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建国后很喜欢全国到处转，可是以1956年为分界线，在这之前因飞机的便利和迅速，毛主席经常乘坐；但是在这之后，毛主席再没坐过飞机。那是因为在1956年，差点发生一场空难，把众高层吓得不轻，从此中央立下一规矩，专门针对毛主席的出行。
建国后，毛主席去的最多的地方，就是杭州、苏州、上海、南京、广州、武汉、四川和长沙等地。1956年5月，毛主席决定去广州，这段横跨南北的远行，他决定乘飞机进行。
当时时任空军司令的刘亚楼，建议毛主席乘坐苏联顾问团的飞机，理由是性能更佳，安全性更高，但毛主席坚决不坐，一定要坐我们空军自己的飞机。刘亚楼拗不过，只得从命。
事后，毛主席对刘亚楼解释了一番：“我们有自己的飞行员，为什么要坐外国人驾驶的飞机？外国人的飞机我坐不来，我一定要坐中国人的飞机。”刘亚楼等空军高层，听到此话无不动容。毛主席这是以行动，甚至生命，支持年轻的中国空军，勇往直前，加速发展。
当时仅有两种型号的飞机可供选择，一是里-2，二是伊尔-14，都是运输机类型。伊尔-14是刚从苏联引进的新型机，性能远远优于里-2，最后刘亚楼敲定里-2：因为伊尔-14性能确实优，但被我军飞行员掌握的时间较短，驾驶起来难免有什么意外和风险。
在飞机的驾驶人员上面，刘亚楼又是慎之又慎，在众多技术精湛的飞行员中，选中在陆军做过团长，到空军又做了飞行团团长胡萍。胡萍的品质过得去，又有驾机接送多位中央首长的经验，可以说是最合适的人选了。
此次飞行还算顺利，下飞机后毛主席面对前来迎接的广东党政军一把手，陶铸和黄永胜，一边握手一边开玩笑道：“还是飞机快呀，当天走，当天到。”
来挺顺利的，走就不是了。
毛主席飞行，除载着他本人外的一架飞机外，还有两架随行飞机。主机上有毛主席和他的“大警卫长”罗瑞卿；两架随行飞机上的，则是中办厅主任杨尚昆和秘书、警卫人员。
那时我们的空军成立不久，这样的长途飞行经验不是很充足，再加上科技的不发达，天气预报和空中通讯功能不够完善，所以飞机飞至大概河北衡水地区时，遇到天气险情：一场雷阵雨。
窗外电闪雷鸣，飞机受气流影响颠簸得厉害。而且因为雷电干扰，三架飞机的无线电全部失灵，它们不仅跟地面失联，彼此之间的通讯也断了。
在地面的北京西郊指挥塔台内，众人脸上布满愁云，塔台指挥员对着无线电话筒不停地喊话，却没有一字回复，只有沙沙的电流声。刘亚楼也在现场，急得团团转，来回踱步，不肯坐下，时不时还把头往外面的天上看，期待一个奇迹的发生：专机脱离高空云层，降落到机场。
飞机上，除毛主席外，众人的心情也是十分忐忑；毛主席仿佛不在这座飞机上，像在安静的家中，默默地看着书，批阅文件。这幅场景，好似他后来写给江青的诗中的一句，“乱云飞渡仍从容”。
毛主席从容，罗瑞卿可急坏了，要是专机出事，他就是全国人民眼中的千古罪人。颠簸中，罗瑞卿抓着驾驶舱的门，小声询问驾驶员，能飞过去吗？驾驶员回答：能，有条缝能钻。
这算兵行险着了，但也没有其他办法，只能死马当做活马医，毕竟飞机没有足够的转场油，并且这架飞机的性能不佳，别的法子也实行不了。
万幸，此事有惊无险，毛主席的专机成功降落机场。当看到飞机降落的那一刻，刘亚楼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了，他先是瘫倒在地，又忽然想到什么，立即起身，飞奔专机降落处。
毛主席还没从飞机上下来，刘亚楼就冲着机舱门大声喊道：“主席啊，我的脑袋都掖到裤腰里了。”毛主席下飞机一看，刘亚楼的“雷公”脸还是惨白惨白的，打趣道：“怎么，今天你也差点去见马克思了啊？”刘亚楼一脸苦涩，完全笑不出。
事后，罗瑞卿与刘亚楼，立即给中央写去一份报告，并讲出自己的看法。后来在少奇同志主持的一场政治局会议上，通过了一个“禁止毛主席乘坐飞机”的决议。在这之后，毛主席就是想坐飞机，快点到目的地也不行了。
若是毛主席真的遭遇空难，后果真是不堪设想，肯定会被许多阴谋论者借题发挥，夸大其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