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是一个标准“三国迷”，曾多次通读《三国演义》、《三国志》等书籍，并撰写了大量读书笔记，系统评价了诸葛亮、曹操等乱世英雄，其中主席对曹操的评价尤为出彩，称他是三国第一“霸主”，文韬武略无人可比。正所谓“爱屋及乌”，毛主席欣赏曹操，自然也对曹魏政权的都城许昌很感兴趣，事实上，早在1918年，毛主席北上北平求学的时候，途径河南，还专门与好友相约一同到许昌的曹魏都城遗址凭吊、怀古，并当场赋诗一首。
三十多年后的1953年，毛主席按计划南巡，途径河南时再度视察了许昌，并与主管当地宣传工作的纪登奎进行了一番深刻的谈话，期间纪登奎不卑不亢，对主席所提的每一个问题都对答如流，主席因此对他很是欣赏，随后便推荐他担任许昌地委副书记，主管农业建设工作。
1958年，毛主席第三次莅临许昌，此次仍由纪登奎负责接待、陪同主席，主席还是像之前一样，详细询问了纪登奎几个有关民生的问题，而纪登奎仍是问有所答、毫不露怯。而与纪登奎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信阳地委的负责人路宪文，他面对主席的提问是磕磕绊绊、不知所言，主席为此很是生气，于是便严厉批评了他，并要求他向河南省委做出检讨。
随后，主席专程来到许昌治下的南阳县考察农业发展，当地县委书记魏兆铭得知此事后，急忙率领县委所有骨干列队欢迎主席，同时提前将南阳的工、农业发展状况整理成报告，打算交由主席审阅。但出人意料的是，主席在看完魏的报告之后，并没有表现出多少兴趣，转而问了他一个有关文史的问题：二十八宿中哪个排第一？
魏兆铭对此一无所知，他只得老老实实的摇头表示不知道，主席紧接着又问他：诸葛亮当初到底是“躬耕”南阳还是“躬耕”襄阳？魏兆铭不是南阳本地人，而且他也不熟悉三国的历史，因此这个问题他也不知道。主席看出了魏兆铭的窘迫，便又换了一个简单的问题：诸葛亮为什么要选择定居南阳，此地有什么吸引力？
魏兆铭此时已经阵脚大乱，脑子里一片空白，根本不知道该如何回应主席，他一时急得是满头大汗，心脏狂跳不止。南阳县委副书记眼看现场的气氛越发沉闷、冰冷，赶忙站出来打圆场，替魏兆铭回答了主席的问题。可主席仍意犹未尽，继而又向魏兆铭提出了第四个问题：南阳的群众每个月吃多少香油？
若是主席问南阳的群众吃多少粮食，魏兆铭一定能说出个子丑寅卯来，可香油在当时属于“稀罕物”，南阳一大半群众听都没听过，只有小部分家庭有能力消费香油，因此，县委根本就没对香油做过统计，魏兆铭自然也无法解答主席的疑问。
一连四个问题，魏兆铭都回答不上来，这实际上已经涉嫌渎职，理应予以处分。好在魏兆铭交给毛主席的那份报告足够详尽、用心，所以主席认为魏兆铭还是一位足够负责任的“父母官”，只是在一些细节上不够用心，所以主席最终并没有对他过于苛责，只是教导他要多读书、了解当地的人文风貌，这样更有利于行政、施政。
主席这番话虽然是对魏兆铭说的，但在场的其他同志也从中获益良多，尤其是纪登奎同志，他在往后的工作中愈发精益求精，凡事都力求尽善尽美，以老百姓的利益为先。1963年，纪登奎因为政绩突出而被增选为河南省委常委，动荡爆发后，他被提拔为河南省委书记，兼任省革委会高干，1969年，他又被推举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
70年代初，毛主席在挑选接班人的时候，甚至一度考虑过纪登奎，但后来因为一系列特殊原因，主席又被迫打消了这个念头。1973年，纪登奎正式列席政治局，成为国家核心领导人之一，1976年，他参与了粉碎“四人帮”的行动，由此一举平息动荡，挽救了岌岌可危的人民政权与中华民族。1977年到1979年，他紧跟华国锋同志的步伐，积极开展经济建设工作，帮助中国摆脱低迷与停滞，焕发新生。1980年，他因为年事已高，无力再继续参与军政决策工作，遂主动申请退休，1988年，这位为革命事业奉献了大半辈子的老同志不幸病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