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宋一朝，皇室与宗亲之间也曾有过亲密无间，共商大业的时候。
然而，在长时间的相处中，宗室成员从最初的封侯将相，到后面的剥权夺势，导致双方产生了不少隔阂，甚至还曾让宗室子弟遭到皇室的屠杀。
或许正是因为这一番压榨与屠戮，才让宗室子弟看不到未来的出路，若是不反他们的性命也很难留住，与其如此不如为自己拼一把。
而“义嘉之乱”正是因为这个才开始的。
那么，最终会是哪一方胜利呢？
宗室分封与宗王入辅：皇权与宗室的互信合作
刘宋建立前，宋武帝刘裕北伐西征的同时注重以刘氏子弟出镇地方，如关中平定后，庐陵王刘义真曾为雍州刺史留守长安，宋文帝刘义隆在少年时期先后为司州刺史、荆州刺史，彭城王刘义康也曾领豫州刺史与司州刺史。
夺取东晋政权后，刘裕大行分封宗王之事，永初元年六月“庚午，以司空道怜为太尉，封长沙王。追封司徒道规为临川王。……中领军刘义欣为青州刺史。立南郡公义庆为临川王。……乙亥，立桂阳公义真为庐陵王，彭城公义隆为宜都王，第四皇子义康为彭城王。”除去对已死去多年的刘道规追加的封号以外，加封的宗室成员共五人。
刘裕的直系血亲构成并不复杂，其见于历史记载的同辈只有异母弟二人，长沙王刘道怜与临川王刘道规，有儿子七人：义符、义真、义隆、义康、义恭、义宣、义季，女儿十人：会稽长公主兴弟、吴兴长公主荣男、广德公主、宣城公主、新安公主、吴郡公主、富阳公主、始安公主、义兴长公主惠媛、豫章长公主欣男。
刘道怜有子六人：义欣、义庆、义融、义宗、义宾、义綦。刘道规无子，刘道怜次子义庆过继，义隆幼时亦由其抚养。宋文帝刘义隆则有子十九人，宋文帝诸子与上述这些人构成了刘宋前期皇室的主要成员。宋文帝即位后，也仿照其父大封宗王：“卫将军、南徐州刺史彭城王义康进号骠骑将军，冠军将军、南豫州刺史义恭进号抚军将军，封江夏王。立第六皇弟义宣为竟陵王，第七皇弟义季为衡阳王。”至此，武帝诸子皆得宗王封号。
宋武帝刘裕出身次等士族，或称低级士族，王仲荦先生认为，刘宋鉴于东晋政权门阀势盛，因此威权下移，中书省任用寒人而外藩托付宗室，东晋中叶以来已经出现任用宗室亲王总录尚书事的旧例，到了刘宋元嘉年间，刘义康作为宗王，被宋文帝寄以重任。元嘉五年六月，王弘在多次上表后最终辞去司徒一职，但保留扬州刺史与录尚书事，并仍在朝中辅政。元嘉六年正月，刘义康入朝，“征侍中、都督扬南徐兖三州诸军事、司徒、录尚书事，领平北将军、南徐州刺史，持节如故。”与王弘共辅朝政。
王弘实际上常称病不出，将事务全数交给刘义康处理，元嘉九年，王弘进位太保，同年病亡，其扬州刺史一职转由刘义康担任，刘义康从此尽揽朝中大权。王弘出身门阀士族琅琊王氏，景平二年，因徐羡之等人谋废少帝的计划，王弘与檀道济一同被征召入朝，虽然徐羡之、傅亮与谢晦被清算了，但王弘既非主要谋划者，又有王昙首的支持，在同年被征为司徒、录尚书事、扬州刺史，主理朝务。
王弘辅政不久便多次奏请逊位，应当是受到同僚暗示后的顺势而为，左光禄大夫范泰曾向王弘表达应当接引刘义康入朝的想法：“时司徒王弘辅政，泰谓弘曰：“天下务广，而权要难居，卿兄弟盛满，当深存降挹。彭城王，帝之次弟，宜征还入朝，共参朝政。”弘纳其言。”
《宋书》既载“五年春，大旱，弘引咎逊位”，又载平陆令成粲向王弘建议：“骠骑彭城王道德昭备，上之懿弟，宗本归源，所应推先，宜入秉朝政，翊赞皇猷。”本传虽记载王弘“本有退志”，但结合一时之间出现了同僚多次规劝的情况，其规劝内容近乎一致，范泰又与文帝关系甚密，王弘应当是察觉到了文帝在背后施加的舆论压力，引咎逊位实属无奈之举。
