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3月份，我（刘爱国）已经在边疆整整服役5年，从一个农村毛头小伙已经成长为合格的汽车连战士。当时我在七班当副班长，凭借同年7月立下的三等功，加上原一班的正副班长都复员了，在年底时，领导决定调我到一班去当班长。
直到退伍前，我就一直待在一班当班长，和战友们建立了深厚的友情。但刚开始的时候，却完全不是这样的，直到一件事情的发生，才彻底扭转了这一切。
刚到一班就职后，我觉得压力很大。虽然大家都在一个连队，但不同排战友之间的交往并不是很频繁，我和一班的战友们之前也并不是特别熟络，所以为了在后面能够齐心协力完成上级交给的任务，我必须得和战友们尽快打成一片。
没待几天，我就发现一班的气氛有些不对劲。我总感觉大家似乎在孤立一位战友，平时跟他讲话的人很少，而且语气也有点阴阳怪气，而且私底下还有人叫他“杨老抠”。这名战友姓杨，四川南充人，81年参的军，此时的军龄刚好两年。
可是，当我向其他战友了解情况时，大家都对此顾左右而言其他，要么岔开话题，要么就装傻充愣。班级开会时，我特意强调要讲团结，要注重战友们之间的感情，不要搞小圈子。当时大家都答应的挺好，但私底下该怎么样还是怎么样，情况并没有明显改观。
我不死心，就去找小杨，原本以为小杨会讲明真相。结果小杨却说没事，大家对他挺好的。我跟他讲，有什么事不要放在心里，说出来会为他做主。他有些意动，但最后还是什么都没说。
我虽然想要缓和他们的关系，但苦于无从下手，事情就只能这样拖了下去。直到春节前的某个周末，发生了一件事，我才彻底搞明白其中的缘由。
一般连队周末都休息，玩得好的几个战友会相约出去逛逛，吃点东西，或者是到老乡那边串连队，一起拉拉家常。我和另一个连的老乡也一起到外边的集市上转了转，打了打牙祭后就各自回连队。
此时连队里面的人不多，当我刚走到我们班的宿舍门口，就听到一个刺耳的声音传来：“呵，啥时候羊都会上树了，杨老抠竟然会买烟送人了……”
我没动声色，在外边假装踱步，其实是在“听墙角”。此时屋内小杨的声音响起：“张二哥，没事儿，战友们跟我开玩笑呢？这烟你一定要拿着，你帮了我那么大忙！”
这时，先前的那个声音又冒出来一句：“老杨，你说你跟我们一起都待了两年了，也没见你给我们散过烟，看来你也没把我们当战友啊！”
小杨赶紧解释：“赵哥，没有的事，你也晓得我从来不抽烟，所以也就没有买烟的习惯，张二哥是我老乡，我买包烟感谢他。”
小杨称呼“赵哥”的算是一班的老人了，赵春华，79年入伍，也就比我稍晚一年多。平时也没看出来他嘴巴这么毒，没想到这次竟然说话这么伤人。
听小杨这样说，“赵哥”来了一句：“你看你这位张二哥一直推辞，你又不会抽，拿着也是浪费，大家一起分了抽吧！”
一个陌生的声音传来，应该就是小赵口中的“张二哥”，他带着浓浓的四川口音：“赵哥是吧？咋滴，小杨这烟必须得散？不给不行？你们算啥子战友哦，连同一个班的都要欺负？你还要抢嗦！”
“张二哥”这话算是驳了赵春华的面子，他有些挂不住脸，恼羞成怒道：“这sei pi gou（吝啬鬼）的烟送给我抽都不抽，跟哪个稀罕一样？我又不像他，连部队发的内裤都要寄过去，自己穿的都破洞了，都不觉得羞人。”
周围传来了几个人的哄笑声，小杨没有开腔，但“张二哥”明显不干了，语气也激昂了起来，用四川话噼里啪啦说着，很明显不是啥好话，哄笑的这几位也听出来了。于是也纷纷拿话回骂，越骂越过火，事态升级了。
我一把推开门，喝到：“都干什么呢？吵这么大声，不怕别的班战友笑话啊！”将门关好后，我明知故问：都说说，吵什么呢？
哄笑的几人和小杨都没说什么，“张二哥”看我像是领导，就向前跟我告状道：领导，你看他们班里的都是些什么战友啊，就知道欺负人，连一个班的都要欺负。
我跟张二哥说：我不是领导，我是他们的班长，我姓刘。你说说看，他们怎么欺负人的？
张二哥给我描述了刚才的情况，言语中愤愤不平之意显露无疑。我没有动声色，听完后便转向赵春华他们几个人，让他们说说是不是这回事。
