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战争爆发后，国共两军在多个战线上展开了激战。相比于庞大的国民党军，我军虽然人数较少、装备也不足，但凭借着我军将领有声有色的指挥，也打了几个大胜仗。首先，粟裕在苏中七战七捷，歼敌5.3万人；其次，晋冀鲁豫的刘伯承、邓小平也在定陶战役大获全胜。
然而几家欢喜几家愁，就在粟裕、刘邓高歌猛进之时。抗战时期最强大的军区——晋察冀军区却连续吃了好几个大败仗，败在了地方军阀——傅作义的手上。
当时聂荣臻按照中央军委的指令，决定夺取北线的“三路四城”，将战火烧到“蒋管区”。所谓“三路”，乃是正太、同浦及平汉三条铁路；所谓四城，则是石家庄、保定、大同、太原四座大城市。此计划如若成功，华北局势自然将大定。
晋察冀所面对的国民党部队，有十一战区孙连仲的八个军、第二战区阎锡山的两个军以及十二战区傅作义的三个军，一共43万部队；而晋察冀军区此时大约有21万人马。
我军与国民党军打仗，一般都会柿子照软地捏，先打地方杂牌部队，然后再打装备精良的中央军。然而聂荣臻所面临的局势却大有不同，华北中央军的实力并不强，没有像五大主力或者第一师这样的美械部队；阎锡山的晋军更是公认的弱旅，不值一提。但坏就坏在傅作义身上。华北是少有的，地方军比中央军还要强的地区。
傅作义，著名的军事家，抗日英雄。他成名于北伐战争时期，因涿县保卫战而天下闻名。抗战时期，傅作义屡获大捷，为抗日军民所称道。当时，傅作义与八路军关系走得很近。而他的部队也学习八路军的作战方针以及军纪，因此有“七路半”之称，是我军相当可靠的盟友。
傅作义最为倚仗的部队，无疑是天下闻名的35军。这支部队非常凶猛、顽强，拥有400台道奇大卡车，机动性超群。美军顾问视察了35军后，称赞其为中国最好的一个军，甚至比五大主力还要强。
对于傅作义，毛泽东一直保持着警惕。1946年6月4日，毛泽东给贺龙、聂荣臻发电，
“大同、口泉地区敌多守固，又有日军，有可能牵动傅作义，因此，暂时只作准备工作……”
6月9日，毛泽东又一次强调不要惊动傅作义：
“（二）对大同、口泉、怀仁三点不要惊动。（三）不要调动北线主力，不要惊动傅作义。”
6月25日，毛泽东又给贺龙与聂荣臻发电，要他们注意傅作义的动向，同时“派人至傅作义处妥为联络。”
然而面对毛泽东地一再警告和提醒，聂荣臻却有自己的想法。毛泽东建议他不要打大同，但聂荣臻却认为，相比于保定、石家庄和太原，大同更好打。
大同是阎锡山的地盘，晋军的弱小大家都有目共睹。而蒋介石要应付全国的战局，抽不出兵力解救阎锡山，大同应该很好攻破。在贺龙的打击之下，大同的外围城市皆被我军攻占，已成为孤城。因此聂荣臻认为，晋察冀军区理应与晋绥军区联合作战，用15天到20天的时间攻占大同，使两区连成一片。这样一来，就可以投入更多兵力在平汉线作战之上。
唯一要考虑的，就是傅作义的支援。但经过讨论，大家觉得这是不可能的。这是因为大同属于阎锡山管辖，不是傅作义的地盘。如果我军迅速攻占大同，傅作义一定会作壁上观；我军攻击时间拖长，傅作义也不可能“空国而来”。毕竟傅作义本钱不大，手中的机动兵力不过3万人。而围攻大同的八路军，则有20万之多，谅他也不敢来。
最终，毛泽东被聂荣臻说服了，同意了晋察冀军区攻打大同的方案。即使睿智如主席也认为，傅作义不大可能全军来援，毕竟这太不“军阀”了。
然而我军万万没想到的是，蒋介石在我军攻打大同之时，做了个顺水人情，竟将大同划在了傅作义的地盘。蒋介石许诺，只要能守住大同，这里就归傅作义所有了。
众所周知，阎锡山极其小气。换做平时，这一决定必然会让他勃然大怒。但令人想不到的是，阎老西不但一口答应了下来，还主动要求配合作战。
其后傅作义马上召集亲信将领，严密策划解围路线；同时所有军官一律待在军营不准回家，部队联络不得用国军共有的密码，以防泄密。傅作义很清楚，国民党早就被我党特工人员渗透得像筛子一样。傅作义如此操作，让我军完全被蒙在了鼓里。
不得不说，傅作义确实是国军之中相当杰出的将领。援救大同最快的路，是顺着公路下凉城、丰镇。但傅作义没有选择这条路，这是因为聂荣臻早就照着毛泽东的指示，在此地埋伏了4个旅，就等着傅作义上钩。
于是傅作义玩出个围魏救赵的方法，他将三个军的兵力分成三路，北路进攻集宁，南路进攻凉城，中路进攻卓资山。其中卓资山方向是主力，南路则是佯攻，但整个计划的关键，则是集宁。
