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革命史上，有项艰巨而又意义深远的工作，那就是——“打土豪，分田地”。这事儿听上去简单，不就是斗地主嘛？召集起一帮农民，跑到地主家去“零元购”，把能拿的拿走，能抢的抢完，顺便再把地主们拖到群众大会批斗一番，不就结束了？敢反抗，那就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用暴力解决问题呗？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毛选第一卷，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革命当然需要暴力，但马背上打天下却不能马背上治天下。就拿“打土豪，分田地”来讲，就有很多暴力无法解决的问题。
“打土豪，分田地”是怎样产生的？
1927年3月，蒋介石在南京另立中央，国民党在武汉的汪精卫集团和南京的蒋介石集团的矛盾公开化，即所谓“宁汉分裂”。由于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不断扩大，从4月起南京等地的国民党开始大量逮捕和处决共产党人，发动了四一二政变。武汉的国民党在7月亦决定“清党”，即七一五事变。
国共合作不成，唯有暴力革命一条生路了！1927年8月1日凌晨2时，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革命的第一枪，经过4个多小时的激烈战斗，起义军全歼守敌3000余人，占领了整个南昌城。南昌起义后，汪精卫急令张发奎、朱培德等部向南昌进攻。8月3日起，起义军决定分批撤出南昌，沿抚河南下，以期占领广东，夺取出海口，取得共产国际的援助，重新北伐。
南昌起义军南下途中，历经艰难与挫折，天气酷热，山路崎岖，给养困难，与国民党军激战不胜。1927年10月初部队大部溃散，革命委员会和起义军领导人分散转移。保存下来的军队，一部分进入广东海陆丰地区，同当地农民武装会合；另一部分在朱德、陈毅率领下转战粤赣湘边区，并于1928年4月到达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同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部队会合。
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汉口召开的紧急会议。会议的主要目的是总结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确定今后革命斗争的方针。出席会议的有部分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及中央机关、共青团中央、地方代表共22人。在会议讨论中，许多同志批评中央在处理国民党问题、农民土地问题、武装斗争问题等方面的右倾错误。毛泽东在发言中，从国共合作时不坚持政治上独立性、党中央不倾听下级和群众意见、抑制农民革命、放弃军事领导权等四个方面批评陈独秀的右倾错误。关于军事工作，毛泽东着重强调：“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这个论断，对中国的革命有着极其重要意义。
八七会议正式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并把领导农民进行秋收起义作为当前党的最主要任务。同年9、10月间，毛泽东领导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在起义部队攻打长沙受挫后，部队退到文家市会合并召开前委会议（“打土豪、分田地”口号标语最先也是在文家市出现的），决定秋收起义部队向井冈山进军，并在进军途中在江西省永新县三湾村进行改编，走上“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
1927年9月，毛泽东等人带领秋收起义部队来到井冈山开辟革命根据地时，首先开展土地调查。为了取得分配土地的经验，毛泽东曾多次深入到农民中间进行调查研究，调查的内容主要包括田地分配、地租、地价、工价等，并写下《宁冈调查》和《永新调查》。
从1928年3月开始，毛泽东在酃县的中村正式开展了“打土豪，分田地”试点，弟弟毛泽覃则在宁冈大陇也进行了分田的试点。至1928年5月，湘赣边界党的一大正式召开，会议决定成立湘赣边界工农兵政府，并在各级政府设立土地委员会或土地委员，明确提出“深入割据地区的土地革命”。
分田说起来很简单，但有肥的田，有瘦的田，有远的田，有近的田，一些用水很方便，一些用水不方便，所以这是个很复杂的工作。毛泽东就三到永新塘边，亲自指导分田运动并作了《永新调查》，制定了“分田临时纲领”十七条。当年每一个贫苦农民或者每一户农民分了多少田，各个地方情况有所不同，井冈山这个地方，根据土地资源和人口情况，每个农民大概分到了三亩地。1928年7月，土地基本分配完成，中农贫农所占有的土地总面积达到85.34%。不过这一次分田，却并没有让农民高兴太久。
