大意是:“暴已到献县站住脚，请速电告总部。”
这件事过去两三个月了。
我跟随那个侄女到了她家，一个陌生人马上走上前来自我介绍说:“我叫陈林彬，是献交县敌工部长，康守义是我的化名。刘筱萍同志回总部汇报后，总部已将你们的情况电告冀中党委，今天我是受冀中党委的派遣，前来和你联系的。”听后，我立即紧紧握住他的手，表示热烈欢迎。
接着，他述说了上次那份电报稿的事，他说:“接到你的信后，我派一个交通员将电报稿送往军分区，在路上遇到了扫荡的日本鬼子，幸亏那个交通员比较老练，把电报稿吞到肚子里，不然，就惹出大乱子来了，真危险啊!”
这次见面，我和陈林彬同志详细研究了如何配合工作的问题，具体商定了三件事:第一，冀中党为了使我取得敌人的信任，计划搞一次骂我的宣传;第二，为了同样的目的，让我和八路军打几次假仗，第三，为了加强内外联系，献交县委打算派一名县委委员级干部，以假投诚的方式打入陈庄据点，到我身边工作。
不久，八路军在陈庄据点附近的墙上、树上、电线杆子上张贴了大最标语和传单:“打倒铁杆汉奸张鸿烈”、“坚决消灭罪大恶极的日本走狗张鸿烈”等等，很快轰动了陈庄一带。驻陈庄据点的鬼子小队长秋野知道后，特意前来安慰我，说“八路军的大大的坏，请大队长不要生气，今后要大大的报仇。”看来我们的目的基本达到了。
1943年初夏的一天，尹翻译拿着一支手枪找到秋野和我说:“一个叫陈明的八路军,家是陈庄的,家中有老母没人养，他在八路军那边也干不下去了，特携枪前来投诚，愿为皇军效劳。”我一听就知道这是陈林彬同志派来的，故意先不表态，看日本人的态度怎样。
秋野听了尹翻译的介绍，又看到带来的手枪，对陈明的投诚就有几分相信。接着，他又与陈明进行了一次谈话，然后征求我的意见，我说:“陈明的家就在陈庄，母亲和全家都在这里，他又携枪跑来，看来是真心实意投靠皇军，可以留下来考验考验，”于是，就把陈明留了下来。有了陈明同志，我和地方党联系就更方便了。在他和陈林彬同志的精心安排下，接连打了几次假仗，都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一次，我谎说得到了情报，亲自率领马队、车子队扑向凌屯，对该村进行了抄袭，结果从柴禾垛里搜出八路军的三、四十支步枪，日本人非常欣赏。其实，那是陈林彬同志事前安排好的，藏在柴禾垛中的枪支都是一些破枪。
还有一次，我正带领两个中队的伪军在陈辛庄督促挖封锁沟，夜间十一点钟，陈林彬带领几个人突然朝村里打了一阵枪(同时也放爆竹)。情况发生后，我知道日本人夜间不敢出来，故意给秋野打电话，说八路军太猖狂，要求立即出击，秋野在电话上说，“张大队长的出击。”陈林彬等人背了十几只大公鸡，边走边杀，洒得到处都是血迹。我估计他已经走远了，便按着事先的安排，朝西南方向追去，边追边打。在追击过程中，截获了一头毛驴，上面驮了许多报刊文件(都是已经过时的)。
