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北宋的灭亡是从宋金联合伐辽开始的。两国联合灭了之后，金人大军借故南下入侵，宋朝北方防线面对金军一触即溃，使的金军长驱直入直达东京汴梁城下，进而产生了宋朝最大的耻辱靖康之变。回顾北宋灭亡的历史教训，很多学者都感到不解，为什么抵御辽人上百年的北方防线，在在金军面前一触即溃。为什么宋朝的百万大军，抵不住刚刚崛起的金军十几万，甚至几万军队？这样的问题千百年来有个无数文章分析解读，本文从宋徽宗赵佶时代的历史背景处罚，看看北宋到底亡在哪个方面？
事情发生开始于宋徽宗政和元年，当时宋徽宗赵佶派童贯出使辽国，他在辽国结实了汉人马植。马植是辽国人，但也是汉族人，家族在辽国有一定的地位。童贯的使团路过卢沟河的时候，马植主动拜会了童贯，提出了灭燕之策。两人相谈甚欢，于是童贯就把马植带回了宋朝，化名为李良嗣。童贯将李良嗣推荐给朝廷，李良嗣上书提出联合女真族讨伐辽国的建议。宋徽宗赵佶亲自召见了李良嗣，对其建议非常欣赏，赐姓为赵任命他为秘书丞。然后宋朝开始谋划收复燕云十六州，李良嗣也升任直龙图阁，提点万寿观，加右文殿修撰。
到了宣和二年的时候，宋朝派李良嗣出使女真，拜见了女真首领完颜阿骨打，商量联合攻伐辽国的事情。在此期间李良嗣六七次出使女真，与对方达成初步的协议。于是宋金两国达成海上之盟，协议金攻辽中京，而宋攻辽燕京。当时辽国在辽天祚帝的统治下腐朽不堪，哪里经得起宋金两国南北夹击，很快变在战争中灭亡。但由于童贯率领的宋朝大军在攻打燕京中不利，被金国大军钻了空子，所以并没有完全收回燕云十六州。由于金军进入燕云十六州，使得宋朝在外交和战略上处于不利地位，两国也因燕云十六州的领土争端发生冲突。
当时金太祖完颜阿骨打在位，宋金两国商议决定，宋朝出一百万贯钱为代税钱，随同每年的“岁币”交付给金朝，换取金朝所占领的燕京及所属九州中的西部六州归宋。然后宋朝设立燕山府路统治新得的燕京地区，同时完颜阿骨打也答应云州地区在宋出犒军费的条件下归属宋朝。但这方面的协议还没来得及完全执行，完颜阿骨打就去世了。接下来便是金朝政权更迭，金太宗完颜晟即位，开始谋划推翻完颜阿骨打与宋朝签订的协议。不久之后，在完颜宗翰、完颜宗望的推动下，金朝撕毁盟约，悍然出兵攻打宋朝。
面对金朝大军的南下，宋朝内部却纷争不断。一方面以童贯为首大军不愿意固守北方防线，甚至答应了金军割地赔款的条件。另一方面掌握东京汴梁城兵权的兵部尚书孙傅居然把希望寄托在神棍郭京身上，企图以道法召唤神兵抵挡金军入侵。于是面对金朝大军，百万宋军一触即溃，最终攻破东京汴梁城。于是包括宋徽宗赵佶、宋钦宗赵桓在内的王公贵族和朝廷重臣被对方一锅端，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靖康之变。靖康之变后北宋灭亡，身为河北兵马大元帅的康王赵构被麾下大臣在南京拥立即位，是为宋高宗，南宋历史正式开始。
围绕北宋灭亡的问题很多，为何宋朝的百万大军面对金朝十几万军队一触即溃，这是问题的重中之重。很多历史学者认为是宋朝的政治腐败，国家上下贪腐横行，才造成了如此败局。这种说法不能说错，但实际上等于没说，几乎没有切中问题的实质，只是似是而非的泛泛而谈。
从各方面的史料分析，虽然宋徽宗赵佶时期是宋朝政治最为腐败的时候，却也是宋朝国力最为强盛的巅峰。此时的宋朝经济数据达到巅峰，经济上比宋仁宗赵祯时期还繁荣。军事上彻底打垮了西夏和吐蕃，多次顶住辽国的大军，是宋太宗赵光义雍熙北伐失败后最强的时期。
在宋徽宗赵佶即位之初，宋军能一手按住辽国大军，一手把西夏和吐蕃联军打得支离破碎，可见其军事力量的强大。在宣和年间，宋江、方腊灯内部农民起义不断的情况下，面对多次欲南侵的辽国大军，宋朝并没有如同宋真宗咸平年间那样搞全国动员，就抵挡住了对方南侵之势。在边境争夺战中，宋军多次抢回被对方在宋哲宗元祐年间占领的土地。可以说以国家硬实力而言，当时的宋朝力压了宋金夏三国的总和，恢复到了宋太宗赵光义雍熙北伐之前。但这样的军事实力，面对金军居然一触即溃，实在是让人感到匪夷所思。
