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永平所著的《大河尽头》，曾经荣获2010第三届“红楼梦奖：世界华文长篇小说”的专家推荐奖。
《大河尽头》以自传体的方式，向读者呈现十五岁华人少年“永”对达雅克人圣山“峇都帝坂”的探险之旅，以及他目睹的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对自然的野蛮掠夺，以及对土著妇女的“性掠夺”。
《大河尽头》的故事发生地就在马来半岛东南部的婆罗洲，也就是现在加里曼丹岛，这里也是李永平出生的地方。
李永平出生在婆罗洲沙捞越邦首府古晋市的华人移民家庭，是从中国华南地区移居东南亚的客家人后代，其祖上极有可能就是当年随“拓荒之父”迁徙婆罗洲并签下土地租约999年的千人之一。
被迫出走，另觅生路
“拓荒之父”本名黄乃裳，于1849年出生在福州闽清县，二十岁时考入了基督教“美以美会”，然后跟随许扬美牧师先后在古田、尤溪、沙县等地传教，也曾经在福音、培元、英华3个教会书院授课。
供职教会期间，黄乃裳逐渐发现教会缺乏具有社会影响力的文人和上流人士，这让他们的传教活动受限。
于是，黄乃裳决定走回传统的科举之路，希望以身入仕来扩大基督教的影响。
1894年，黄乃裳以第三十名的成绩考中举人，三年后赴京参加会试被选为拔贡。戊戌变法开始后，黄乃裳结识六君子并参与讨论变法维新。
变法失败后，并非变法核心骨干的黄乃裳也遭到清政府通缉，他不得不连夜乘船逃往上海，辗转回到家乡福建。
回到福建的黄乃裳，入眼便是家乡民不聊生，饿殍遍地。
想想慈禧的专制统治，想想惨死的六君子，想想甲午海战中与邓世昌一同殉国的三弟黄乃模，此时的黄乃裳对腐朽无能的晚清失望至极。
悲愤交加的他萌生了脱离清廷专制统治，为家乡同胞另寻生路的想法，他想去南洋群岛，找一个地广人稀的地方，可以容纳数百万农耕从业者，让家乡同胞不至于饿死。
1899年9月，黄乃裳举家来到新加坡。时年五十岁的他立即开始寻找适合中国人移居的地方，他先后前往周边的马来西亚、苏门答腊等地勘察，但都不符合他理想。
1900年4月，黄乃裳的女婿提议他可以到砂拉越一带察看，因为那里几乎荒无人烟，但水土丰沛，雨林和荒地特别多，农业和手工业又都没有发展起来，当地人还处于刀耕火种的阶段。
5月，黄乃裳来到砂拉越地区，他亲自品尝当地的水质，还检查了土壤的肥沃程度，断定了诗巫是适合耕种的，他将这里称为“新福州”。
砂拉越地区当地的首领查尔斯·布鲁克，亦十分希望有人到自己的土地上垦荒。经一位闽南籍华人引荐，黄乃裳与查尔斯·布鲁克展开商谈，双方一拍即合。
黄乃裳成立“新福州农垦场公司”，成为当地人口中的“港主”，以此身份于1900年5月下旬与查尔斯·布鲁克签订《垦约》，划定现今的诗巫郊区新珠山为垦区，由砂拉越政府贷款给移民。
《垦约》共有17条规定，对华人开垦这片土地的权利和义务都做出明确细致的规定，以确保华人权益不受非法侵害，其中最瞩目也最主要的一条当属“吾农所垦之地，有九百九十九年之权利”。
中国人第一次走出国外到海外租借土地，一租就是999年，租期之长真的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消息传回国内，举国轰动，但国人震惊的不只是这超长租期，还因为这是中国商人与当地政府签订的一个平等条约，拥有的相对独立自主权和自治权。
孙中山听闻此事，都忍不住盛赞这是中国对外签订的“第一份平等条约”，足见黄乃裳对华人权益的重视。