等天亮了的时候，秋野率队赶来，我说:“这次把八路军打得不轻。”秋野看了路上的血迹，高兴地说:“八路军死了死了的，警备队大大的胜利。”白天，陈辛庄西南方向的几个据点里都得了几乎相同的情报:昨夜过了不少八路军。有的还说:“八路军还向我们要担架抬伤号哩。”这些情报当然是陈林彬让各村送的。这样，日本人对我们打了胜仗更坚信不疑了。
不久，日伪报纸便登出“献县警备队屡建战功，八路军人枪频遭损失”的报导。
1943年8月，伪真渤特区在德州搞各县的大队长训练。听说谁先受训谁就可以先升官，刘金钊早有当伪军副团长的野心，他就利用他小老婆与日本儿玉队长私通的关系，抢先第一期去了，因为他一点军事也不懂，抽大烟弄得身体骨瘦如柴，结果受训一个月，结业考试时考了个倒数第一名，灰溜溜地跑回献县。
接着，第二期还要派一个大队长去,按理说应由崔志禹去，因为他是第一大队的大队长,可崔志禹是个土匪出身,目不识丁，只好派我前去参加。由于我有原来的军事基础，加上刻苦学习，毕业时得了首席(即第一名)。日本谷旅团长特意授我一把日本古战刀、一个银盾和一张奖状，伪真渤特区署长雷恒成奖我一部“三国志”,回县以前,他们把我的学习成绩通知给献县表示祝贺。我回献县时，日本大平联队长，情报室岛田队长、中川顾问等头目均到献县张庄汽车站热烈欢迎。这无疑又使敌人对我增加了几分信任。
献县伪警备团自1943年2月宣布成立之后，因为没有合适的人选，副团长一职一直空缺。
我当大队长后不久，接连打了几次胜仗,参加训练又得了第一名，日本人和伪县长石兰斌对我都非常满意。石兰斌就打算提我任伪警备团副团长，恰在这时，刘金钊为了夺得副团长这把交椅，向石兰斌的老婆贿赂了一万块钱，因此，石兰斌对副团长的人选又产生了犹豫。
一天，崔岫川将这些情况告诉我，并说，“石县长想谁也不得罪，他打算把你们三位大队长叫在一起，共同商量商量。”
我得到这一情况后，就找崔志禹商最对策。我对崔说:“听说最近县长要和大队长们商量副团长的人选，我看，咱们这样的弟兄，你我谁当都一样，但无论如何不能落到刘金钊身上。"崔志禹和刘金钊历来争权夺利，互相之间有矛盾。他一听我的意见，便说:“那当然，怎么着也不能让那小子管着咱俩，我看是这样，我没文化，当副团长不行，还是大哥你的。你有能力，在日本人那里也有威信……。”我再次说:“咱俩谁当都一样，咱们这样的弟兄没说的。”
一天下午，石兰斌把几个大队长叫到一起开会。他说:“咱们警备团建立五个多月了，副团长一职一直空着，大平联队长和黑木顾问(这时日本顾问由中川换为黑木)都建议早日解决，今天请几位大队长来，就是专门研究这个事情的。你们三位大队长各有所长，我不便提名哪一位升任团长，我考虑再三，打算把你们几位的材料，同时报省，省里批准谁就定谁，看三位大队长有何意见?”
崔志禹第一个发言，他说:“我是个粗人，没有文化，也不懂军事，我不能担任副团长这个重要职务。以我看，提升张大队长最合适，他既懂军事又有能力……。”他把我在德州得第一名、受到奖励、一连几次打胜仗等都摆列出来。
接着该我发言，我说:“我刚来时间不久，各方面的情况不熟悉，不适宜升任副团长。崔、刘两位大队长，谁升任副团长我都赞成。这事就不必报省了，由县长和部队长、顾问商定吧?”