赵春华几人倒是没有狡辩，干脆的承认了，但强调他们只是在开玩笑。我板脸怒斥：有你们这样开玩笑的吗？骂人的话说出来了，不要以为你们说的sei pi gou别人不知道什么意思？什么叫抠门？勤俭节约是我们的光荣传统，到部队吃了几天饱饭，就不知道自己姓啥了？都是从农村出来的，笑话谁呢？
几人都低下头没有说话，只有赵春华有些不服气，他争辩道：“班长，你是不知道咱们这位杨战友是多么的节俭？”从他的语气当中，很明显能感觉出“杨战友”和“节俭”都是带引号的。
赵春华继续说道：“他刚分过来的时候，我们说要团结同志，周末请他去下馆子改善伙食，他不去。给他散烟，他不抽，也从来不给其他人散烟。我们平时互相有时候挤点牙膏，倒点洗衣服大家都不会说什么，而他呢？有一次我用了他点洗衣服，他就将洗衣粉藏了起来，这种人太小气了，也太不拿大家当战友了。”
小杨脸涨得通红，讷讷没言语。旁边的“张二哥”，一听这话就不干了，他气愤的说道：“杨家屋里有多困难你们知道吗？小杨节俭也是没办法，你们不帮忙还反倒嘲笑他，你们算什么战友？”
我就知道背后肯定有隐情，便让“张二哥”细细道来，从他口中我们得知了一个让人心疼的真相。
张二哥真名张振和，他和小杨从小就在一个村子里长大，所以对小杨的情况知道的一清二楚。小杨1962年出生，入伍时刚满18岁。
他的身世非常悲苦，刚出生时母亲难产就不幸离世，他父亲在70年修当地的水库时，不慎落入水中被淹死了。8岁的小杨就成了孤儿，他的亲戚和叔伯觉得这孩子有点“克”，就纷纷推脱家里孩子多，负担重，都不愿意收养他。
当时还是大集体公社时期，虽然小杨不至于被饿死，但8岁的小孩想要生活的好，没有人照顾还是很困难的。当时村里有个老兵也姓杨，已经40多了，他们小孩都喊杨大爷，据说当年曾参加过援朝志愿军，好像是犯了什么错误才回乡的，一直独身一人，看小杨可怜，就收养了他一起做个伴。
爷俩当时的日子虽然过得马马虎虎，但小杨总算有了个地方安家。杨大爷收养了小杨之后，又陆续收养了三个女孩（当地农村重男轻女思想很重），几个没有血缘关系的人，组建了家庭，虽然日子过得苦，但也是其乐融融。
等到1980年，小杨满了18岁，杨大爷就让他入伍参军。小杨一开始不干，当时农村刚刚在搞“包产到户”，杨大爷当时已经超过50岁了，在战场上受过的伤也会时不时作痛，小杨不忍心撂下一家子，将所有的重担都压在杨大爷身上。
但杨大爷不答应，强烈要求小杨必须去参军，不去就打断他的腿。当时当兵的名额紧俏，杨大爷还到处找人帮忙，最后才保住了小杨的名额。小杨流着眼泪告别了养父和几个妹妹，踏上了参军路。
由于父母在他年幼时纷纷离世，加上亲戚和宗族里的人的冷漠，他从小就性格内向、有些懦弱，而且还有点过于顺从别人（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讨好型人格）。可能杨大爷也是觉得小杨这性格，不太适合以后在社会上闯荡，就逼着他到部队这个大熔炉中来锻炼。
小杨参军后，一开始是12元的津贴，他知道家里困难，大的妹妹10岁，最小的妹妹也才4岁，所以他就异常节省，将省下的钱都寄回了老家。他不敢参加战友们的聚会，也是害怕到时候回请要花钱，他藏洗衣服，也是害怕被别人用了，自己还得花钱去买。但他又害怕战友们嫌弃他，所以宁愿背着“杨老抠”的外号，也不愿意将家里的事说出来。
这次他之所以给张振和买烟，是为了感谢他的20块钱。家里杨大爷生了病，急需用钱，小杨急的忧心忡忡，不得已便向张振和开口借钱。张振和也二话没说，就借给了他，并且说不着急还，以后有了再说。上个月家里来信说，杨大爷病情大好，但后续还得长期吃药。小杨知道短时间内还不上钱了，他便买了包烟表达歉意和感谢。
听完这些话，在场的所有人几乎都被震撼了，除了小杨和张振和。我没想到小杨家里竟然这么困难，他的身世如此凄苦。说实话，虽然都是农村的，但像他这样困难的确实也不多见。才21岁的小杨，嘴角的绒毛还未褪去，但他已经成为了家庭的顶梁柱，背负着巨大的压力。
我黑着脸看向赵春华几人，显然赵春华他们也不知道这情况，脸臊的通红。赵春华站了出来，他狠狠给了自己一个嘴巴子，然后红着脸向小杨道歉，并且说为了表示歉意，他愿意此后每个月拿出一块钱，资助小杨家里，让小杨一定要答应。其他几个人也纷纷向小杨道歉，也说要拿钱资助。