落实好移居点之后，黄乃裳马不停蹄地返回福建，开始招揽移民前往诗巫垦荒。
回国招募移民，救同乡于水火
1900年6月末，黄乃裳和帮办的永福人力昌兵分两路，黄乃裳负责在闽清、古田、闽侯等地进行招募，力昌则在永福招人。
第一批移民男女老幼共91人，他们在力昌的带领下于12月23日搭乘“丰美”号前往诗巫，行船八天后到达新加坡。由于中途有人离开，最终1901年2月2日抵达诗巫的只有72人。
2月7日，第二批移民共535人亦由黄乃裳亲自带领，经厦门过新加坡，从古晋入拉让江前往诗巫。第三批的574人也于5月24日启程前往诗巫。
黄乃裳分三次总共带了1181人迁徙海外，这些人来自士农工商医等各行各业，其中三分之二都是基督徒，而被他们留在身后的大清又是怎样的光景呢？
十九世纪末的中华大地狼烟四起，危机重重，晚清统治者仍旧粉饰为“盛世”，但京畿重地北京和天津已经落入八国联军的控制，晚清对这个核心地区的统治早就因“庚子国难”毁于一旦。
在长达九个月的谈判过程中，虚张声势的晚清抵挡不住西方列强的贪婪攻势，于1901年9月7日签订了《辛丑条约》。
晚清政府被迫赔偿十一国列强本息共9.8亿两白银，并且要在39年内还清。
帝国列强要求的赔偿本金4.5亿两，是有意对应当时中国的4.43亿人口，象征着中国每一个百姓都要赔偿他们至少1两白银，此举无非是为了羞辱和打击中国，如果能让中国臣服那就再好不过。
李鸿章在谈判时就告诉列强们，晚清的国库里早就没有钱了。
晚清政府负担不起这笔天价赔款，就只能将压力分给地方各省，强行要各省摊派上缴款项数额。
当时最富有的江苏摊派到的数额最大，每年上缴297.3万两，其次是四川的261.8万两，以及广东的231.9万两、江西216.6万两，湖北167.4万两，这些省位列庚子赔款分摊榜的前五。
前十名的省份都被摊派过百万赔款，除了贵州负担20万两之外，其余各省都承担着30万到90万不等的赔款，福建需要负担的就是85.8万两。
为了筹措足额赔偿，地方各省进一步巧立名目，增加各种税捐，加大苛捐杂税的力度，强行将赔款分摊到百姓头上，敲骨吸髓，这里面还不乏某些地方政府、官员以权谋私，中饱私囊。
这一笔惊人的天价赔款按年息4%计算，本金加利息共计9.8亿两，也就是说压在每一个中国百姓肩上的可不只1两白银，而是至少2两白银，这二两白银是什么概念呢？
区区二两白银对晚清的那些王公贵族和富裕人家来说，也许算不得什么，但对老百姓而言已经是一笔巨款，足够支撑农民家庭三到五人一年的开销，这让百姓怎么活？
无惧艰险，打造乐土
自1842年的《南京条约》开始，中国就被迫先后开放110个通商口岸，大量外国商品源源不断涌入中国，中国经济发展遭受严重冲击。不少农民和商人纷纷破产，《辛丑条约》的赔款压力只是雪上加霜。
当生存压力令人感到不堪重负，人们自然会依循本能另觅新出路，去寻求一片立足之地。
清朝晚期虽然腐朽无能，对外唯唯诺诺，对内仍是重拳出击的。
因为要从百姓那里收取重税，所以清廷对民间户籍和人口的管理从未放松，而且相当严格。
黄乃裳当时还在清朝的通缉名单里，他先后带着1000多人逃往海外，这放到任何朝代都是不可饶恕的大罪。
也许有人会疑惑，黄乃裳既然立志要为同胞另谋生路，为什么只带这1000多人呢？
黄乃裳碍于通缉犯的身份，不大可能大张旗鼓地招募移民，何况清朝百姓早在鸦片战争时期就对到海外谋生充满不信任。
鸦片战争惨败后，清廷被迫承诺允许国人到海外包括英、法殖民地作工，1866年又与英法签订招工条约，允许英法籍人士在中国“任意”招募劳工，这就为西方殖民者掠夺华工大开方便之门。
