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国的一五计划和二五计划都将发展重点放在重工业上，一时间城市人口暴涨，就业难成为社会一大难题。再加上中苏关系恶化，我国的援建项目被相继撤回，裁员潮的到来使得我国经济面临巨大的挑战。
随着1966年高考停止，广大知识青年离开学校后便无处可去，就业问题再一次被摆到桌上讨论。在如此内忧外患的情况下，党中央结合具体国情，探索新的就业通道，那就是让青年到农村去。
一是能缓解城市人口的压力，解决青年就业问题，二是能提高农业生产和边疆建设的速度，保持经济持续发展，三是能让青年在实践中改善观念，培养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接班人。
1968年12月，毛主席发出号召，全国的知识青年到农村最艰难的地方去，接受农民的再教育。于是，知青上山下乡运动进入高潮阶段。
·积极响应，知青下乡
在知青上山下乡的热潮中，1969年，福建莆田县的一名小学教师李庆霖，让其儿子李良模积极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前往农村地区开启自己的知青下乡生活。
虽然李庆霖不舍得自己的孩子到乡下吃苦，但他作为人民教师，深知当时的教育形势不容乐观，留给李良模的只有上山下乡这一个选择。
李良模也清楚家庭的经济情况不容乐观，于是报名参加莆田县的荻卢公社，在他12年的知青生涯中，起初还比较顺利，任劳任怨，在社会最底层聆听了老百姓们的诉求，目睹了地方政府的潜规则操作，也见证了其他知青返城就业。
然而，李良模12年的勤勤恳恳，却没能换来该有的政策待遇，也没能受到该有的公平对待，最终竟成为福建省最后一个返城的知青。
神秘来信，曝光乱象
根据当时党中央制定的知青下乡补贴政策，李良模每个月可以领到生活费8元，以及粮食36斤，但在第11个月后，荻卢公社便以李良模在山区工作而非农村为由，暂停了他的相关补贴。
李庆霖听闻儿子饱受疾苦的消息后无比心疼，随即给儿子寄去生活费，还从当地政府处购买高价粮，只为了李良模能在穷酸之地解决温饱问题。
据相关数据计算，每年需要为一个知青花费上千元，这在当时可不是一笔小数目。然而，当地政府扣押相关款项，李良模的相关费用就落到父亲李庆霖的肩上，在经受如此压力后，李庆霖多次向公社反映情况，希望能改善李良模的困境。
在多次上访无果后，李庆霖开始向街坊邻居打听消息，这才了解到李良模并非个例，而且有的富贵人家还通过走后门的方式，拿到相关补贴，还能以下乡知青的身份返城就业。
在意识到当地政府存在贪污腐败行为后，李庆霖在家中双目无神地坐着，突然灵光一闪，脑海中冒出一个大胆的想法：要不我给毛主席写一封检举信吧！
接着，他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提笔落墨，两个小时后，一封两千字的长信呈现在眼前，但由于是写给伟大的毛主席，李庆霖又对此信反复推敲，最终在1972年12月20日成功定稿。
由于当时处于文革动荡时期，为了防止此信在中途被截获，李庆霖选择将其寄往外交部处，希望部长助理王海容能将这封检举信转交给毛主席。
严惩不贷，以儆效尤
最终，这封信在经过长达四个月的奔波后，终于在1973年4月下旬交到了毛主席的手中。
李庆霖在信中描述了知青们饥寒交迫的乡下生活，以及地方政府的腐败无为，毛主席看完后勃然大怒，随即让秘书把周恩来和叶剑英找来。
当二人得知此情况后，当即愤怒地表示：“必须严惩这些土皇帝。”
毛主席随后掏出300元，并在给李庆霖的回信中写道：“寄上300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
同时，周恩来组织相关人员，对知青工作开展进一步的调查。
随着调查的深入，越来越多的违规违纪问题开始公之于众，其中影响最为恶劣的当属黑龙江的黄砚田和李耀东，二人侵犯数十名女知青。对此恶性事件，叶剑英满腔怒火：“该杀！”
在这次由上而下的清算整改行动中，存在违规违纪行为的地方政府得到严惩，而积极响应国家政策的知青们也得到了应有的保障。
贪污腐败一直是党中央打击的重点行为，只有牢记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将反腐倡廉的要求牢记心中，才能让国家更加繁荣富强，人民更加幸福安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