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在“16军改”进程中，沈阳军区、北京军区、兰州军区、成都军区、广州军区、南京军区、济南军区所形成的“七大军区”格局，存在了31年后彻底被打破，大军区番号全部撤销，被新成立的东部战区、南部战区、西部战区、北部战区、中部战区所取代。
但这并不意味着大军区从此就彻底销声匿迹，因为在大军区编制撤销后，还专门新设了7个军区善后办的机构。
可能有人在想，既然大军区都改制成了战区，还要军区善后办有什么用呢？
其实，我们仅从“善后办”的名称中就能看得出来，该机构主要就是为了处理大军区改战区后的善后事务以及遗留问题。
因为七大军区变成了五大战区，这不仅是名称的变化，更是编制的缩减、隶属关系的改变，从而衍生出的多余干部分流安置保障、大军区老干部的生活服务保障、伤病残人员的医疗救治保障、战区部队的物资供应保障等等一系列问题。
而战区刚成立，处于开局阶段，体制运行还不成熟、机构设立还不成熟，根本无力全面接管七大军区留下的摊子，所以在每个大军区撤销后都成立一个善后办的机构。
不过，军区善后办并非一直伴随着战区而一直存在下去，它们属于一种临时性的机构，早在1985年百万大裁军时期，当时武汉军区、福州军区、乌鲁木齐军区、昆明军区撤销番号时，也曾设置过善后办机构，比如昆明军区领导机关和领导班子于1985年8月30日停止办公，编入成都军区序列，紧接着就在9月1日挂牌成立了“昆明军区善后办公室”，昆明军区末任政委解振华少将转任成都军区党委副书记，专门负责昆明军区的善后工作，直到次年的1986年6月，完成相关善后任务，“昆明军区善后办公室”正式撤销。
七大军区的善后办机构也是一样，完成任务后也会取消，但即使如此，我们也不能因善后办是临时性机构就觉得善后办不重要，相反它一头连着千军万马，一头连着千家万户，是军改顺利进行的重要保障。
毕竟善后办熟悉所属大军区的业务，对做好老干部服务、干部分流、伤病残人员安置，经费物资和装备器材管理、营房设施管理都具有积极作用，可有效实现大军区向战区的平稳过渡。
那么都由谁来挂帅领导七大军区善后办的领导工作呢？
还别说，军区善后办的级别真不低，都是副大军区级中将领衔负责，只是担任善后办首任军政主官的职位有差异，主要分为四类。
一类是大军区军政主官的副职担任大军区善后办的军政主官，包括南京军区、北京军区、成都军区。
南京军区善后办主任是由蒋谟祥中将担任，他长期在南京军区服役，曾在南京军区1集团军当过军事主官，2012年才升任副大军区级的南京军区副司令，并于2年后晋升陆军中将军衔，谁知任职4年后遇到“16军改”，蒋谟祥中将未能在新成立的战区中任职，转任南京军区善后办首任主任，主抓南京军区向东部战区的过渡工作。
南京军区善后办政委则是吴长海中将担任，他是在2012年担任南京军区政治部主任期间晋升的陆军中将军衔，3年后平调转任南京军区副政委，谁知担任军区副政委整整一年，就去职了，未能到东部战区履职，来到了新成立的南京军区善后办当首任政委，和蒋谟祥中将共同领导南京军区撤编后的善后事务。
北京军区善后办主任是白建军中将担任，他是从总参作战部空降到北京军区任职的，2014年在北京军区参谋长的岗位上晋升的中将，同年底平调转任北京军区副司令，在北京军区撤番后，没在战区任职，而是调任新成立的北京军区善后办首任主任。
北京军区善后办政委是程童一中将担任，他在北京军区副政委的岗位上任职了约5年时间，未能到战区履新职，而是直接转任新成立的北京军区善后办首任政委，和白建军中将搭档共同领导北京军区撤番后的善后业务。
兰州军区善后办主任是张建胜中将担任，他长期在新疆军区任职，2013年才升任的副大军区级的兰州军区副司令，3年后晋升的中将衔，随即遇到军改就转任兰州军区善后办首任主任。
兰州军区善后办政委是刘健中将担任，他原本是空军将领，先后在沈阳军区、北京军区、兰州军区空军任职，他是在2012年从空军后勤部政委升任的兰州军区副政委兼军区空军政委，次年晋升的中将衔，在军改后出任兰州军区善后办首任政委。
一类是大军区军事主官的副职和政治部主官担任大军区善后办的军政主官，包括广州军区、成都军区。
广州军区善后办主任是贾晓炜中将担任，他长期在广州军区服役，曾参加过对越作战，2011年他在任职广州军区参谋长期间晋升的中将，3年后转任广州军区副司令，最终未能在广州军区转制南部战区后担任战区干部，而是调任广州军区善后办首任主任。
广州军区善后办政委是周为民中将，他和贾晓炜中将一样都参加过对越自卫反击战，还立下了战功，2012年从广州军区联勤部政委升任的广州军区政治部主任，2年后晋升中将军衔，在军改中和贾晓炜中将搭档，出任广州军区善后办首任政委。
成都军区善后办主任是周小周中将担任，他是在2013年担任成都军区参谋长期间晋升的中将衔，次年底平调转任成都军区副司令，在军改中未能到战区任职，而是改任成都军区善后办首任主任。
成都军区善后办政委是刘念光中将担任，他是在2012年才从40集团军政工主官升任的成都军区政治部主任，3年后晋升的中将衔，没多久就转任成都军区善后办首任政委，和周小周中将搭档。
一类是大军区司令部主官和政工主官副职担任大军区善后办的军政主官，包括沈阳军区。
沈阳军区善后办主任是徐经年中将担任，他长期服役于济南军区，在2013年底从济南军区20集团军军事主官跨大军区升任的沈阳军区参谋长，2年后晋升的中将衔，在军改后转任沈阳军区善后办首任主任，是七大军区善后办唯一一位从大军区参谋长转任的军区善后办主任。
沈阳军区善后办政委是罗益昌中将担任，他长期在空军服役，和兰州军区善后办首任政委刘健中将一样，都属于空军将领，2015年7月才从沈阳军区空军政治部主任的位置升任的沈阳军区副政委兼沈阳军区空军政委，成为副大军区级将领，没多久便转任沈阳军区善后办首任政委。
一类是大军区军事主官副职和其他军区政工主官副职跨军区担任大军区善后办的军政主官，包括济南军区。
济南军区善后办主任是吉文明中将担任，他是在2014年才从总参办公厅主任空降到济南军区担任的副司令，次年晋升的中将，没多久便转任济南军区善后办首任主任，主抓济南军区撤番后的业务。
济南军区善后办政委是高建国中将担任，他长期在济南军区陆军集团军任职，2010年才从济南军区54集团军政工主官跨军区升任的沈阳军区政治部主任，次年晋升为中将军衔，在军改后又回到济南军区担任善后办首任政委，成为七大军区善后办唯一一位跨军区担任善后办主官的将军。
在上述14位善后办军政主官中，绝大多数都是到龄退役了，基本不会再从军区善后办转任其他职务，但只有2位将军是例外的，分别是成都军区善后办首任政委刘念光中将、沈阳军区善后办首任政委罗益昌中将。
其中刘念光中将在成都军区善后办政委的岗位任职了1年半后，就接替王建伟中将当新一任国防科技大学政委，最终到龄卸任；罗益昌中将则是在2021年转任的北部战区副政委。
总之，大军区善后办军政主官没有再晋升为上将衔的，都是维持在副战区级中将的级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