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千方百计寻找党
从哈尔滨特委遭到破坏开始，我就失去了和上级党组织的联系，我感到自己就象失去了亲娘的孤儿，异常孤独和苦闷。
由四方台脱险回哈尔滨以后，我一直住在小客栈里。
白色恐怖逼使我白天不敢露面，在店里隐居。
但革命工作不能中断，于是晚上就成了我活动的天地。
每天晚上，我用手帕捂着受伤的下颏，走街串巷，一个一个地找到我原来负责领导的那些同志，重新建立联系，研究如何分散转移，隐蔽，对付敌人搜捕的办法，商量安排职业，解决生活困难问题。
为了安全，老在一个地方住也不行，四月底，我搬到道外大水晶街的兴久客栈，又改了名字叫刘明久，在那住了四个月之久。
这期间，活动经费没有来源，生活处于极度困难的状态。
就说住店吧，住一张下铺一宿才八分钱，而我连这八分钱也花不起。
住上铺一宿才五、六分钱，有时也十天八天交不上。
出去卖小工是可以挣点钱的，但怕被特务发现，根本不敢上"工夫"市去找活。
有一位店友介绍我到铁路仓库做工，由于出入大门有警卫检查搜身，有被发现的危险，只去了一个星期，就没有再去。
有一次我和一个店友承揽了包修兴久客栈门前一段阴沟的活计，我找一些理由说服店友同意晚上干，我们俩干了一整夜，完成了这份活，每人分了两元五角钱，暂时解决了一点困难。
进入五、六月，天气逐渐热起来，棉衣穿不住了，可是我没有单衣换，连棉裤都脱不下来。
有困难还得依靠党员同志们的帮助，我到码头工人于福林家，想向他借条单裤，他也够可怜了，只有身上穿的一条裤子。
实在没办法，他借给我一条裤衩，回到店里，我把棉裤换下来，把棉花掏出来，改成了一条假裤，既解决了过夏的问题，还为秋天做了准备。
兴久客栈是一个名叫牛兴久的人和他妻子开的夫妻店。
我在那里住久了，彼此越来越熟悉了，有时我就帮助他们写写店簿。
他们看我的字写得还可以，也比较相信我，就多次动员我给他们当个管帐先生，每月可以给八元钱的工资。
这工作我是能干的，钱也给的不少，但管帐每天得到派出所送取店簿，夜间有查店的警察特务来了，要负责应酬，很容易暴露身分，为敌人所发觉，所以我几次推辞，没有接受这一热情邀请。
但我还是经常帮他们写店簿，打扫一下室内卫生，关系越处越好，晚交几天店钱，用他们的锅灶做点饭也可以了。
八月份，经店友陈凤岐介绍，我到他和他同乡董荣昌合开的荣记小五金作坊当了勤杂工，做饭、拉风箱，用手摇轮进行产品磨光，啥活都干。
虽然累点，但每月有了八元钱工资，有了固定收入，初步摆脱了经济上的窘境。
在不间断地下工作、为生活出路奔波、操劳的同时，我随时都注意寻找线索，争取早日接上同上级组织的联系。
张瑞麟
九月间，敌人的报纸上有一条消息，从侧面透露了赵尚志同志曾带领抗日游击队到阿城县玉泉打石场一带活动过，还召开了石场工人大会，散发了传单。
看到这条消息，使我喜出望外，我马上找到当时还没有职业的孔福祥，布置他去玉泉打石场，到那里先找点活干，等什么时候抗日游击队再到那里，就和他们接上头，通过他们争取和北满临时省委接上关系。
孔福祥去后，在那里劳动到十月末，游击队也没有去，眼看天气冷了，棉衣还没穿上，就回哈尔滨了。
他回来以后向我汇报了这次出去的情况。
由于他穿的太少，走在街上冻得直打寒颤，都快要说不出话来了。
看到这种情况我当时就把自己准备做棉衣的钱给了他，叫他先拿去做棉衣。
我怕他钱不够用，又把怀表摘下来给他，叫他用钱时就去"当"了。
结果，这年冬天我始终没穿上棉衣，连被子也没有，借于福林的一床破被盖了一冬。
我在荣记铁工厂干活期间，结识了董荣昌的侄子董丽泉。
董丽泉在三棵树机车厂当钳工，和我们住在一起。
在和他们的接触中，我有意识地不断进行反帝爱国教育。
有时敌人的报纸上透露抗联活动的点滴消息，我就借题发挥，给他们讲一些东北抗联和八路军、新四军的斗争情况，他们很爱听。
