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2月16日，毛主席前往苏联进行国事访问，这是新中国领导人的第一次出访，专列从北京到莫斯科行驶了十天。
周总理此次并未跟随毛主席前往苏联进行国事访问，他留在北京处理国家事务。然而，在毛主席出行的这段期间，周总理内心却充满了焦虑。
一方面，他担忧毛主席的访问能否顺利进行，与苏联之间存在的历史遗留问题是否能够得到妥善解决。
另一方面，周总理也在为国家事务的运转而忧心忡忡。
他深知，如果毛主席的访问取得圆满成功，作为外交方面的主要负责人，自己很可能需要迅速前往苏联，以继续深化两国之间的合作。
但这样一来，总理职务的暂时空缺就会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谁来接替自己，确保国家事务的正常运转，成为了周总理心中难以放下的重担。
但是很快，毛主席的一份电报发来：“董必武同志代理总理的职务，在周总理离开的这段时间董必武接管了政务院及外交部门的相关事务。“
所以在毛主席心中，董必武是除了周恩来以外，最有资格当总理的人选，毛主席为什么如此信任董必武？董必武又有什么过人之处呢？
共产党创始人之一——董必武
董必武从小家境贫寒，即便如此家中却十分注重读书，在很小的时候就让董必武读书识字。
在董必武出生前，已经接连三代人都未能如愿以偿地获得功名了。为了谋生，董必武的曾祖父东拼西凑来了些钱开设了一个酱园，虽然不大但是起码能够维持家里的生计。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酱园的生意逐渐衰落，到了董必武这代，家族的生活已经变得十分困难。
尽管如此，董必武的父亲仍然坚守着家族的读书传统，他是一位老实的教书秀才，对待子女的教育非常严格，一板一眼，不容许有丝毫的懈怠，也没有因为读书所耗费的金钱多而让子女放弃读书。
在清朝光绪年间，董必武考中了秀才，而且名次极为靠前。当时的董必武年仅17岁，他决心继续苦学，继续考取功名。然而晚清时期，贪官污吏横行，老百姓苦不堪言，有些官吏会当街问老百姓要钱，老百姓拿不出便会被毒打。
这让董必武十分痛心与失望，他不愿意自己的一腔热血报给这样的朝廷，也根本不知道中国未来的出路在哪里，但是董必武明白，这样的晚清离大厦倾颓不远了。
于是他不再考取功名，他开始回到学校当老师，并开始寻找救国之路。他明白“救国”这是一个多么宏大的目标，自己的力量就是蚍蜉撼树，但是这件事总要有人做。
在这期间，他了解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于是在1911年，他义无反顾的奔赴武昌，参加了武昌起义，加入了同盟会。
后来，他认识了孙中山，原本他以为中国能在孙中山的带领下，走向一个全新的未来。
但是结局让他失望，袁世凯窃取革命果实，孙中山无力控制局面，军阀割据、各自为政，百姓的生活甚至变得更苦。
董必武开始认识到三民主义的空洞和虚幻，这不是能落到实处的思想，也不是一条实实在在走的通的路，中国现在不缺空洞的理想，缺的是一条扎扎实实的路。
于是在经历短暂的迷茫后，董必武开始四处寻找适合中国走的道路，刚好俄国十月革命爆发，董必武研究了俄国十月革命，认为这是一条适合中国走的路线而且是一条可以实施的路线。
在1920年，董必武等人在武汉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开始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
1921年，在一个炎热的七月，中共一大在上海圆满召开，中国共产党就此正式成立，董必武等13人就成为了共产党的创始人，当时毛主席担任书记员参加了此次会议，也就是在这里，毛主席与董必武结识了。