实际上在宋金联合攻辽的过程中，辽国的百万大军也是主要对抗南边的宋军，这才让北边的金军占到便宜。辽军以重兵和坚城守住了半个燕云十六州，却被金军抄了后路，这才导致了全盘崩溃。如果这百万大军用于抵挡金军，金国全军十万出头的数量，就算能打赢也是两败俱伤。可以说从军事和经济上分析，宋军一触即溃的局面不应该产生，就算宋军单兵素质不如金兵，但是以数量补充质量，又占据后勤优势，就算打消耗战也能获得胜利。但让人意外的是，宋朝居然让金军长驱直入，一直打到了东京汴梁城下。
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反常的情况呢，怎么会用一句话政治腐败就能解释呢？实际上北宋灭亡的原因是很复杂深刻的，也是值得后世学习的历史教训。北宋当时出现了一个诡异的社会现象，国家繁荣昌盛，老百姓民不聊生。这种现象完全是自相矛盾的，而且是非常不合理，但事实上就发生了。
自从王安石变法后，从宋神宗熙宁年间开始宋朝的国力就在不断的恢复和增强，无论是经济上，还是军事上都逐渐走向了中兴。尤其是从熙宁末年王韶的熙河开边开始，宋朝军事不利的现象被扭转，不但在西北面对西夏吐蕃胜多负少，甚至面对辽国百搭大军也能掰一下手腕，这是当时非常罕见的。
有一个典型的案例是，西夏梁太后派出大军夺取熙宁年间被宋军占领的兰州等地，并且派使者联合辽国行动。结果辽军还没到达指定位置，西夏就被打得溃败，梁太后只能向辽国求救。然而出人意料的是，辽国竟然派出一个使团到达西夏，毒杀了梁太后，然后向宋朝求和。这样的案例说明了，当时宋朝的国力已经足以压制辽夏两国了，并不再是简单的弱宋。这也是后来宋徽宗赵佶敢于采纳童贯和马植的灭燕之策，决定和金国联合灭辽的根源所在。如果没有这些硬实力做保障，宋朝是不敢跟辽国开战的。
而这些硬实力的根源既对宋朝繁荣产生了积极作用，也对北宋的灭亡产生了负面影响。这些硬实力都是从王安石变法、元丰改革、章惇执政等新法的推广而产生的，是宋神宗时期开始的宋朝变法的成果。经过了几十年的变法改革，国家力量逐步复兴，但国家的内部问题也逐渐成为隐患。这里面有两个问题最为严重，一个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不完整，一个是军事体制改革走向了腐败。经济体制改革主要是在朝廷内部展开，以王安石、章惇为首的新党进行的。他们的改革造成了国家的复兴，也使得国家经济结构失衡。
新党的改革虽然是宋朝全国推广的，但是在南北两方产生的效果截然不同。宋朝南方是以五代十国时期的南唐、吴越、后汉等过的经济结构为基础的，商品经济发达，所以很容易就接受了改革措施，逐渐成为宋朝经济的核心。而北方则是以五代十国时期的后周为基础的，以大地主官僚家族的司马光、文彦博、韩琦等占据相当大的份额，所以北方的改革推进阻力极大。于是以北方人为中心的就当各种阻扰改革，使得经济中心和国家资源大幅度的向南转移。结果到了宋徽宗末年的时候朝廷的权力格局出现了南重北轻的现象。
同样的原因，使得北方东部和西部发展也不平衡。因为王安石支持王韶讨伐西夏，进行熙河开边的战略，所以国家的军事资源向着西北边军集中。因为这样的原因，西北边军越来越强盛，到了宋徽宗年间已经完全压制了西夏和吐蕃联军，距离灭国就剩一步了。西北边军的将领在这种情况下崛起，形成了大量的军阀和将门世家。他们利用军功和权力在地方上构建自己的势力，用军队的资源发展地方经济，所以西北地方上也出现了少见的繁荣。而华北一带因为抵制新党的经济改革，又不是军事经营的重点，所以几十年来发展严重滞后。
通过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理论可以看出，这样的发展格局也决定了面对国家危机时，南方和西北有更强的应对能力，而华北方向则是外强中干。因此在面对金国大军时，东京汴梁城正北方的华北方向毫无抵抗能力，让完颜宗翰的军队长驱直入，最终发生了靖康之变。