为何这么说，这是因为集宁是晋察冀军区首府——张家口的门户。集宁一旦失守，贺龙、聂荣臻必然回援。
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傅作义的胃口可不止大同那么简单，他甚至还想将张家口也收入囊中。
9月5日，傅作义的35军突袭卓资山。我军一开始认为，傅作义即使来，也不会来得那么快，即使出动少数兵力进攻卓资山，王尚荣带领的独立第1旅最少也能守三天，救援完全来得及。
哪知道傅作义倾巢而出，来得还是火力极其强大的35军。仅仅几个小时后，独一旅就狼狈地撤出了战场，而我军援军还在半路。
傅作义占领卓资山无疑是一招妙棋，其严重地误导了的行动。聂荣臻和贺龙分析，傅作义攻占卓资山后，有三种可能：
一是在卓资山按兵不动，静观我军动向；二是由凉城推进，向大同进发；三是进攻集宁，威胁我张家口。
由于傅作义集团严格保密，我军情报部门得不到可靠情报，因此无法确定敌军的动向。最后，军委做出决定：
“主力集中于南线的凉城，防范傅作义直取大同。”
这是一个致命的误判。
9月7日，傅作义集中暂11师、暂17师和新编31师，趁着夜色从平绥铁路北侧绕经火石坝秘密东进，悄无声息地到达了集宁地区。
第二天清晨，炮声突然响起，傅作义开始攻城了。听闻集宁告急，聂荣臻和贺龙大惊失色，于是立即调转兵力，向集宁驰援而去。
从兵力上看，我军在集宁还是占有优势的。因此毛泽东给集宁守军发电：集宁部队务必死守，任何情况不得放弃，否则执行军纪。
11日夜晚，两晋军区主力已经到达集宁城下，第358旅、独1旅和陈正湘纵队包围了攻城敌军，并进行了猛攻。经过一天两夜的激战，敌军挫败，损失5000多人。与此同时，敌人西退的道路还被我军切断，陷入了走投无路、求救无门的境地。
就在这时，杨成武、苏振华纵队也赶到了战场，将傅作义的三个师团团围住。在这种情况下，只要我军再猛攻一下，就能全歼这股敌人。这样一来，不仅能重创傅作义，同时还能回师攻占大同。就像当年李世民在虎牢关大败窦建德，洛阳的王世充便立即纳土称降一样。
然而可惜的是，我军指挥部距离战场太远，不太明了战场的情况。在一天的时间里，我军未能组织连续进攻，给了敌人喘息和整顿的机会。
到了12月下午，我军再次对集宁城下之敌发动了进攻，战斗异常激烈。而就在这时，敌31师和11师又在空军的配合下，又对集宁发动了攻势。我军包围着31师和11师，31师和11师又包围着集宁。此时鹿死谁手，还不得而知。
傅作义见战场如此焦灼，于是当机立断，将作为预备队的101师和32师派上了战场，将我解围部队包围了起来。战场上形成大圈套小圈的局势。
就在这时，前敌指挥张宗逊犯下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他没有集中兵力对攻城的傅军进行围歼，而是抽调主力去与101师缠斗。
毛泽东曾一再给晋察冀军区发电，强调集中兵力于一点的重要性。对于敌人需要集
中六倍、五倍或四倍于敌人的兵力。这样一来就能全歼、速歼敌军。而我军最忌讳的，那就是分兵。这是因为我军在战术素质上以及武器装备上，相当于敌军还有短板。如果与敌人一对一地硬拼，恐怕要吃败仗。
然而在集宁战役中，张宗逊却掉了链子，犯下了分兵的大忌，也最终导致了这场战役的失败。
张宗逊抽调了增援主力，攻城敌军的压力骤减，而我军守城部队就“压力山大”了。经过一天的激战，敌军成功攻入了集宁城，我军被迫退出城外。
而在外围，我军打得同样不顺。就在我军集中兵力，准备和101师短兵相接时。敌军的炮兵不小心打偏了，炮弹越过商定，阴差阳错地打在了后面集结的主力部队中。前线指挥以为傅作义主力到达，于是紧急下令撤退，错过了大好时机。
9月13日，两晋军区兵败如山倒，遭到了敌军两面夹击，沿途甚至连伤员都无法收容，伤亡数万人。后来傅作义还吹嘘，说我军“遗尸两万”。我军牺牲人数虽然没那么夸张，但也确实伤了元气。集宁失败后，我军被迫从大同撤离。这样一来，我军没能攻占大同，还丢了集宁。
这是一场不折不扣的败仗。在战役的很多环节，我军都有机会反败为胜，但我们都没有抓住机会，致使傅作义侥幸获胜。
傅作义后来也承认：
“集宁会战，按当时的情形，我们是相当的危险，很有失败的可能。最后能得到胜利，我认为是一个侥幸。”
