恰逢党的生日，这天又正好是李银桥值班。就在这时，一名个子不高、皮肤白皙的国字脸汉子突然来访。此人黑着一张脸，指名道姓要见毛主席。
李银桥认识此人，他便是大名鼎鼎的王明。李银桥多次从毛主席口中听过王明，知道这人“左”得很。这一天，毛主席正好没什么紧要的事务，于是李银桥点了点头，将他引入了毛泽东的住所。
当时，毛泽东正在桌上批阅文件，听见动静便立即抬起头来。他一见是王明，立即笑容可掬地站起来，和王明握了握手。随后毛泽东又吩咐李银桥，立即沏壶茶来。
等李银桥将茶送入会客室，毛泽东和王明早已从寒暄转入了正题。原来王明对中共中央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想不通，说有些意见要向中央陈述，要跟毛主席谈谈……
听到这里，毛泽东立即收敛起笑容，开始一根接一根的抽烟。李银桥是个识大体的人，心知这种场合，他是不适合待的。退出门外后，只听毛泽东和王明开始出现了争论，而且声音越来越大。
毛泽东愤怒地说：“到了现在你们怎么还想不通？现在快要胜利了，你竟然还没有一个反省！”
李银桥有些担心，他先是向毛泽东夫人报告了王明在同毛主席争论，然后提议要不要请周副主席来。李银桥和周恩来非常熟，毕竟自己原本就在周的手下担任警卫员。
毛泽东夫人也很不放心，于是立即让李银桥去找周恩来。儒雅敦厚的周恩来，从来都是领导人之间的黏合剂，最能维护团结。
正当周恩来匆匆赶到之时，只见王明已经黑着脸推开了房门，然后扬长而去。他刚走，周恩来便进了毛泽东的办公室。
多年后，李银桥不禁感慨：“一直以来，我从未见过毛主席的情绪那么激动，态度那么坚决。这绝不是个人之间的意见分歧，它关系到对中国革命历程的评价，是个重大原则问题，所以毛泽东寸步不让。”
学过初中历史的，或许都对王明这个名字十分有印象。他在党史中创造了一个“唯一”，他是唯一的一个两次给错误路线“冠名”的人物。
第一次错误路线是在土地革命时期，被称为“王明左倾路线。”
王明原名陈绍禹，1925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5 年 10 月 7 日，共产国际来中国招收第一期中山大学的留学生。王明被获准留学。
王明不懂指挥打仗，不太懂内政，但读书却是一把好手。他在短时间内学会了俄语，并能将马列著作背个滚瓜烂熟，可以做到“句句用典”“言必称马列”。因此，年轻气盛的王明，得到了共产国际领导人米夫的认可。
到了1931年，在米夫的一手扶持之下，王明成功上位，成为中央最高领导人。
当年，王明之所以能成为领导人，是因为他在揭批“立三路线”上特别卖力。所谓“立三路线”，就是集结红军向大城市进军，早日完成社会主义革命。他不仅要求红军进攻大城市，同时还让苏联红军在边境配合，最终形成世界革命之趋势。
李立三已经“左”得离谱，王明比他更离谱。1931年，王明离开上海，前往莫斯科担任中国驻共产国际的代表。在他的授意之下，博古和德国顾问李德成为了红军的代表。在战略和战术上，博古和李德摒弃了毛泽东正确的战略思想。
一方面，王明命令红军不顾自己武器的低劣，执意向大城市进攻，以图“实现一省或数省的胜利”。这种战术自然是失败的。
当国民党发动第五次反围剿时，王明又支持博古、李德搞什么“堡垒对堡垒”、御敌于国门之外的战略方针。我军明明擅长运动战，博古、李德偏偏要红军打阵地战，岂有不败之理。最终，红军不得不告别苏区，开启了两万五千里长征。直到遵义会议之后，重新确立了毛泽东的正确方针，才让我党我军重新步入了正轨。
抗战爆发后，王明受共产国际委派回国。而这一次回国，他又闹出了个大乱子，也让他成为第二错误路线的代名词——王明右倾投降主义路线。
1937年11月29日，王明一行乘苏联飞机，经迪化、兰州到达延安，毛泽东冒着大雪，和张闻天、朱德、周恩来等同志以及延安各界人士一起前往机场迎接。
这是毛泽东和王明的第一次见面，高大、黑瘦的毛泽东和又矮、又白、又胖的王明形成了鲜明的反差。在机场，毛泽东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欢迎词：
“中央三位领导同志驾着仙鹤，腾云驾雾从昆仑山那边飞回来了。久别重逢，家人团聚，这不是喜从天降吗？……欢迎从昆仑山上下来的“神仙”，欢迎我们敬爱的国际朋友，欢迎从苏联来的同志们，你们回到延安来是一件大喜事。这就叫做“喜从天降”。”
毛泽东在讲述这些话时，还非常形象地将帽子一次次抛向了天空，显得非常兴奋。如此高规格的欢迎仪式，在延安时期是绝无仅有的。这足以见得毛泽东对于王明的归来是相当重视的，也显示了毛泽东是真想和王明合作。
然而王明可不这么想，他自认为是共产国际的代表，口衔天宪，手持尚方宝剑，可以号令全党。没到延安几天，王明就提出要召开政治局会议。
12月9日晚，中央政治局在城内凤凰山麓的一个岩洞里召开会议，史称十二月政治局会议。会上，王明按照共产国际的基本态度做了《如何继续全国抗战与争取抗战胜利呢？》的长篇报告。提出“一切经过抗日统一战线，一切服从抗日”。实际上就是无条件向国民党妥协，无条件服从蒋介石的指示。