小杨有些手足无措，用求救的眼神看向我。我制止了大家的纷乱行为，说道：“同志们，今天这件事让我们所有人都受了教育。我首先检讨，我虽然是班长，却没有做到关心班内的每一个同志，让小杨同志受了委屈；其次，也不能光赵春华你们几人道歉，我看咱们班里的其他人也应该像小杨道歉，至于资助的事，先不着急做决定，等下来再商量”。
晚上我和副班长商量了一下，最后又征求了其他人的意见，最后定下来：我和副班长每人每月资助2块，班里其他战友每人每月资助5角，这样算下来每月小杨除了津贴之外，还能多寄回7.5元。在当时的农村，这笔钱不算低了，完全可以供养杨大爷的药费。
次日，我便向排长汇报了此事，以及我们班里的决议，排长又将此事汇报给了连部。连长还表扬了我，说：爱国同志，虽然到一班当班长时间不长，但很及时的发现了战士中的摩擦，并给了妥善的处置方案。这办法行，只要大家同意，以后就按这方式来吧，这也体现了我们战友们之间互帮互助嘛！
有了上级的批准，当我把方案告诉小杨后，他激动的眼泪都流了出来。趁此机会，我也委婉的批评了他几句：部队就是我们的家，在家里我们不要那么拘束，有什么困难要及时向组织说。节俭是好事，但是也不能因为过于节俭而自我封闭。你看，咱们班这些人其实没有什么坏心肠，大家知道真相后也都纷纷慷慨解囊，踊跃帮助。一块巨石压在我们一个人身上，很容易让我们崩溃，但如果是一群人呢？是不是就感觉轻松许多了！
小杨重重的点了点头，说道：班长，你的话我都听进去了。你放心，以后我不会在这样子了。
从那以后，小杨也改变了许多。他不再内向懦弱，而是会积极表达自己的想法和见解。虽然依然过得很节俭，但他也不再会因为贫穷而故意逃避。相反他也开始和战友开玩笑，大家邀请他下馆子，他也不再拒绝，而是笑呵呵的跟大家说：我可没钱回请哈！不过我也不白吃，谁请我吃这一顿，我就给他洗半个月袜子哈。大家纷纷笑道：好！
此后，我们一班的氛围变得非常融洽，大家相处的就像一家人一样。谁遇到了什么难事，也不会避讳，大大方方说出来，战友们都会提供帮助，这种氛围一度让其他班都非常羡慕。
1984年12月份，小杨和同班的另外三个战友都退伍了。分别之时，大家都沉浸在离别的悲伤之中。小杨却从挎包里掏出一叠纸条递给我，我仔细一看，竟然是他写好的欠条，上面写着他欠每位战友的钱。我错愕在当地，不是说好是资助的吗？怎么成了借钱？
其它战友也看到了纸条，都纷纷表示这是资助，不是借钱，都不要欠条，让小杨撕掉。小杨向所有的战友深深鞠了一躬，动情的说道：大家对我的帮助我终生难忘，我知道大家伙的心意，但是谁家都不容易，大家的情我领了，但钱我一定会还的。如果大家还认我杨雪峰这个战友，就必须把欠条留着。
说完，他和每个战友重重拥抱，将欠条塞到了每个人的口袋里。最后轮到我了，拥抱完后小杨还敬了一个礼，郑重的说道：班长，谢谢您！我也了解我爸爸的苦心了。放心吧！我不会给咱们部队，咱们班丢人的。
看着眼前22岁的青年，我知道小杨终于成熟了。未来的日子，他一定能走的顺当。
没想到85年的4月份，班里有战友收到了小杨的来信，他在信中简短的介绍了自己退伍后的生活，而且还附上了一张汇款单。此后，每月小杨都会寄钱过来，他没有食言，他兑现了自己的诺言。
但很遗憾，1985年年末的时候，我复员了，我并没有收到小杨的信件和汇款单。因为按照欠条所写，他共欠我24块钱，按他的收入得要存一段时间，可能他是想存够后一次性还过来。但是就是这么一个时间差，我们就这样断了联系。
直到2010年的时候，在其他战友的联络下，我和小杨终于联系上了。他激动的说：班长，当年给你的欠条你还保存着吧？这么多年我一直记着这事，当年要不是你们帮助，我也不会有今天。
我不知道小杨会还我24、240、2400甚至是更多，我也不想去算那时候的钱相当于现在多少，但我知道我们之间的情谊不能拿金钱去衡量。我告诉他，欠条早在九几年我搬家的时候就丢了，我们之间不说欠不欠钱的事情，再说以后就不要联系了。
其实欠条我一直保留着，字迹也早已模糊。这倒不是我一直指望着小杨给我还钱，而是对部队生活的一种怀念。也许等我某一天不行了，临行前我会嘱咐家里人，将这些东西都烧掉，用以祭奠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