刘义康入朝同年，宋文帝授刘义恭都督荆湘等八州诸军事、荆州刺史，并与书劝诫：“若事异今日，嗣子幼蒙，司徒便当周公之事，汝不可不尽祗顺之理。苟有所怀，密自书陈。若形迹之间，深宜慎护。至于尔时安危，天下决汝二人耳，勿忘吾言。”
案文帝体弱多病，对于继嗣问题十分敏感，但他此时便将继统大事向刘义康与刘义恭言明，文帝的这一举动可以说是彼时皇权与宗室互信关系牢固的有力证明。从宋武帝广封宗王出镇地方到宋文帝引宗王入辅，刘宋前期的皇权与宗室的互信程度在此时到达了顶峰。
刘义康之难：皇权与宗室互信关系的破裂及其影响
自元嘉六年入朝，至元嘉十七年出为江州刺史，刘义康的辅政期长达十一年，他尽心宰执，执政风格务实，一方面不论贵贱起用各路人才，另一方面打击两晋以来浮华虚诞的政治作风，管理诸事颇有成效，一时间权倾天下。
但其强势的执政风格与日益膨胀的权力也给宗室与宋文帝看似合作无间的信任关系埋下了隐患，宋文帝与宗室的深化合作固然加强了皇权的力量，但表象下是暗流涌动，刘义康将大权尽集于己身，宗室的力量不断膨胀，甚至成长为能与皇权分庭抗礼的政治势力，成为了皇权的新威胁。在宋文帝和宗室的联合绞杀下，皇族与开国旧臣的矛盾已被解决，而属于皇权与宗室的新矛盾接踵而来。当刘家天下的统治逐渐牢固、封建王朝的君臣名分趋于稳定，诸王逐渐成长又握有实权，猜疑矛头便从当初的异姓旧臣转向了后来的同姓宗王。
两者关系恶化的根本原因在于宗王膨胀的权力威胁到了皇权独断，刘义康不加抑制的权力欲望与其疏于君臣形迹的性格习惯更是加速双方关系恶化的催化剂。刘义康虽然具有出众的政治才能，但“素无术学，闇于大体，自谓兄弟至亲，不复存君臣形迹，率心迳行，曾无猜防”。
宋文帝不是原定储君，且体弱多病，其心思敏感程度可想而知，刘义康身为宰辅之臣，总摄朝政，对于如何正确维系与皇帝的互信关系本就需要谨慎为之，然而刘义康不仅不多加小心，反而屡次打破君臣的界限，如发现进贡御前的柑橘品质不如自己府中之柑时，“义康在坐曰：‘今年甘殊有佳者。’遣人还东府取甘，大供御者三寸。”
又如完全以自身好恶决定官吏人选，甚至不顾宋文帝的意愿，与宋文帝的关系愈发紧张：“义康欲以斌为丹阳尹，言次启太祖，陈其家贫。上觉其旨，义康言未卒，上曰：‘以为吴郡。’后会稽太守羊玄保求还，义康又欲以斌代之，又启太祖曰：‘羊玄保欲还，不审以谁为会稽？’上时未有所拟，仓卒曰：‘我已用王鸿。’自十六年秋。不复幸东府。”元嘉十六年秋天起，宋文帝不再驾临东府，成为皇权与宗室互信关系走向破裂的重要信号。
在主相矛盾无法调和的局面下，宋文帝自元嘉十七年起对刘义康一党问罪，后来又分批翦除其僚属，于元嘉二十八年时赐死刘义康，成为了刘宋开国以来第一桩皇室相残至死之案。刘义康出朝后，刘义恭取代了他的位置，但行事恭顺，“义恭既小心恭慎，且戒义康之失，虽为总录，奉行文书而已，故太祖安之”。
刘义康担任录尚书事时，这一职位的权力为南朝之最，刘义康之后，录尚书事即遭猜忌，权力被大大削弱，自孝武帝后基本被废除。又如刘义季在饮酒一事上变本加厉，终生不改：“自彭城王义康废后，遂为长夜之饮，略少醒日。”可见刘义康一案在宗室子弟心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阴影。刘宋皇权与宗室从此转向了相互猜疑的关系，宋文帝自太子加元服后便不断加强东宫武备，刘义康难后更是加大了力度，“帝以宗室强盛，虑有内难，特加东宫兵，使与羽林相若，至有实甲万人”。后续继位的几名君主动辄血腥镇压手足，地方宗王更是不断反叛，直到酿成大规模的“义嘉之乱”。
义嘉之乱：刘宋皇权与宗室的相互仇杀与皇室的凋零