最后是刘金钊发言，他说:“张大队长懂军事，也精明能干，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但来的时间太短，提升副团长怕不适宜。我虽然不懂军事，但我是本地人，来警备队最早，情况熟悉。我同意县长的意见，把我们三个人一起报省……。”
刘金钊话没说完，崔志禹就接过去:“要论来得早晚，最早的是我而不是你刘金钊，献县警备队成立的时候，你还在天津经商呢!"崔、刘二人为此争吵起来。县长石兰斌一看三个人的意见不一致，便一边劝解，一边说:“暂时休会吧，我和部队长及顾问商议商议，如果他们也同意我的意见，就把你们三位一起报省，批准谁算谁。
会议不欢而散。
当晚我和刘筱萍进行了了研究，认为副团长这个职务我们要争取夺得,于是我给省警务厅长朱兆熊写了封信,详细述说了安排警备团副团长人选的经过，让刘筱萍带着信前往保定面见朱兆熊。
刘金钊暗里也积极活动,让他的亲信张文明给省警务厅送去五万块钱，进行贿赂。
刘筱萍到达保定之后，向朱兆熊详细介绍了有关情况，并请求他给予帮助。过了几天，朱兆熊告诉刘筱萍:“献县的材料报来了，我已和有关方面议妥，批准涤暴任副团长，你回去吧。”
1943年8月中旬，我正式就任献县伪警备团副团长，我上任之后不久，将陈明同志调到警备团任我的交通员，我们进行秘密联系就更方便了。
(八)严峻考验
我升任副团长之后，把老母和全家都接到献县城里居住，并精心布置了一个很阔气的大客厅，里面摆上日本谷旅团长奖励的日本古战刀和银盾，四壁贴满谷旅、大平联队长、雷恒成署长、谢道尹等发的奖状和赠送的书画，每逢省、道过往要人，或宴请县里各伪组识的头目时，我都请他们到这个大客厅吃喝，以便使敌人觉得我是忠于他们的。
我还利用唱京剧的爱好，花钱买了些道具，成立了京剧俱乐部，每逢节日和庙会搞搭演戏，有时我也登台演出。日本人大都爱喝酒，我就经常请他们吃喝。日本人以喝醉了为快，但我的酒量不大，每次喝酒我就吃点冰片(这是彭总教给我的)或让陈明同志偷偷给弄些白水，和日本人狂饮。有时日本人喝得酩酊大醉，又是骂街，又是狂笑。每逢这时，我也跟着装醉，跟着胡说八道……。通过这些活动，使日本人认为我是只知吃喝玩乐的庸人。
从1943年下半年开始，日本侵略者的力量逐渐衰弱，为了对付越来越强大的八路军，敌人很想扩大伪军的力量，我抓住这个机会，根据总部“巩固地位，长期潜伏”的指示精神，大力加强了警备团。首先，将原来每个大队辖两个中队扩大为三个中队，总人数由原来的六百人增加到千多人。因为队伍扩大，1944年8月份经省批准警备团改称警备联队。
河间县汉奸头子高洪基有一百多人住在献县王会头。1944年初,我以该部在当地随意征粮征款,造成献县政令、军令不统一为名，向伪县长和日本人提出建议，将这部分人编入了献县警备团。后来，联队部又增设了一个警卫中队。这样，到1944年6月份，献县伪警备联队发展到一千七百多人，拥有各种枪支一千五百多支，迫击炮两门，重机枪一挺，轻机枪十八挺。
在发展我控制的力量的同时，采取各种方式打击敌人的力量。刘金钊是个铁杆汉奸，效忠日寇，对我八路军最为残忍。为了打击这个坏蛋，我让陈明到天津刻制了各大乡的假章，写了大量揭发他罪行的控告材料，分送给伪县长、日本联队长和日本顾问，同时，我八路军也发动各大乡进行控告。可是，因为刘金钊有日本队长儿玉撑腰，这些控告并没有起什么作用。后来，我又用了一招，终于把刘金钊打倒了。
在陈庄那次假仗当中，缴获的有八路军的一个日记本，上面写有:“速告刘，着重埋伏，不要恃有儿玉急于杀黑木的头”等语，我寻找机会，将此给黑木看了，引起黑木对刘金钊的极大愤慨，不久，刘金钊便被“撤职查办”了。
我还秘密处决了叛徒李文范和陈兴堂。
陈庄据点正处在平大公路与沧石公路的交叉点上，地理位置十分重要，自1943年以来一直有一个伪军大队驻守。我升任副团长离开那里以后，在陈林彬等同志的配下，我们里应外合几次打击了那里的敌人。