1928年8月份，红军远离了我们根据地外出作战。地主看准机会卷土重来，把原来分给贫苦农民的田土重新霸占了回去。出现“农民种田、地主割谷”的现象。毛泽东很快意识到，没有正规部队和广大地方武装的配合，土地革命就无法开展，农民群众也不可能充分动员起来支持革命。而没有巩固的根据地，武装斗争也就失去了可靠的后方和依托。1928年10月，湘赣边界党二大在这里召开。在会上总结了井冈山土地革命的经验，但因为当时意见没统一，没有成文。第二个月接到了中央的指示，对井冈山土地革命再次进行总结。1928年12月形成了《井冈山土地法》，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根据地自己颁布的第一部土地法。全文共9条，约1500字，包括“没收一切土地并分配” “以人口为标准，男女老幼平均分配”以及“征收土地税”等内容。武装斗争是根本，土地革命是目标，农民得到自己的利益才会跟着共产党走，跟着红军走。
1929年4月8日红四军进驻于都，4月11日召开前委扩大会议，确定红四军以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在赣南赣县、于都、兴国、宁都、瑞金等地开展政治宣传，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帮助各地发展地方武装，建立革命政权。毛泽东在潋江书院的文昌宫起草制定了《兴国县土地法》，并在潋江书院的崇圣祠创办了兴国土地革命干部训练班。
在《兴国县土地法》中，毛泽东作了一个重大的改动，即把《井冈山土地法》中"没收一切土地"改为"没收公共土地及地主阶级的土地"，使更多的老百姓拥护共产党。红四军政治部把《兴国县土地法》油印成册，在赣南、闽西各地进行宣传，掀开了赣西南土地革命风暴的序幕。1930年10月攻占吉安城，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宣布成立，江西省70%的区域被赤化，赣西南苏区已成为全国最大最为巩固的一块革命根据地。
“打土豪，分田地”的意义
土地革命旨在消灭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铲除封建地租剥削，实现“耕者有其田”，从而解放农村生产力。当时的城市人口五千多万，农村人口是三亿八千多万。毛主席说过：“中国的革命实质上就是农民革命”。中国问题就是农民问题，农民问题就是中国问题，这是中国革命的核心和关键所在。打土豪打的是什么？土豪就是地主。分田地就是解决农民种地收获的归属问题。
可问题是，真正的大地主数量有限，哪能等到你来打？革命时期，打得最多的都是些小地主。这种现象若是发生在同一个村子里，还好控制的，老百姓谁还不知道谁的家底呢？坏就坏在，打土豪这件事，常常需要跨区域打击，不小心就误伤了中农、贫农的利益。所以在《兴国县土地法》里把"没收一切土地"改为"没收公共土地及地主阶级的土地"，尽可能地减少土改的矛盾。
大量的地主，商人，资产阶级带着财产逃到白区。临走之前，往往将带不走的、能毁灭的生产资料统统毁灭。红军所占领的都是敌人力量薄弱的农村地区，这些地区最致命的缺点就是，没剩下一丁点的工业体系。于是像药品，军械设备，工业用品等等，根本无法自行生产。穷人固然有参加革命的天然阶级性，但“创业”也必须提供基本的生存条件。不然意志薄弱的官兵难免心生怨念，中级干部也发生动摇，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平江起义之初，均发生过军官叛变。
1929年1月，国民党调集湘赣两省18个团约三万兵力会剿井冈，山上五六千红军养困难，弹药缺乏，大雪封山，红军只有两件破烂单衣。2月10日大年初一，朱毛红四军(3660余人)携枪1100余支下山，在瑞金大柏地打了一仗，消灭追敌刘士毅旅两个团，缴枪八百余支，获胜后攻下宁都县城，红军的衣服、粮食、械弹都得到补充，并在商场筹得现金五千元，加上打土豪没收现金及罚款近万元，官兵士气大振。
红军放白军俘虏回家“由他们自报，报多少，发多少，一共发了3500块钱”路费每人三元，一部分白军俘虏当了红军。由于大柏地战斗时给养困难，红军向当地老俵借了很多吃的、用的。同年5月，红四军再回到大柏地，向借粮借物的老乡还款3500块。然后趁胜进宁都城停留一晚，得到宁都商人的筹款，官兵每人发了十几个银毫子。
1929年3月14日，红军消灭闽西当地部队郭凤鸣旅。住了一周，向商会筹缴大量钱款，没收郭凤鸣一小型军服厂，赶制四千套列宁装式样、佩有红领章的灰军装与红五星八角军帽、灰布绑腿。每人发一套，红四军创建以来第一次统一着装。
红军没有固定财源，发的物品多为打土豪没收来的，搞到什么发什么，也不管合用不合用，能解决困难就行。1930年7月26日，彭德怀的红三军团攻占长沙，俘敌四千余人、缴枪三千余支、“正法”一大批各县逃进城的“土豪劣绅”、释放数千“政治犯”、扩红七千余人，得款40万元。
1931年初，第一次反“围剿”打了胜仗，但红军生活仍很艰苦，只能吃酸菜萝卜，豆腐就算上等菜了。从总司令到战士，同样发一元零用钱、五角草鞋费，每周分三四十铜板的伙食尾子。红军第一后方医院的工作人员，每天半斤米、五分油盐柴菜钱；月底分点伙食尾子，还得交党费团费、买线补衣、买信封信纸写家信。伤员每天最少一斤米、一角或一角二油盐菜钱、每餐一二两肉，另发衣服被褥。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压倒国内阶级矛盾的主要矛盾。中国共产党根据结成广泛的统一战线，团结抗战，共同对敌的战略方针，在土地政策上作了调整，停止了没收地主的土地。中共中央一方面要求地主减租减息，减轻了农民所受的封建剥削，密切了农民与党的关系；另一方面要求农民交租交息，照顾地主富农的利益，巩固发展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不过苏区经济依旧困难，且具有普遍性。