“第101师参加战斗后，共产党犯了一个错误，就是12日晚上，他没有去攻击新编31师，而去全力打敌101师，这是共产党失败的原因。如果哪天晚上，去攻新编31师，我们的情况就相当危险了。”
但即便如此，傅作义的尾巴还是翘上了天。他授意手下在《奋斗日报》上发文：
“被包围、被击溃、被消灭的不是国军，而是你们自夸的所谓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贺龙所部、聂荣臻所部的全部主力”
后来傅作义还特意致电延安：
“击败聂荣臻、贺龙两部十万之众是人民意志的胜利。”
大同、集宁战役失利后，我军在华北的局势急转直下。孙连仲部趁火打劫，将晋察冀与东北地区保持陆路往来的唯一通道承德占领了。接着冀东地区又连丢15个县。这样一来，张家口便陷入傅军与中央军的夹击之中。
9月15日，聂荣臻忍痛做出决定，放弃了张家口。此战之后，晋察冀军区几乎丢掉了所有的大城市。
作为抗战时期最强大的根据地之一，晋察冀军区为何会输得如此之惨？
首先，大同战役战役本身就是值得商榷的。聂荣臻后来回忆：
“发起大同战役，有考虑不当之处。因为大同敌人的兵力虽不雄厚，而城防设施是颇为坚固的。当时，我军既没有重武器，又缺乏攻坚战经验，哪里有把握攻打大同？”
其次，攻打大同，造成了打草惊蛇的效果，将傅作义也牵动了过来。我军作战一向主张孤立敌人，先歼敌一部。而攻打大同，却引来了傅作义的干涉，导致我军功败垂成、损失惨重。
再次，晋察冀军区的兵力原本就不占优势。1946年2月1日，中央下达了裁军令。抗战胜利时，晋察冀军区有32万大军，其中野战军就有九个纵队二十六个旅，20多万人；地方部队11万人。
结果晋察冀裁军过度，只留下四个野战军纵队五万人，26旅裁撤了17个，10万野战军解甲归田。对于这种过度的裁军措施，晋察冀众将都很有意见。军区作战处长唐永健忧心忡忡地说：
“北平的国民党在四处抓兵扩军，路上却看到我军成批复员，这样合算吗？”
因此可以说，在攻打大同之前，晋察冀部队已经伤筋动骨了。野战部队被大量裁撤，却留下了一个极其臃肿的地方部队。致使我军既没有兵力优势，也缺乏机动性。因此我军人数虽众，但战场的主动权却在傅作义手中，我军防线处处漏风、顾此失彼。没有兵力和机动性，又谈什么集中优势兵力歼敌呢？
最后，在大同、集宁战役中，我军屡次犯下错误。特别是在集宁城下，没有集中兵力攻打攻城部队，导致集宁丢失。这都是非常值得反思的失误。
大同、集宁之战后，晋察冀军区仍迟迟打不开局面，歼敌数量一直上不去。部队甚至对傅作义部产生了畏惧心理。
对于晋察冀的局势，毛主席忧心如焚，多次用电报指导聂荣臻等人作战。其要点就是集中优势兵力，不计一城一地地得失，大踏步前进、大踏步后退。
1946年9月25日，毛泽东再次向聂荣臻发来电报，希望他能学习陈赓的打法：
“我陈赓中队已将胡宗南之天下第一师全部歼灭，其一六七旅亦伤亡惨重，其一部正被我军围歼中，胡军侵占之浮山城已被我收复。查我陈赓纵队仅三个旅，七月间歼灭胡军一个旅后，胡军……故陈纵此次回师再歼胡军主力（第一旅及一六七师均老一军）。由此可见，只要指挥上既灵活又勇敢，敌人的进攻是能打破的！”
在电报中，毛泽东曾两次在全军通电表扬了陈赓的打法。陈赓之所以能以3个旅的部队，去与胡宗南的十多个旅对垒。一是因为陈赓善于集中兵力歼敌一部，二是因为陈赓指挥灵活，掌握了战场的主动性；三是因为陈赓亲自监听电报，将敌军的动向掌握得一清二楚。
而陈赓所擅长的，正是晋察冀军区所缺乏的。聂荣臻后来也在回忆录中心悦诚服地总结：
“那时候，我们的一些作战行动，往往为敌人的行动所吸引，费力气不小，歼敌却不多……根本问题就在于没有掌握主动权。”
1947年4月，朱德从陕北到达晋察冀，朱老总一出手果然不同凡响。他虽然年事已高，却亲力亲为地主持军事工作，改革了部队整合到战略，直到几乎每个具体作战部署、后勤保障、干部家属供应等诸多环节。
最终，晋察冀军区成功进行改编，野战军人数到达了27万人，重新恢复了晋察冀军区往日的雄风。后来这批野战军又改编为华北野战军，终于有了向傅作义报仇雪恨的本钱。
到了6月，华北野战军向傅作义发动反攻，在清风店战役中大破35军，其军长被迫自杀。其后在石家庄战役中，我军再次击溃敌人，创造了解放战争期间我军第一次攻克大型城市的记录。由此华北的战争主动权彻底转向了我军一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