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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征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军事奇迹之一。
一支装备差劲、人数不多的部队,在敌人数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之下,居然凭借优秀的指挥,在一年多的时间里转战二万五千里,成功地给自己“走”出了一条生路。
同时,长征让全国的大多数群众认识了什么叫红军,打破了敌人的谣言,为日后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不过,也有一些问题,长期困扰着很多人:中国那么大,为何长征的目的地会选择在陕北?难道一些经济更好、土地更富饶的地方不好吗?
其实,长征的目的地是哪里,并不是一次就决定的,而是在不断的遭遇战中调整出来的。
这之中,既有毛主席的高瞻远瞩,也有其他人的不得已而为之,更有历史性的机缘巧合。其中的一些故事,让人至今想起来都拍案叫绝。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由于总体战略和临敌指挥上的失误,在敌人近百万人的压迫下伤亡巨大。
为了能保存革命火种,长征势在必行。现在很多人给长征冠以了“宣传队”、“播种机”的美名,但是只有当事人才能深刻体会,这次的行动有多么凶险。
当时的红军实际上是在实施被动的战略转移,最终的目的就是要生存下来。
但是,既然是战略转移,那么就要有一个最终的目的地。这个目的地选在哪里,将决定红军在未来是否有一个稳固的后方。
而当时的党中央,选择了距离江西瑞金地理距离很近的湘鄂地区。
将目的地定在这里,是当时的一个最优选择。
在清政府覆灭后,华北地区的几大军阀陷入混战,而且和南方还有长江阻隔,红军很难在那里建设稳固的根据地;
而东南地区,则是蒋介石中央军的地盘,他们给红军的军事压力最大,向那里发展同样不现实;
只有西南和中南地区,军阀的整体实力不强,红军以自己的战斗力,可以博得一个发展的机会。
更何况,湘鄂地区本有革命基础,红2、6军团已经打开了局面。往这里发展,对于红军来说可以事半功倍。
不过,往湘鄂地区转移,实在是太有优势了。在当时的党中央军事负责人李德、博古作出这一选择的同时,发动第五次“围剿”的蒋介石也早就猜到了这一点。
李德
于是在湘江岸边,红军与数倍于己、且有大炮飞机助阵的蒋军正面相撞。
激战之下,红军七八万人的红军,只有三万人左右渡过了湘江。大部分优秀的指战员,用自己的鲜血染红了湘江水。
然而,面对如此不利的局面,李德、博古二人却仍然一意孤行,非要向湘西进军。
当时,通过卓越的情报战,红军的高级将领已经对敌人的布防情况一清二楚:
在宜章至湘江之间的广大地区,敌人的兵力较少;而在前往湘西的路上,敌人则是已经布下了口袋阵!
有了这样详细的情报,仍然往死地前进,李德、博古的指挥能力,也就不得不遭到质疑了。
实际上,李德和博古从来都不是什么军事家,他们不过是那个时期国外控制中国革命的工具。
所以他们到来之后,便有着一种居高临下的优越感,对毛主席当初行之有效的战略思想很不以为然。
为了体现所谓的“权威性”,他们在指挥时往往意气用事,即使有了错误也不改正。
而此时,党内其他人与他们的地位相差甚远,必须要有一个德高望重之人站出来,纠正他们的错误。
而这个人,就是张闻天。
张闻天的历史地位非常高,他1925年入党,曾经在苏联的多所大学学习、任教,比李德、博古二人的资历还要老。
同时,在当时的党中央,他的地位也是仅次于博古的。他的意见,对很多事情有着决定性的作用。
