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志愿军先后有过七位副司令员，他们分别是杨得志、邓华、洪学智、韩先楚、陈赓、杨勇、宋时轮，其中前六人后来都受到了重用，唯独宋时轮在朝战结束后直接退居二线，再没有受到重用，这是怎么回事？
让我们把时间拨回到1950年下旬，中国为了帮助朝鲜维护自身利益，专门组织志愿军入朝，对抗由美国主导的联合国军。当年10月，敌我双方在鸭绿江东侧展开了第一次交锋，志愿军势如猛虎，以雷霆之势迅速击溃联合国军四个师，毙伤1.5万余敌人，取得了“开门红”。
而联合国军在遭遇挫败之后并不服气，很快动员了一个满编军又两个师、一个独立旅的庞大兵力再度向志愿军袭来，妄想重创人民武装，重新夺取战略上的主动权。志愿军最高指挥官彭老总在认真分析了敌情之后，认为以志愿军现有兵力，根本无法应付敌人的进攻，于是便果断向党中央求援。
党中央立即做出回应，紧急增调宋时轮将军麾下的第九兵团入朝支援前线。该部接到命令后，马上从驻地福建北上，一路星夜兼程，仅用了两天一夜便抵达东北。此时正值隆冬，北方寒风呼啸、大雪漫飘，气温一度跌破零下二十度，而九兵团的官兵们普遍还穿着单衣单鞋，根本无法抵御彻骨的严寒。
时任东北军区后勤部长的贺晋年将军见状，便建议九兵团在东北驻留三天时间，届时自己会将军区库存的御寒衣物优先调拨给九兵团换装。但宋时轮担心此举会延误战机，于是谢绝了贺将军的好意，匆匆带着部队赶赴朝鲜参战。彭老总交给九兵团的任务是在长津湖设伏，围歼敌精锐部队陆战一师。这是宋时轮第一次和外军交手，他不免有些紧张、担忧，为了保险起见，他只在正面战场投入了两个军，余下的26军则被安置在后方做总预备队。
彼时正值寒潮来临，朝鲜的气温骤降到零下三十多度，缺乏御寒手段的九兵团官兵很快便出现了大量冻伤，有很多战士甚至被活活冻死！根据我方战史资料统计，在长津湖之战开始的前三天，九兵团便有一万多人因为冻伤失去战斗力，被迫转移到后方休养，这使得九兵团的战斗力大打折扣。
而在战斗正式打响之后，宋时轮突然发现自己似乎低估了联合国军，对方并非是什么“少爷兵”，而是专业素养极高的顶级部队，不仅火力强悍，而且空地配合紧密，能攻能守，战斗力远胜志愿军。陆战一师在察觉到落入包围圈后，立即集中所有力量向南突围，并很快冲破志愿军的防线，跳出了我方的“口袋阵”宋时轮为了堵住缺口，这才将总预备队26军调上来投入战斗，可26军距离战场实在太远，即便官兵们拼尽全力赶路，最终仍未能堵住溃逃的敌人。
此战，敌我双方的伤亡人数大致相当，但志愿军的非战斗减员却远超联合国军，除此之外，此战也未能实现最初定下的战略目标，全歼陆战一师，其中大部分原因都要归咎于宋时轮的指挥失当，彭老总为此大发雷霆，怒斥宋时轮。宋将军作为兵团指挥官，此时应当担起责任，虚心接受彭老总的批评，并认真反省，争取下一次战役戴罪立功。
可让人万万没想到的是，宋将军此时却选择了推卸责任，将放走陆战一师的过错全部强加在26军军长头上，而且他还在志愿军总部跟彭老总“顶牛”，两人当众吵得是天翻地覆，造成了非常不好的影响。远在北京的毛主席得知此事后，马上发电报给宋时轮，狠狠责备了他一顿，并勒令他立即向彭老总做出检讨，否则按战场抗命论处！至此，这场因长津湖之战引发的风波方才告一段落。
1951年，宋时轮被调到后方工作，1952年他离开朝鲜返回国内工作，1955年他虽然被授予上将军衔，但却未能被安排到关键岗位上任职，反而被派往军科院担任副院长，这表明党中央对他在朝鲜战场上的表现十分失望，党中央已然不再对他抱有耐心和期待。1980年，宋将军正式退居二线，晚年他将主要精力放在了研究党史、战史上，撰写了不少含金量极高的社科类文章，并赢得了史学家们的高度赞扬，1991年，他不幸病逝，时年八十四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