然而毛泽东早在洛川会议中就提出了，要进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我们必须要争取统一战线的领导权。很显然，王明的话就是冲着毛泽东来的。
王明还说：
“现在不能空喊资产阶级领导无产阶级或无产阶级领导资产阶级问题，这是将来看力量的问题，没有力量空喊无产阶级领导是不行的。”“没有统一的国防军和统一的正规军是不能战胜日帝，游击战争是不能战胜日本的。”
土地革命时期，王明对待蒋介石、国民党从来都是针尖对麦芒的态度，如今却为何成为了“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呢？
事实上，这与时局的变化有关。1937年末，德国法西斯正在加速武装，而英法为了祸水东引，对纳粹听之任之。而在东亚，日本也对苏联的远东蠢蠢欲动，屡次制造流血冲突。东西两个方向的夹击，让斯大林“压力山大”。因此，苏联非常希望中国能够拖住日本，进而认为红军应该一切服从于统一战线，听从蒋介石的指挥。
权力只为权力的来源负责，王明的权力来自于苏联，自然会更多地为苏联考虑。因此才会提出如此错误、荒谬、可笑的右倾错误主张。
1938年2月27日至3月1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王明不仅坚持自己的错误，而且还进一步发展了自己的错误：
“国民党现在提出只要一个军队，我们也不能反对这种口号。”
他认为战略方针应该“确立和普遍地实行以运动战为主，配合以阵地战，辅之以游击战的战略方针。”
要知道，当时八路军主力只有3万人，装备极其低劣。若与日寇硬拼，即使获胜，也会“杀敌一千，自损八百。”3万八路军，都是革命的精华，革命的种子，岂能轻易浪费。
对于王明的观点，毛泽东没有立即予以反驳，而是再次阐述了自己的观点：
“抗日战争总的方针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在有利条件下打运动战，集中优势兵力消灭敌军一部。”
到了后来王明更是愈发独断专行，常常不经中央同意，就擅自以中央的名义发表文章和讲话。对于毛泽东本人，王明亦不尊重。毛泽东发表了《论持久战》后，中央致电王明领导的长江局，指示在武汉的《新华日报》上刊登，但王明却借口文章太长，两次拒绝了刊登。
随着抗战的进行，随着八路军的壮大，随着抗日根据地的不断扩展。无论是党内的同志还是苏联的同志，都已经认识到，毛泽东独立自主、山地游击战的方针才是对的，王明的“右倾错误主张”，简直错得离谱。
1938年8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稼祥带着共产国际的最新建议到了延安：
“共产国际认为一年多来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毛泽东、朱德等领导的八路军执行了新的政策，中国共产党在复杂的环境下和困难的条件下真正运用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共中央领导机关内，要以毛泽东为首解决统一领导的问题。”
就此，王明自恃的“尚方宝剑”当啷落地。为了克服王明的右倾错误，政治局会议还决定召开六届六中全会。这次会议从组织上肯定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这对于王明来说不啻是当头一棒。
毛泽东胸襟开阔，并没有过多为难王明，依然对他予以了重用，让他担任中央统战部部长、中央南方工作委员会主任、中央妇女运动委员会主任、延安女子大学校长等职务。
虽然王明已经被打落凡尘，但他并不服输，对于毛泽东采取了阳奉阴违的态度。一方面在公开场合，他表示承认错误；另一方面，在私下里，他却拒绝写检讨，并对毛泽东极尽挖苦之能事。
然而王明的挖苦和谩骂，并不能改变什么，随着整风运动的深入发展，全党统一了认识，毛泽东的威望日益提高。1943年5月，共产国际宣布解散，对于王明来说，更是晴天霹雳。
到了中共七大前夕，毛泽东把六届七中全会准备讨论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等三个草案都送给王明过目，并多次派人与王明谈心，劝他反省自己的错误。
对于那些犯错误的同志，毛泽东从未想过放弃，更没有想过肉体消灭，他希望他们能够从内心深处反省自己的过失。只要在全党面前承认自己的过失，痛改前非，依然是好同志。例如博古，他在承认自己的错误后，毛泽东就立即予以了接纳，依然重用如故。对于王明，毛泽东也是如此，希望能够“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4 月 20 日，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决议》的那一天，王明给任弼时写了一封长信，并请任弼时阅转毛泽东及扩大的七中全会各位同志。