董荣昌原是铁路工厂的老工人，没有文化，为了让我给他读报听，讲一些新鲜事，还特意订了一份报纸。
董丽泉是个血统工人，为人忠厚正直，思想敏锐，有爱国心，容易接受革命思想，我就有意识地对他进行培养教育。
他的思想觉悟提高很快，进步很大，先发展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以后，他按照我的布置和要求，在工厂做群众工作，秘密宣传革命思想，团结了一些工人。
他和工人曲兆铮、王恩录、林金山等四个工人，先交朋友，后又结拜为盟兄弟。
在他的帮助和影响下，这几个人的进步都很快，经过一个阶段的考察，一九三八年七、八月间，由董丽泉介绍，经我批准发展这四个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建立了党的支部，董丽泉担任支部书记，由我直接领导。
一九三九年二月，董荣昌去沈阳经营翻砂厂，就把荣记铁工厂交给我负责经营。
人手太少，我把在兴久客栈认识的两位店友姜文山、张宝树找来工厂干活。
董荣昌走时我们商定，到年终工厂盈利，我们俩人对半分成。
姜文山、张宝树来厂后，我们相处得很好，我自己决定我年终分得的钱由我们三人三一三十一，他俩非常高兴，干得更起劲了。
原来我对他俩就有所了解，他们到铁工厂后，经过进一步的培养教育，很快就发展他俩入了党。
我们三个党员又建立了一个党支部，我担任支部书记。
这时，连三棵树机车厂党支部，我直接领导了两个地下党支部和一些单独活动的小组分散在各处的党员。
这个时期生活方面的困难已经逐渐解决，党的组织也有了发展，但和上级党组织还没有接上关系，不能接受上级的领导。
为了早日得到上级党的领导，我继续千方百计地寻找上级党组织。
当我从报纸上看到党领导的八路军在董丽泉的老家河北省交河县活动的消息后，派他回去找八路军，打算通过八路军帮助我们和东北地下党领导接上关系。
董丽泉以探家为名，开了一张铁路免票，于八月份离开哈尔滨。
走前，我又给他带了些钱，向他交待了同八路军联系的办法，同时，用包装纸写了一封联络密信交他带上。
我对董丽泉此行寄以很大希望，盼他早日回来，带回找到上级党组织的喜讯，结果又使我大失所望。
他回到哈尔滨以后，向我详细述说了这次出行的情况。
本来他到河北泊镇下火车，再坐一段大汽车就可以到家了，不料正赶上下大雨涨水，汽车不通，只好坐船。
船行到夜间，上来一股土匪抢东西，把他带的东西全部抢去，缝在一件衣服里的密信也被抢去，他往回要，不仅没要回来，还挨了土匪一棒子。
在他的家乡，确实有八路军在附近活动，他还参加过八路军召开的群众大会。
但由于他缺乏经验，没有密信就始终没敢同八路军联系，白白错过了这个好机会。
他在家住了半个月，回来时顺路到泊镇串门，又将免票丢失，给我写信我给他寄去路费，才回到哈尔滨。
回来以后，他把情况向一些党员作了介绍，大家对革命胜利充满了信心，工作更加积极，立场更加坚定，对我也更加信任了。
一九三七年"四一五"之后，从栖居兴久客栈到参加荣记铁工厂工作，在将近两年的时间里，我的生活和工作比之以前是大为安定了。
但由于工作需要，常常要在晚上东跑西颠，分头去找地下党的同志或外围群众联系，因此各种风险也就常常伴随着我。
这期间我曾经遇到一次最危险的情况，至今记忆很深。
那是一九三九年秋天，董丽泉上河北以后，有一天晚上，我从道外小工厂出发，到道里斜文街一个印刷厂同一位党员同志接关系，在穿过从道外去道里的铁路线时，遇到了特务。
当时连接道里、道外的桥洞子正在修理，过铁道的行人必须爬上很高的路基，然后再从"双合盛"火磨门前这边下来。
我爬过铁路以后，顺着一面街向斜文街走去，看到从对面走过来一个人，并没引起注意，可是走到跟前，两个人一碰面，都愣住了。
在凄清的灯光下面，我看清了他，他也看清了我，我觉得他面熟，大概他也觉得我面熟，但我却想不起来在什么地方见过。
他见了我发愣的神情，使我感到疑惑，由于急于去办事，也顾不得多想，便照旧向斜文街走去。