随后，董必武等人就开始奔波于黄安、麻城等地开展农民运动，告诉农民他们可以自己当家做主不受压迫。
在这期间，董必武与毛主席携手向前，他们的革命友谊愈发深厚。
1945年，董必武作为共产党的代表前往了联合国成立大会，在群狼环伺的环境下，董必武凭借他优秀的学习能力和口才，以及出色的外交能力，为中国争取了诸多利益。
1947年他负责中国人民银行的筹建工作，中国人民银行筹建完毕后，第一套人民币也是在董必武的指导下发行的，人民币取消了英文、西班牙文等外文，一律使用中文以及必要的阿拉伯数字。第一套人民币上“中国人民银行”六个字也是董必武专门题写的。
董必武几乎是全能型人才，从革命到情报到外交再到经济，每一个方面董必武都能做出不菲的成绩，为新中国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所以当周总理前往苏联之际，董必武因其卓越的资历和能力，成为了毛主席心中代总理的不二人选。
“烫手的山芋”
在收到毛主席的电报后，周总理召开了会议，安排了后续工作，并宣布了这期间的代总理人选，在得知是董必武后，众人都纷纷举手表示赞同。
在得知自己即将成为代总理的时候，董必武是拒绝的，他表示自己年纪大了，精力有限，应该将这样的机会留给其他后辈，这是一个很好的锻炼机会，自己一定会不遗余力支持和辅助。
但是周总理表示，现在新中国局势依旧不稳，很需要革命老前辈坐镇。董必武在，毛主席和周总理都会放心。听到周总理这样说，董必武只能答应了。
能力越大，责任就越大，总理的工作并不好做。董必武上任之初，所面临的形势相当严峻。长期的战争动荡加上自然灾害，导致河北、山东等省份的经济陷入极度困境，甚至出现了饿死人的悲剧。
为了准确掌握灾情，董必武于1月14日迅速行动，通知内务部、农业部、卫生部等多个部门组建联合视察组。
他要求视察组深入受灾地区，直接与群众交流，将灾情的真实情况迅速反馈给中央。
然而，2月中旬河北等受灾严重的省份，灾害情况进一步恶化，许多群众陷入了饥饿之中。面对这一紧迫局面，董必武毫不犹豫地成立了中央救灾委员会，并在中央会议上多次强调，各地方政府负责人必须立即前往受灾地区进行视察和指导工作，确保救灾措施得到迅速有效的执行。
在受灾极为严重的地区，粮食极为短缺，但是全国各省也都不富裕，甚至西部还有战争。为了受灾地区的百姓能生活，董必武连着几日，调度各省，调出了22.42亿斤粮食，救济灾区。
由于新中国刚刚成立不久，很多法制都需要更新，很多旧法律旧法规也必须及时取缔，而且立法工作刻不容缓，不能让新中国的某些方面处于无法可依的状态。
当时董必武恨不得一个人分成三个用，党务政务等日常工作、土地改革的全面执行、全国经济财政体系的建立、打击特务、各省恢复生产、受灾地区的灾情与解决措施、法律法规的建设与完善、西南西北地区的解放战争……
这些几乎都需要董必武解决，他每天工作到晚上两三点，一日三餐都基本是在办公桌前吃的，在一天工作结束后，每天七点又要准时坐在办公桌前处理事务。
在那段期间，董必武以政务院的名义签发了条例、法令等数十件。
直到1950年3月4日，毛主席与周总理回京，董必武的代总理任务才算正式完成，董必武连夜写了一份述职报告，将三个月自己的工作以及不足进行了剖析，并汇报给了周总理。
周总理看着报告不由自主地赞叹：“董老当真大才”。
周总理觉得这三个月董必武做出的贡献远远超过了自己，内心十分敬佩，随后周总理亲自登门拜访了董必武，非常郑重地表达了自己的感谢。
毛主席慧眼识才，知人善用，将国家的重要事务交托于董必武；周总理则殚精竭虑，几十年如一日地辛勤耕耘，毫无怨言；而董必武更是以坚定的信念和卓越的能力，在短短三个月内为新中国做出了巨大贡献，不负重托。
他们都值得我们敬仰与学习，正是他们无私的奉献精神才铸就了我们今天的美好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