到1934年第五次“反围剿”，中共各机关晚上办公，每室一灯改为集中办公，多人共享一盏灯，在月光下开会。甚至节省火柴，此前每人每月发一盒火柴，改为每室一盒。最后干脆不发了，“利用香代替洋火”，点一根香作火种。工作人员的伙食标准一降再降，家在苏区的自带伙食。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之后，国共两党和谈失败，解放战争爆发，阶级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1946年5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清算、减租及土地问题的指示》(史称《五四指示》)，将党在抗日战争时期实行的减租减息政策改变为实现“耕者有其田”的政策。这一政策的提出，标志着解放区在农民土地问题上，开始由抗日战争时期的削弱封建剥削，向变革封建土地关系、废除封建剥削制度的过渡。 此后，各解放区组织发动群众，控诉地主，惩办恶霸，分配土地，迅速形成了土改热潮。
通过土地改革，劳动人民实现了政治上的解放和经济上的独立，充分调动了亿万农民的革命热情。据统计，三大战役共动用民工880多万人次，大小车辆141万辆，牲畜260多万头，粮食8.5亿斤，战场上的子弹、炮弹和粮食，都是人民群众夜以继日运送的。正因为如此，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解放战争展厅的主题写的是“人民的胜利”。
新中国成立后，党在全国推行并完成了土地改革，彻底废除了封建土地所有制，建立了农民土地所有制。1950年1月24日，中共中央发出指示，开始在新解放区实行土改运动的准备工作。1950年6月，中共七届三中全会讨论了新区土地制度改革。6月30日，中央人民政府正式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中共中央决定，从1950年冬季开始，用两年半或三年左右的时间，根据各地区的不同情况，在全国分期分批完成土地改革。至1952年底，全国大陆基本完成了土地改革。通过土地改革，包括老解放区在内，全国约有3亿无地少地的农民无偿获得约7亿亩土地，并每年免除地租3000万吨粮食，农民真正成为了土地的主人。
不管是小地主，富农，还是被误伤的中农，打完后分给他们土地和财产，这就完事了？听上去大功告成，实际上又造成了一个新问题，那就是大量地主和富农混进了革命的队伍（因为知识分子在地主和富农这个群体里比例最高，所以绝大多数领导干部的岗位被这些人占据）。如果这些人一心为革命还好，要是他们巴不得国军打进来消灭“共匪”，借以恢复他们以前的阶级地位和阶级利益，那可怎么办？
于是，不得不催生一个补丁政策——肃清反革命。那谁是反革命呢？在身份辨认的过程中就出现一些“误杀”。不少革命烈士，斗争英雄，没有死在革命战场上，却平白无故划成了“反革命”，死在了自家人的手里。
改变土地所有制性质，解放被封建生产关系束缚的农业生产力，为中国迅速工业化作准备……正因为困难重重，所以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毛主席的伟大：
是他提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来加强红军的纪律建设，尽可能减少暴力的革命行动对老百姓带来的误伤；
是他提出“拒绝关门主义，坚持统一战线”，以团结知识分子，地主，富农，在民族危难的时刻，实现了全民族的抗日行动；
是他提出“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肃反政策，缓解肃反运动造成的惨剧；
最后，也是他提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来渡过一次次的残酷的经济封锁。
毛主席早已作古，但惠及数亿农民的土地改革运动成果却被完整地保留了下来，写入了国之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十条就规定，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除由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属于集体所有；宅基地和自留地、自留山，也属于集体所有。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占、买卖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等。
实践表明，凡是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土地政策，就可以激发农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从而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否则，就会阻碍生产力发展。农村的土地政策要始终维护好农民的土地权益。农村问题的核心是农民问题，农民问题的核心是土地问题。
制定土地政策必须始终把维护好、实现好农民权益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如果农民权益得到维护，那么社会繁荣、百姓安居乐业才有了基础和准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