1934年12月12日,为了摆脱眼前的困境,中央军委召开了通道会议。
会议上,毛主席虽然已经失去了指挥权,但是仍然提出了自己的意见,那就是转头去往贵州,不再寻求与红2、6方面军会师。
当听完毛主席的意见后,张闻天第一个举手赞同。紧接着,朱德、周恩来和王稼祥也都表示支持。
在压倒性的意见面前,李德和博古也不得不放弃自己的执拗。
通道会议,在实际上确立了毛主席军事指挥员的地位。在他的主导下,红军长征的目的地,从曾经的“湘鄂地区”变成了“川黔地区”。
而毛主席将目标锁定于此,也是有战略考量的。
川黔地区虽然军阀林立,但是对比华北、东南的大军阀来说,这些地方的军阀虽然数量多,但每一股的实力都不算太强。
红军虽然力量也算不上强大,但是压服这些小军阀还是可以的。
为了能顺利达到目的,毛主席打出了自己人生中最为得意的一场战役:四渡赤水。
当时,几乎所有人都知道红军要进入四川,去和红4方面军会合。
但是想要入川,就先要渡过赤水河。
在一渡赤水时,红军在鲁班场遭到了敌人的强力阻击,损失了近千人。
一看此路不通,毛主席立刻二渡赤水,重回遵义,将刚刚占领这里的敌人击败。
这一下,红军不仅士气大盛,而且还得到了武器和物资的补充。
之后,毛主席指挥部队三渡赤水,再次作出北渡长江的姿态,蒋介石不得不再次调兵追击。
但是,在敌人部队的夹缝中,毛主席又来了一个四渡赤水,将进攻的矛头指向了蒋介石的指挥所:贵阳。
而且,红军此次行动声势浩大,在沿途喊出了“活捉蒋介石”的口号。
而此时,蒋介石手中已经无兵可派,为了保护自己,他不得不向云南军阀龙云求救。在这种情况下,龙云也不得不家底尽出,去救蒋介石。
而此时,毛主席的进攻矛头突然指向了昆明,这俨然就是要去消灭龙云了。
得到情报后,龙云大呼中计。但是此时,想要将保护蒋介石的部队调回,已经来不及了。无奈之下,他不得不将布防在金沙江畔的部队抽调回来,保护自己。
而这一点,也正是毛主席的真正意图。很快,红军便渡过了防守松懈的金沙江,冲破了敌人的包围圈。
正如前面所说,川黔地区有红4方面军建立的根据地。红4方面军,是开国元帅徐向前领导的部队。
这位口音极重的山西人,在四川打出了非同一般的战绩。面对敌人经常性的“围剿”,徐向前以巧妙的指挥,多次以少胜多。
这里的群众基础也非常好,比之中央苏区也不遑多让。所以,在入川之后,红军的革命工作一度开展得非常顺利,建立了很多根据地。
然而,四川也有四川的劣势。四川是一个天然的盆地,自古以来以此割据者有之,但是却没有一个人能在入川后再冲出来。
红军此时已经喊出了“北上抗日”的口号,如果在四川呆下来,想要北上就难了。
同时,四川的地方军阀虽然派系林立,不太听蒋介石调遣,但是在“围剿”红军的问题上,他们却是意见比较一致。
红军想要在四川稳定下来,仍然要面对敌人的重兵攻击。届时,四周都是难于登天的蜀道,红军很可能要面临“背山一战”的局面。
当然,还有一个最为重要的问题,就是党内部的问题。四川根据地的领导人,是割据思想严重、且野心勃勃的张国焘。
凭借自己手下红4方面军的实力,他并不把来到这里的党中央太当回事。而且,他在四川已经有了些成绩,于是就想着留住自己的一亩三分地。
如果红军真的留在四川,很可能会因为他的存在而产生内斗。后来的另立中央、陕北叛逃事件,已经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于是,即使进入了四川,和当地的红军会师了,毛主席也还是要考虑长征最终目的地的问题。
在一系列历史条件的作用下,1935年春天,红4方面军也加入了长征的队伍。
这一次,毛主席并未指出明确的目的地,而是带着红军向北方走。毕竟“北上抗日”是红军的口号,不往北走的话,红军将会失去自身的正义性。
但是,往北走,走到哪里是个头?这在当时,是谁的心里都没底的事情。