如果上经济结构决定了地方抵抗能力，那控制经济的人，则决定了抵抗方的人心向背和战争承受能力。由于以司马光为首的北方地主官僚长期打压南方官宦和西北将领，所以双方矛盾极大。在面对金国入侵时，不论是重兵驻扎的西北边军，还是财富之地的江南，都不愿为北方付出太多。
因此被派到北方抵抗金军的各地军队，都是在应付差事，并不拼死抵抗，而是见风使舵。一旦战事出现不利，军队将领率先跑路，然后就是大军一触即溃。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在南宋初年金军入侵西北和江南时，这些军队却是拼命抵抗，搞得完颜宗翰、完颜宗弼等金国名将焦头烂额，损兵折将。南宋时的金军是巅峰时期，宋军残弱尚且能打个有来有往，为何北宋时巅峰时刻反倒一触即溃？说白了不是能力不行，而是心态不对。当时西北和江南的军队根本不想给这些大地主打仗，大家没有战心，自然一触即溃。
当金军开始进攻西北和江南时，敌人打到了自己家门口，那不拼死抵抗是不行的。所以此时无论是西北边军，还是江南军队都各出奇招，弄的金军苦不堪言。虽然金国战略上占据了一定的优势，但反而被以岳飞、韩世忠为首的中兴四将打出不少逆袭，始终无法灭亡南宋。
出了经济上造成的问题外，军事改革的腐败问题也非常严重。在熙宁元丰年间的军事改革是很成功的，既保留了宋朝军队文官监督的优势，又能激发军队的战斗力，所以才打败了西夏和吐蕃联军。但是到了宋徽宗赵佶时期，他让太监童贯出任枢密使，全面掌控国家军权，这就给军队腐败埋下了大患。
在童贯之前，由文官监军，延续了百年来将从中御的传统，武将在军队中不敢肆意妄为。童贯上任后大量排斥文官监军，用太监做监军，勾结地方军将世家，大家一起腐败谋利。于是宋朝军队逐渐形成了利益集团，这些利益集团以家族为单位，以出生地和常住地为核心进行发展。他们固守本土利益，不愿意服从国家调遣，这在战争之中问题非常严重。金军南下攻打太原等地时，朝廷下令各地军队支援，结果是太原都被金国攻下了，大量军队还没有抵达战场。最奇葩的是，当时作为河北兵马大元帅的康王赵构，也被军队裹挟不前。
这种虚假繁荣和民不聊生相交织，让宋徽宗赵佶陷入了梦幻之中，完全没意识到这种幻象下掩盖的问题所在。不论是他，还是执掌朝政的蔡京、童贯，都没有意识到这里面蕴藏的危机。他们看到的只是漂亮的经济数据和军事数据，却对整体国家系统在北方的巨大漏洞视而不见。最可怕的是，当宋金联盟达成时，正是决定了在这个漏洞的路线上对辽军展开攻击。原本宋军北方防线抵抗辽军，靠的是白沟河等一系列防御设施。这些防御设施既阻挡了辽军南下入侵，也给宋军北上讨伐造成了极大的困难。
为了顺利收复燕云十六州，宋军主动拆除了这些防御设施，填平了各地的壕沟，修筑了道路。这样的情况既有利于宋军北上，也有利于金军南下。说白了宋朝就是主动放弃了防御北方少数民族军队南下的屏障，选择了开门揖盗引狼入室的策略，最终造成了靖康之变和北宋的灭亡。从根本上看，是因为北方大官僚贵族对新党发展战略的长期抵制，地方发展的滞后和弱化而造成的。当战争来临时，这些地方又成了必争之地。再加上这些地方与各地的矛盾加剧，大家都不愿支援，最终造成了悲惨的结局。
回顾北宋灭亡的历史教训，这是复杂而深刻的，也值得后世的执政者学习吸取。古人说过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说过利令智昏，也说过肉食者鄙。这些东西在宋徽宗赵佶身上全部都体现出来了，他就是这样的昏君，因此在硬实力完全足够的情况下，却对巨大的漏洞视而不见，最终成为亡国之君。从个人的角度分析，宋徽宗赵佶完全是被各种经济繁荣的假象迷了眼，又沉迷于好大喜功的盛世之中才会作出这样错误的决策。这样的历史教训在我国历史上比比皆是，后人如果不重视且吸取，历史的悲剧还会再一步上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