元嘉末年，宋文帝被太子刘劭杀害，刘骏又杀刘劭，即位为宋孝武帝，民间有歌谣传唱：“遥望建康城，小江逆流萦，前见子杀父，后见弟杀兄。”自孝武帝杀刘劭后，刘宋的皇位传承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陷入了血腥的循环之中，每当新帝即位，宗室总会举兵反叛，新帝也总会杀戮宗室。
孝武帝即位后，本来支持孝武帝的刘义宣与臧质联手造反，失败后死于狱中，刘义宣有子十八人，除两人早亡，其余十六人或被赐死，或连同刘义宣被朱脩之诛杀。而当年力劝孝武帝讨平刘义宣的刘诞，也与孝武帝渐生嫌隙，被孝武帝逼迫到拒命起兵的地步，直至城破身死。前废帝刘子业即位后亦是如此，前废帝的暴虐性格比之其父更甚，在位期间狂悖无道，如其弟刘子鸾在孝武帝生前爱冠诸子，前废帝即位后便将其赐死，宗王刘义恭欲谋废立而不成，并其四子被前废帝杀害，手段残忍：“断析义恭支体，分裂肠胃，挑取眼精，以蜜渍之，以为鬼目粽。”
刘彧心腹杀前废帝后，刘彧仓促即位，是为宋明帝，但明帝的即位第一次触碰到了刘宋建立以来关于继统合法性的问题。与文帝继位前两位兄长都已去世或孝武帝讨伐元凶的情况不同，明帝是文帝十九子之一，与孝武帝同辈，但此时皇位的传承已至孝武帝诸子一辈，孝武二十八子，前废帝死后仍有多人在世，皇位应在孝武帝诸子不在文帝诸子，这就给了其他宗王反叛的理由。
出镇江州的晋安王刘子勋，在孝武帝前二子都已身亡的前提下，其作为第三子应当成为最具影响力的人物，明帝起初进刘子勋文武散号，既欲笼络其背后真正掌握江州军政大权的王府僚佐，也为安抚孝武帝诸子势力。但明帝的笼络姿态没有起到任何作用，地方宗王我行我素，明帝在建康即位，定年号为泰始，刘子勋在镇军长史、寻阳内史邓琬的操控下举兵反叛，定年号为义嘉，备置百官，一呼百应，演变为一场大规模的以明帝为首的文帝系诸王与以刘子勋为首的孝武帝系诸王的统治阶级内战：“琬与陶亮等缮治器甲，征兵四方。
郢州刺史安陆王子绥、荆州刺史临海王子顼、会稽太守寻阳王子房、雍州刺史袁顗、梁州刺史刘元怙、益州刺史萧惠开、广州刺史袁昙远、徐州刺史薛安都、青州刺史沈文秀、冀州刺史崔道固、湘州行事何慧文、吴郡太守顾琛、吴兴太守王昙生、晋陵太守袁标、义兴太守刘延熙并同叛逆。”寻阳义嘉政权建立后，俨然成为一个与建康泰始政权对立的新朝廷：“是岁四方贡计，并诣寻阳。”刘宋皇权与宗室之间的矛盾冲突在这场“义嘉之乱”中到达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结语
“义嘉之乱”极大地挫伤了刘宋政权的元气，是刘宋后期一蹶不振的重要原因。对刘宋皇族而言，宋明帝平定内乱后不止一次屠杀宗室，直到将孝武剩余诸子杀尽，面对自己的同辈兄弟，明帝也毫不手软，无论是天资凡劣到不可能对皇位产生威胁的庐江王刘祎，还是素来与自己感情甚笃的建安王刘休仁，都被明帝杀害，文帝十九子，到明帝去世时仅余刘休范一人：“明帝诛戮蕃戚，江州刺史桂阳王休范以人凡获全。”
皇权与宗室这种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给刘宋皇室以沉重的打击，宋明帝虽然通过血腥手段清洗了宗室，保证了皇位只在其名义上的直系血脉中传承，但造成了“今宗室衰微，自昔未有”的局面。明帝去世后，“主幼时艰，素族当权，近习秉政”，被皇权屠戮过的宗室虽然已无力争夺皇位的继承权，却也无法继续拱卫皇权，刘宋皇室在内乱中凋零，给萧道成代宋创造了极佳的内部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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