从1935年夏天开始,中央接连召开了好几次重要会议,最终决定红军向北进攻,先取得甘肃以南地区,然后以此为中心,创建川陕甘根据地。
川陕甘一线,在当时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地区。这里曾经最强大的军阀,是“西北王”冯玉祥。
但是,在几次中原争霸失败后,冯玉祥早已被架空,失去了对西北军的控制。
而西北军的杨虎城将军,是个爱国而正直的人;盘踞此地的张学良,更是和日本人有着杀父夺地之仇。
红军以抗日来感召他们,必然会得到他们的共鸣。
至于山西的军阀阎锡山、甘肃、青海的军阀马鸿逵、马步芳之流,不是胸无大志的“自守虏”,就是实力不济的小人物。
同时,西北地区距离南京太远,蒋介石鞭长莫及,红军在这里会比较安全。
另外,这里还靠近外蒙,可以很方便地得到苏联的支援。在这里求得一块生存之地,对红军来讲并不是难事。
然而,由于张国焘的存在,红军的行动很快就遭到了巨大的损失。当行进到川康一带时,张国焘突然裹挟大量部队,脱离了中央的控制。
而他带走的部队,达到了八万多人,是当时红军总数的90%。很显然,他想要以实力要挟中央,达到自己的目的。
但是,毛主席虽然手中仅剩下了不到万人,但意志却更加坚定了。他坚信自己没有错,继续带队北上。
而一个否极泰来的转机,也就是在他的坚持中出现了。
而正在红军行进到甘肃哈达堡镇时,和当地的保安团发生了战斗。战斗结束后,红军在当地的邮局中,找到了一些当时发行量最大的《大公报》。
指战员们根据命令,将报纸立刻送到了叶剑英处。之后,叶剑英又通过彭德怀,将报纸转交给了毛主席。
正是从这些报纸上,毛主席才第一次知道,原来陕北还有个刘志丹。
刘志丹、谢子长二人,是陕北红军的创始人。
他们曾经也是受党中央的领导,但是在1933年之后,由于各自斗争方式的不同,刘志丹等人决定自己发展。在之后,双方的关系逐渐转冷,甚至到了彻底失去联系的地步。
正如后来叶剑英元帅所说,陕北地区由于自然环境恶劣,百姓生活很苦,所以有着极为迫切的革命需求。
刘志丹、谢子长等人在这里振臂一呼,很快得到了响应。在短短的一两年内,他们就建立了一支五万余人的革命军队。
面对北方军阀的数次围剿,他们不仅没有凋零,反而越打越强。在毛主席进入哈达铺之时,他们刚刚袭击了长武县城,还因此上了报纸。
也正是这个消息,给中央红军指示了一条明路。
1935年10月10日,毛泽东等翻过六盘山,与刘志丹派来寻找中央红军的代表相遇,并收到刘志丹的亲笔信
当然,毛主席等人最后选择陕北,还有另一重意义。
陕北地区多山,地形险峻,不管是军阀还是其他军队,想要攻入这里都很困难。毛主席不是那种整天喊着“在德不在险”的普通文人,他很知道地形的重要性。
一旦在陕北落脚,红军将会获得一个稳定的根据地。虽然陕北的经济欠发达,但是毛主席相信人民的力量,相信只要自己带头发展生产,就没有过不去的坎。
正是这一英明的决断,让红军踏上了前往陕北的道路。
从此后,陕北成了之后十年,党中央最重要的落脚点,成了革命的圣地。正是这里的稳定,让人民的武装获得了难得的发展机会。
陕甘革命根据地部分领导人合影
我们很难说,如果没有那张哈达铺的《大公报》,后来的武装革命会发展成什么样子。
不过我们可以肯定的是,当时的共产党人代表着劳苦大众的利益,也拥有着人民的支持。
即使历史的这扇窗不被打开,也还会有一扇门在等着。
革命的胜利,终将会到来的。
参考资料:
红军长征去陕北是在哈达铺决定的 ——《近代史研究》 1986年第2期298-303,共6页
《甘肃理论学刊》 1987年第3期56-61,共6页
解读长征(49):红军为什么把落脚点放在陕北?——《央广军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