回来时，当我从"双合盛"火磨门前爬上路基时，突然发现离我不远的地方站出来一个人，听不清他和谁说了一句什么话，我以为他问我什么，就问他："你说什么？"
那人眼露凶光，看看我并不回答。
就在这一瞬间，我不仅看清并且想起来了，这个人就是我来时遇到的那个人，他是"四一五"事件时在我家搜查盘问我的那个特务。
我马上意识到自己已经投进了罗网，两条腿本能地就要往路基下跑，但我收住了腿，没有跑，因为我眼睛向下一扫时，恍惚看到了在道外那边的路基下面有十来个持枪的黑影晃动，这分明是在堵截我，特务先前喊的一句话显然是给这些人打信号。
面对敌人，我回转身就从路基上向道里方向跑下去。
路基下埋伏的警察跑上路基，我正飞快地跑进了修桥洞子的工人之中。
警察手中虽然有枪，但人多看不清目标，眼看着我跑进人群却不敢开枪。
他们在后边猛追，我迅速穿过人群，又强行越过桥洞，顺着北马路飞快跑到一条漆黑一片的铁路专用线里边藏起来。
那些警察特务们，你看他在光天化日之下耀武扬威，在黑糊糊的铁路专用线面前却那样胆小如鼠，就是没敢进去搜查，我正好利用这个时间休息。
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听不到一点动静了，我才试探着顺北马路走到西门脸。
为了预防不测，到西门脸没有继续走，又在堆放的木材堆里继续隐藏，一直躺到十一点多钟，才从背街绕道回到道外南十八道街的小工厂。
从这次遇险的情况分析，敌人在"四一五"事件以后，并没有放松追捕我，我的处境仍然十分危险，这使我意识到，今后不仅活动要注意，住处也要多加防范。
一九四○年二月，董荣昌由沈阳回到哈尔滨。
工厂结算、分配盈利后，我就交还给他。
董荣昌本想继续留下我一个人，但我和姜文山、张宝树共同的生活和战斗，建立了很深厚的感情，我不愿扔下他俩自谋生路，他们俩也不愿离开我。
更主要的是，前次遇险为我敲了警钟，考虑我在这一个地方已经呆了三年多，一些党员和群众已经陆续知道了我的情况和住址，保密再好，也难免扩散，继续呆下去既不符合保密原则，也有危险，于是决定离开荣记铁工厂。
离开荣记铁工厂以后，我跟姜文山、张宝树一块，扑奔姜文山的朋友、制鞋工人于福臣，在道外小水晶街小南洋巷，合资开了一个制鞋作坊。他们三人做鞋，我负责管帐和料理生活。
这是一次支部的"转移"，我们三人仍然坚持过党的组织生活。我还继续领导其他支部和党员的活动。
在那以后，我又得知东北抗日联军有一支队伍，在耿团长的带领下，到拜泉县境内活动的消息，就又派常佐臣化装成算命先生，到拜泉县去找抗联队伍。
常佐臣去了半个来月，不但没找到抗联队伍，还被日伪军讨伐队逮捕、毒打，扣押了好几天才放出来。
这第三次寻找的组织又落了空。
常佐臣由拜泉县回来以后，他有一个同乡叫王庆发的从肇东县三站到他家来串门，说起在肇东县南江沿一带有一小股武装队伍在活动，人们都传说这是一股土匪，可是他们又专门打日伪军。
常佐臣和我说起这件事，我们俩就分析起来，觉得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八、九年了，这小股武装队伍坚持这么长时间，还专门打击日伪军，说不定他们是党领导的，或者是受了党的抗日政策的影响。
如果真是这样，那可太好了，找到这支小部队也就可以找到党的组织了。
于是我们俩商量打算去找这股小部队。
当时也考虑到，这股小部队也许真是一支强悍的土匪部队，那也没关系，东北抗日联军最初有的部队就是由土匪改编的，我们到那里可以做争取工作，相信会使他们迷途知返，改邪归正，参加抗日队伍，投入人民群众抗日救国的洪流之中。
在我们寻找上级党组织屡遭挫折、山穷水尽的情况下，我们俩下定决心去冒一次风险，为了找党、为了革命，就是龙潭虎穴，也一定要亲自去走一遭，探个究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