伪县长石兰斌首先将赵亚东派去接大队长，不久即被八路军俘去。接着，日本黑木顾问又派去王玉祥任大队长，也很快被八路军俘走，最后又派去最反动的的杨国忠，结果，杨国忠被击毙在炮楼之内，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敌人的三个大队长接连被我们俘虏或打死，同时，先后被我八路军消灭三百余名伪军，缴获武器三百多支，子弹一万多发，搞得敌人心惊胆颤。
我在陈庄据点任伪军大队长时，接连打过几个胜仗，而在我调离该据点之后，这里却连连遭到八路军的袭击，这一情况引起了敌人对我的怀疑。为了探测我在家乡与八路军有无联系，日本大队长木村亲自带队几次到我村讨伐，其中有一次险些出了大乱子。
那是木村第二次到我村讨伐。他首先让我陪他围村子转了一圈，然后召集老百姓讲话，宜传他们的“王道乐士”和“大东亚共荣”。在日本鬼子和汉奸们吃饭的时候，我本家的叔叔张守忠(副支部书记)惊惶地跑来对我说，日本特务在张景虞(支部书记)家的牛棚里挖出了地道。我一听感到非常吃惊,心想，这事如果让木村知道了可不得了。便立即随同张守忠到现场去察看，只见从地道里挖出一大堆白报纸和书籍文件，几个特务还在那里继续挖。我到北里去找张景虞，张景虞吓得面如土色，浑身哆嗦，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面对这一严重情况，我想出了一个办法:立刻把张景虞推到炕上，告诉他装病装聋哑，无论如何不要说话。然后”出来去找金翻译。
金翻译是朝鲜人，和我关系很好，他曾多次偷着给过我枪支。
在他回国探亲时我曾送过他一万块钱，我见到金翻译便说:“现在出了点事情,在我本家一个老人的牛棚里，挖出了不知八路军什么时候存放的白报纸和旧书，我已问过房主，可他又聋又哑，什么也没问出来。这事如果让木村队长知道，不好，请金翻译想想办法，回城后我定会重谢。”
金翻译说:“请联队长放心，这件事由我去办。”说完，他让我领他到那个院子里看一看，并到屋里问了张景虞几句，果真什么也没问出来。
金对我说:“我准备答应给特务队长几个钱，让他们不要再挖了，然后，趁他们去吃饭的机会，让这户把门锁上。至于木村队长那方面，我们一字不提就是了。联队长你看这样行吗?”
我说:“行行，一切拜托你了。”
金翻译把特务队长叫到一边，对他说:“这个村子是联队长的家乡，咱们办事要考虑到联队长的脸面。弟兄们现在挖出的这些东西，是八路军很早以前藏在这里的，看来也没什么用处。这样吧:回城让联队长送给弟兄们五千块钱买烟抽，你就带领大家去吃饭吧，不要再挖了。"翻译说话，无论是在日本人面前还是在伪军面前，历来是比较管用的，金翻译这样一说，那个特务队长真的领着特务们吃饭去了。
回到城里之后，我给金翻译送去两万块钱，让他给特务队长五千元。
不久，又发生了这样一件事。
大约在1944年8月份，冀中八地委派刘子敬同志于一天傍晚到献县城里来和我联系，当天晚上我们进行了密谈，整整谈了一个通宵，第二天拂晓他就走了。刘子敬同志走后的第三天夜间，已有下一点了，日本情报室主任渡边突然带着翻译来到联队部，非要见我。我当即起床，出来迎接、一见面，渡边便说。“联队长酒的干活。”金翻译小声用中国话对我说:“不要叫他喝了。"我把渡边引到客厅，拿了支香烟给他说:“今天酒的没有，明天大大的有，好吗?”金翻译也说:“今天太晚了，明天再来喝吧。"渡边两眼转了转，又说:“联队长，小孩的看看。”刘筱萍说:“小孩已经睡了。“睡了的没关系。"渡边说者就径直走向我的卧室，我和筱萍随他进屋后，他用两只贼眼四下里瞧了瞧，装作斗孩子，用手摸了一下孩了的脸蛋儿，就笑着退了出来。
渡边是专搞情报的，平时很少到联队部来，今天深更半夜前来，又没说什么事情，很可能与刘子敬同志来有关系。我和刘筱萍分析了这些情况，从思想上对敌人更加警惕了。
过了一段时间，又发出了一件更为严重的事情。
一天中午，日本人突然打来电话让我到日军大队部去。我带着翻译夏重禄匆匆赶去。
一进日军队部办公室，便使我感到非常异常，只见屋中间放了一张大长桌子,在桌子的西头坐着一个穿白衣长衫,戴着眼镜的陌生日本人,靠他的右首坐着木村中佐,还有岛田、渡边、儿玉等日本队长端坐在两边，四周有持枪的四个日本兵站立。
我跨进屋后，没有一个人和我打招呼，连平时对我比较“客气”的木村也紧绷着脸，整个屋子充满一种紧张空气。