在这封信中，王明表示完全同意《决议》，他承认1930 年写的《两条路线》是教条主义的产物，“是从抄袭各种决议而来的”，“用的是不从实际出发，而从书本出发底方法；是根本的教条主义思想和作风的方法。”同时，王明还热情赞扬了毛泽东以及毛泽东思想的正确和功绩。
中共七大召开时，当时正在生病的王明是用担架抬进场的，他只出席了15分钟，就被担架抬走了。厚道的毛泽东一再动员代表将王明选进中央委员会。正式投票后，毛泽东还一直在会场等待计票结果，直到王明的票过半数后才离去。
在当选的44位中央委员中，王明排名倒数第二。七大是王明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以正式代表身份出席中国共产党的全国代表大会。
七大闭幕后，王明开始分配他做政策研究、起草法律和土地改革工作。不得不说，在妇女工作、法律工作上，王明确实有一手，做出了很多有益的贡献。
此时的王明看起来已经“改过”了，但实际上却在韬光养晦。王明后来在《中共五十年》中提到，他向六届七中全会声明服从党中央的决定，是因为“反毛斗争还要长期进行下去”，是为了“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对于王明的伪装，明智的毛泽东自然是一眼就能看穿。解放战争期间，毛泽东多次与他交谈，希望他能进一步检讨自己的错误，为夺取全国胜利发挥应有的作用。
毛泽东转移至西柏坡后，王明也随之迁到了这里。随着全国解放序幕的揭开，党中央开始筹备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西柏坡会议。
王明不知又想起了什么，对于之前《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又产生了不满，于是便开始了文章开头的一幕。王明见到毛泽东后，说自己还有一些意见要向中央陈述，要跟毛泽东好好谈谈……
在谈话中，毛泽东和王明就共产国际、苏联以及国内许多具体人、具体事件进行了争辩。逐渐的，争论开始有了火药味，使李银桥不得不去请周恩来前来圆场。
在这次争吵之后，王明似乎又“虚心”了起来。1949年3月5日至13日，七届二中全会在西柏坡召开，王明作为中央委会参加了会议，并且进行了讲话。在会上，他对毛泽东大加赞扬，甚至把自己最得意的“真正的布尔什维克”这顶桂冠戴到了毛泽东头上。他表示：
“今后一定抛开个人，不想责任，而好好想自己的缺点。”“愿意做个驴子，慢慢走，跟毛主席走，看将来能否赶上。”
很显然，王明又在玩两面人脊梁，表面上一套，私下里又是声色俱厉、怙恶不悛这一套。对此，毛泽东专门在全会的闭幕词上谈到了如何帮助王明改正错误的问题，他希望王明能够在中国革命进入新阶段后彻底改正自己的错误，以新的姿态去迎接新中国的诞生。
为了让王明彻底表态，会议还做出，王明应对内战时期和抗战时期的错误写一个声明书，并提交政治局审阅。王明在会上接受这一决定，在后来却一再采取拖延战术，甚至干脆否认有这一决定。
王明迟迟不肯认错，但毛泽东并没有放弃他，而是让他参与了新中国第一部《婚姻法》的制定。不得不说，王明在法律方面确实有天赋，又快又好地完成了这一重任。这充分显示了毛泽东的宽容和知人善任。
王明起草婚姻法，原本可以作为自己新生的开端。但实际上，王明的目的一开始就不纯。他之所以如此全身心地投入《婚姻法》的起草和制定，也是为了将功赎罪。以为这样做了，就可以不向全党、全国、全军检讨了。
但是毛泽东和党中央分的很清，工作是工作、贡献是贡献，但错误也是错误，两者不能抵消。因此在七届三中全会上，会议再次提出，要求王明写一份声明书交由中央审批。
王明见这一次是逃不过了，于是他于1950年9月，突然向党中央提出要去苏联治病。毛泽东考虑到王明确实有病，于是就同意了。后来王明虽然有短暂回国。但到了1956年，王明又提出要去苏联，同时还要把家人也带上。
当年9月，八大在北京召开，王明在莫斯科养病没有出席。在八大中，王明当选了中央委员，但在所有委员中得票数倒数第一。
在苏联，王明化名马马维奇，开始发表一系列文章攻击中共和毛泽东，造成了恶劣影响。王明直到1974年病死，依然“笔耕不辍”。死后不久，他被葬入了苏联最好的公墓之中，其礼遇之高，着实耐人寻味。
毛泽东一生致力于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科学地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和实践问题；王明则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一切从本本出发，害人害己，最终还害了革命。更可气的是，王明还咬紧牙关，死不承认自己的过失，最终还叛国投敌，做了可耻的叛徒。
王明也曾为革命事业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但观其一生，可谓“过”远大于“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