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的庐山会议，是足以载入我国史册的重要事件。甚至即便过去几百上千年，也还会提到，可见其影响之深远。庐山风云，改变了很多高层政治人物的命运。其中最突出的两位，就是彭总和黄克诚了。
不同于彭总，黄克诚更像是被牵扯进去，顺带处理的。无论是庐山风云，还是下庐山后的风云，一大半是因彭总而起，黄克诚要么是顺势而为、顺心而说，要么画地为牢不掺和。1962年，因彭总的一封八万言书，本就没有消散的风云，乘势而起，黄克诚再次成为风暴中心。
最后，还是毛主席批示八个大字，将黄克诚保下。毛主席批示了哪八个字？八万言书下，黄克诚的心态如何，经历了哪些事？
1962年3月，赋闲在家、没有工作的黄克诚给中央写报告，申请到外地走走。中央很快就批准。自1952年9月，去职湖南省委书记、湖南军区司令兼政委，到北京出任副总长兼总后勤部部长、政委后，黄克诚就再回过湖南。
建国初期，湖南的剿匪工作、土改工作、生产工作等，都是黄克诚一手操办进行，这为湖南人民早早谋得福祉，也为湖南后来的主政者打下夯实基础。
如今有机会了，黄克诚自然想故地重游一番，可是当他把想法告诉前来看望他的老部下夏如爱时，却遭到强烈反对。夏如爱认为此举非常不妥，并给出让人无法反驳的理由：现如今的湖南中高层干部群体，大都是黄克诚主政时期培养和提拔的。
夏如爱的话，真是一语惊醒梦中人，黄克诚后怕不已。他原本就有“湖南集团”的嫌疑，如今批准离京就回湖南，难免让有心人多想，抓此由头发难。而且，在此之前不久，彭总也回湖南考察了一个多月；当下黄克诚又去，难免有瓜田李下的嫌疑。
于是，黄克诚仔细考虑了一番后，决定浙江作为出京考察地。在浙江的一个月时间里，他边实地调研考察，边感受江南的人文气息和秀丽风景，好不快活自在。
黄克诚原本抑郁的心情，慢慢变好，尤其是看到百姓不再吃食堂，可以烧自己锅灶弄饭吃时，更是高兴，感到自己曾经的直言有成果，并不是无用功。
他的好心情没维持多久。前面常来看望他的王世英，知道他从浙江回来后，特地登门，带来了一句坏消息性质的提醒：“情况有变，以后我不能再来看望你。你要做好思想准备。”黄克诚脸色沉重，没有多问，他理解。
之后的五一节纪念大会，黄克诚未能参加。可更糟的还在后面，彭总写了封八万字的申辩书信，给毛主席和中央。他认为这是能洗刷自己罪名的“证据”。谁曾想一石激起千层浪，事与愿违，事态正朝着他最不希望的方向发展去。
八届十中全会，彭总未被邀请，黄克诚虽被邀请出席，但会开到一半，又被要求退出了。对此，黄克诚既高兴不用说些违心的话了，又难过外界对自己的误会越来越深了。会议不让黄克诚继续参加，主要是后续的很多议程，与黄克诚有关：会议决定成立专案组，对彭、黄再次进行细致的、全面的审查。
这回的专案审查，对黄克诚的生活影响，跟以前和后来比起，算是很小了。那段时间，他的人身自由没被限制，但他自己坚持不出门，就在家读书看报，偶尔跟人下下围棋，就跟一个普通退休、爱宅在家的老干部一样。
而这一切，主要是因为，毛主席在黄克诚的审查情况报告上，批示了“不作结论，寄予希望”。从这不难看出，毛主席对黄克诚的态度如何，毛主席始终是带着希望，想双方消除分歧，观点一致。
因八万言书开始的审查，持续了四年之久，直到1966年才结束。专案组给中央和毛主席，送去一份罪名沉重、错误众多的报告，并提出四点建议：撤销其中央委员的身份；开除出党；报告向全党公布；报纸上点名批评。
这四项建议，毛主席一项都没有同意，一项都没有采取。他对彭总和黄克诚，向来是区别对待和看待的。毛主席曾跟彭总开玩笑，说：老总啊，咱们定个协议怎么样？我死后，别造反，行不行？
可见毛主席的顾忌有多深，他担心的从不是自己活着的时候，而是担心自己去世后的继任者。毛主席考虑的不是自己，而是身后啊。
毛主席没有看错黄克诚，黄克诚也没有信错毛主席。毛主席在世时，多次保下黄，这一切黄当时都不知情。毛主席去世后，黄克诚对毛主席依旧热爱，对很多人和事都十分公正地看待处理。毛主席生前寄予的希望，在他死后生根发芽，长成参天大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