我进屋后，木村向那身穿白衣衫的日本人介绍说:“这就是副联队长张鸿烈。”
那个日本人怒目看了看我，“啪”的一声抬响桌子，气势凶凶地大声说:“你的通八路的说话!”接着，他哇啦哇啦说了一通日本话。随即由金翻译给翻译出来,大意是:关于你通八路的问题,我们已经掌握了大最证据,希望你把如何与八路车联系上的?有什么来往都讲出来。讲出来什么也没有，如果执迷不悟，定予严惩……。
这突如其来的惊吓使我感到十分吃惊!心想，莫不是刘筱萍在北平被捕了(她前不久去往北平)，可转念又想:两天前她才来过一封信，不会的，即使被捕她也不会连真情暴露出来……由于心情紧张，加上天气炎热，倾刻间我的头上、身上都冒出汗来。
那个日本人见我冒汗，一-时又说不出话来，以为我真的害怕了，就又站起来拍着桌子狂叫:“你的快快讲!讲了的没事，不讲死了的有!”
我稍微镇静了一下，心想，可能是刘金钊想陷害我，在背后使了坏，但我清醒地知道，刘金钊根本不知道我的底细。想到此，我胸中生起一股怒火，又看到只有那个陌生的日本人狂叫，其他的日本人没一个说话的，估计很可能是敌人掌握了一些道听途说的情况，故意对我进行讹诈。假如敌人掌握了真凭实据的话，说与不说反正都是一样。
那个日本人继续暴跳如雷地狂叫着。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被动的进行解释,可能越解释越说不清，不如干脆来个破釜沉舟,进行反击。于是,我顺手把战刀、手枪摘下来往桌子上扔.把领章捋下来朝地上一摔,把军衣也脱下来,大声说:“我万没有想到皇军竟是这样,中国人把心掏出来也换不来你们的信任!我来献县的一切情况，木村中佐是非常清楚的，每次讨伐我都走在前头，和八路军打仗几乎每次都是胜利，八路军对我恨之入骨，当我是铁杆汉奸，是皇军的忠实走狗!我如此忠心耿耿，想不到竟落上个通八路的罪名!今天，无论如何我坚决不干了，请皇军愿怎么处置就怎么处置吧!”
整个屋里鸦雀无声。我说完后过了一两分钟，不见夏翻译说话，我回头看了他一眼，只见他吓得满头大汗，脸色腊黄，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我上前“啪，啪”打了他两个耳光，然后对金翻译说:“请金翻译费心，将我说的话一句不漏地翻译给皇军听。
金翻译真的如实给翻译出去。
穿白衫的那个家伙听着听着，脸上露出了惊惶不安的神色、木村也显出很不自在的样子。
翻译翻完后，木村说，“张对八路军的确是很仇恨的，每次讨伐都走在前头。他把一家老小都搬来城里居住，我也曾到他的家乡去过，两年来从未发现过他与八路军有联系的事实。接着，木村又把我在德州受训考取首席，受到谷旅团长的奖励，大平联队长、木间机关长都发过奖状等情况介绍了一番。
穿白衣衫的那个家伙默默听着木村的介绍，一言不发，还掏出手绢擦了擦额头上的汗。木村最后说:“张在警备联队是很受拥戴的,为了今后的工作，请儿玉少佐把事情对联队长讲清楚，以免发生意外。对于木村讲的话，大部分我能听明白，听了他说的这些我心里就坦然下来。
被称作儿玉少佐的那个日本人，满面愧色，苦笑着对我说：“今天所以对联队长这样不客气，是因为有几封信涉及到你。我们是不相信这些事情的,才请你来谈谈,如果相信的话，就不叫你来谈了,听木村大队长所谈,知道你是忠于皇军的，请你不要生气。”
说着,他一面请我坐下，一面从皮包里拿出四封信递给我。这时，木村也让我坐下看，我没有理睬，站在那里把信打开，只见上面有的写着接到了我的情报，有的写着接到了我送的枪支,但都是些匿名信,落款有的写着天津,有的写着河间……
我只看了两封，就把所有的信扔给他们，并用带讽刺意味的话说:“这些信显然是仇恨我的人，很可能是八路军搞的，他们用的是借刀杀人之计，想通过皇军来整掉我!难道这点常识皇军也没有吗?今天这样兴师动众、象煞有介事地来审讯我，实在不值一笑。
这时,木村、儿玉再次让我坐下,并让人给打来洗脸水，倒上茶，岛田、渡边等人有的朝坐位上拉我，有的给拾起军服战刀……
我想:这个儿玉少佐是从哪里来的必须弄个明白，便说“这位儿玉少佐我从来不认识，不知……?”