东南沿海的福州地区有大量破产的农业和手工业者，其中很多青壮年劳动力就被西方殖民者招募、贩卖到他们的殖民地，从事苦力劳动，这就是臭名昭著的“卖猪崽”贸易。
第二批移民在新加坡中转的时候，就因为有人见到暂住地的条件很差，就认为是黄乃裳“卖猪崽”。
再加上漳厦商人煽风点火说“被卖猪崽了，永无归期”，移民间迅速起了大骚乱。
黄乃裳指天誓日，又有美以美教会林称美牧师出面安抚，这场骚乱才得以平息。
如果这事发生在国内招募期间，引发骚乱招惹清廷注意，那恐怕不只是黄乃裳，就连招募来的人都见不到明天的太阳，而第一批到达诗巫的移民也会失去“拓荒之父”的引领。
为了实现让移民过上富饶平等的生活，黄乃裳两次向砂拉越的首领借贷，为移民在新珠山建造了六间当地人称为“亚答蜡”的高脚楼，作为他们的居所。
拓荒注定是艰难的，更何况是在人生地不熟的海外。当时的诗巫还处于内陆热带原始森林地带，虽然适合耕种，但沼泽遍地，伤寒、痢疾等疾病威胁着人类的生命。
1901年2月至1903年5月，71人因霍乱、痢疾、热病、过劳不治、失足溺水而去世，但勤劳爱种地的中国人无畏艰难险阻，他们在每人分得的5英亩土地尝试种稻谷和番薯，屡试屡败。
考虑到土质特殊等问题，他们开始引进高产值的橡胶。当收割橡胶时，每担700元的价值极大地鼓舞了他们扎根“新福州”的信心。
1908年，越来越多人改种橡胶。
1950年，“新福州”的橡胶园已经多达12000多英亩，规模大不多，产值也很喜人的，橡胶就是让“新福州”蓬勃发展的“宝贝”。
度过了最艰苦的初创岁月，永不言弃的精神让他们不仅种上了橡胶、胡椒、可可等，后来还是成功种上了蔬菜瓜果和水稻，进而养起了牛羊猪鸡等牲畜，同时其他行业也在“新福州”全面铺开。
黄乃裳在“新福州”陆陆续续开起了小商店、诊所、木工厂和打铁场等，确保“新福州”的后勤服务，同时修路架桥，曾经荒芜的土地奇迹般立起了一座极具中国特色的城市。
1950年前，诗巫就成为了砂拉越最大的城市，人口多达20万，制造业、海洋运输业、木材加工、建筑甚至是金融业都发展得蒸蒸日上，诗巫更一跃成为砂拉越的领头羊。
发展经济的同时，黄乃裳也没有忽略文化的传承，他提倡开办“福州会馆”、教堂等供福州移民在这里休息、联谊。
1903年，“新福州”第一所华人学校拔地而起，该学校还是英汉兼修。
尽管不得已远离国土，但他们从未忘记自己的根在哪里。黄乃裳曾经立下规定，要求所有人及其后裔永远不要忘记中文，更不要忘记福州话。
抗日战争爆发后，“新福州”的许多华人倾尽所有，将多年积蓄全部寄回国内，为支持祖国的抗日救亡事业不遗余力。
无论身处何方，他们从未忘记自己是中国人，毕竟辜负他们的只是清政府。
黄乃裳签《垦约》都能为保护华人权益而考虑周全，清廷签下丧权辱国的条约，又毫不犹豫将赔款压力强摁到百姓头上的时候，可曾考虑百姓还活得下去吗？
《垦约》长达999年的租约令世人震惊，并非仅仅因为租期长得世所罕见，更多的是包括黄乃裳在内的1000多人对清廷的彻底绝望，绝望到归期无期。
中国人是安土重迁，但为了继续活下去也只能背井离乡，他们凭借着聪明勤劳与坚强不息，成就了一座被称为“中国城”的乐土。
如今，123年过去了，“新福州”也早已成为海外移民的典范。
参考资料：
中国知网《过番歌:移民史、苦难记忆和文化传播》——李朝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