木村连忙介绍说:“儿玉少佐是天津宪兵司令部派来的。”儿玉少佐忙凑到我跟前，拍着我的肩膀用中国的话说:“联队长大大的好的。今天这件事完全是误会，很对不起你。今后，皇军会更加相信联队长的，你的要好好的干。”
我说:“儿玉少佐，今天的误会，整整审讯了我半天，可真够我受啊!我真想剖腹对皇军表示忠诚啊!"
木村也凑上的来，说:“今天委曲联队长了，不过，通过这件事，今后我们更加相信你了。这件事，请你回去后不要对下面讲。”
我离开日军大队部时天已经快黑了，一边向回走着，一边心想:可恨的日本鬼子，表面上看来十分狡猾，但在共产党人面前他们愚蠢的象野猪一样。
这件事发生后，敌人对我的态度究竟如何，我需要进一步摸清。
一天，夏翻译告诉我这样一个情况:他和新民会事务部长姚廷弼与黑木在一起喝酒时，黑术曾议论起对伪组织头头的看法，说我心计多端，最难斗。
黑木是在我到献县两三个月后调来的，这个家伙是个中国通,说一口很好的中国话,为人十分狡猾，县里的一切事情都由他说了算,实际是县长的太上皇,所以，他的态度如何至关重要。我升任副团长之后，表面上和他的关系处得还不错，他对警察所长、县长等都发过脾气、拍过桌子，但从没和我翻过脸。但我要进一步拢络他。
不久，我得知黑木接到了老婆的来信，准备回日本探亲，便故意带着酒和食品找他去喝酒。在喝酒当中我问:“听说太太给顾问来信了，你一定想念太太吧?"黑木说:“我的太太很漂亮，我不仅想念她，而且想念我的两孩子，我已经有一年多没见到她们了。"说着，他哭起来，还拿出他孩子的照片给我看，我说:“请不要难过，想念太太和孩子可以回去看看”“是的，我是打算最近回国探亲的。"他说。
我说:“回去的时候，要多带些中国的土特产品。钱有困难吗?”他表示路费没问题，但买东西没钱。
我说:“给太太买东西的钱，我负责给你准备。一定要多买一些，好让太太高兴。”
第二天晚上，我给黑木送去五千元，还送了一些食品和小孩的衣物，他都高兴地收下了。
黑木探亲从日本回来之后，特意赠送我一个从日本带回的水晶图章，还把他全家的合影照片送给我一张。
联队部里有个会计周兴汉，是是长石兰斌的小舅子，还有个团副王子明，是石的老部下，这两个人掌据着联队的财政大权，无论大事小情，他们都直接找县长，弄得我很被动，甚至我要支取一千块钱也十分困难。
为了试探黑木对我的态度，在一次黑木到我家喝酒的候，我对他说:“顾问，我有件为难的事情，早想请你帮助解决，可又怕给你添麻烦，一直拖着没说，现在看来，不说实在不行了。
黑木说:“什么事情?你只管说，只要我能办的我一定办。”
我便把上述情况向他介绍了一番,并说:“周兴汉这个人帐目不清，经常给县长太太送钱，肯定他有贪污;王子明吸食鸦片很严重，经常向下边索要东西。”
结果，第三天黑木就到联队部查了周兴汉的帐目，并立逼着伪县长将这两个人撤了职。从这件事上看，黑木对我还是比较相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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