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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4年，青年毛泽东来到了七星桥小学当起了教员，当时的学生中有一位名叫谭世名的学生，他就是日后我党优秀的政工人才谭政将军。
此后，谭政开始接触到了《新青年》《湘江评论》等进步刊物，并逐渐走上了革命道路。
1927年10月，谭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上了井冈山。参加红军后，一位将领问起了他的射击能力：“要是给你十发子弹，你能全都打中吗？”
谭政沉默着摇了摇头。
“那打中一半呢？”
谭政还是摇头。
“三个？”
见谭政再次摇头，这位将领明显有些不悦了。谭政见状，这才有眼色地急忙说道：“可能可以打中。”
这位将领听后，一时竟哭笑不得，笑着说道：“算了，别拿枪了，你就用自己手中的笔吧。笔也能扫千军嘛。”
自此，谭政便走上了一条政工道路。
10月末的一天，毛主席与谭政话起家常来。谈话中，谭政向毛主席说起了当年在学校听他讲课的事情。这次促膝长谈，令两人更了解对方，也变得更加亲密起来。
1928年2月，刚刚从江西遂川回到井冈山的谭政，来不及休息便立即奉命来找毛主席。谭政以为毛主席是来询问江西遂川革命情况的。他刚准备开口汇报时，却听到毛主席通知他说：“我听说，你有古文基础，字写得也很工整。我看呐，就来前委做我的秘书吧。”
就这样，谭政被调到了红四军前委，当起了毛主席的第一任秘书。
刚上任后，谭政便参加了由毛主席主持召开的攻打新城的军事会议，会后，谭政又奉命学习起草作战命令。此后一段时间里，跟在毛主席身边的谭政有了更多接触和学习军事工作的机会。
此后，谭政随毛主席转战赣南、闽西，红四军也在战斗中不断积累经验，当然，红四军内部也逐渐暴露出了越来越多的问题。尤其集中在思想和作风问题上。
毛主席对此高度重视，他开始酝酿召开会议，统一思想，统一行动，建设好红军队伍。在此基础，便有了后来的古田会议。
古田会议召开前，毛主席将会议决议草案的任务交给了谭政和罗荣桓。此后一个月时间里，他们白天外出进行实地调查，晚上则熬夜整理材料，奋笔疾书。
最终，古田会议通过了《古田会议决议》，在我党历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参与古田会议决议的起草工作，也让谭政受益匪浅，从此，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理念深深扎根在他的心中。谭政在以后的工作中，利用一切条件想方设法在军中开展思想政治建设，他时刻铭记着毛主席曾说的“政治工作是我们的生命线”这一点。
1937年10月，谭政出任中共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副主任，主持日常工作。这一时期，很多重大决策、指示均出自他的笔下。
1939年2月，新四军的政治工作出现了问题，送来的文件内容中全篇强调蒋介石的言论、宣言，却对共产党的领导只字不提。谭政发现这一问题后立即汇报给中央军委，引起中央高度关注。
紧接着，根据中央指示，谭政便重新起草了对新四军政治工作的一系列文件和指示，纠正了新四军在政治工作上出现的偏差。
1942年春天，谭政奉命来到毛主席的住处。毛主席很喜欢跟谭政促膝长谈，听取他对军队工作的看法。
这天，毛主席向他问了一个问题：“对于近期党内和党政军民间，你有没有发现出现了一些不良倾向的苗头？”
“我任务，军阀主义倾向正在兴起。”谭政回答道。
“你跟我想法一样。”
谈话结束后，谭政便奉命投入到了整风整军运动中。在谭政与毛主席的聊天中，有很多重要决策都诞生于此，如这次的反对部队军阀主义作风。
谭政的政治工作受到了毛主席的高度评价，毛主席曾大赞“谭政者，谈政也。”
1944年4月11日，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谭政做了《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简称《谭政报告》。在我党和军队的历史上，能够用人名来命名会议文件的情况本就少见，尤其这个人名还不是最高领导人，就更加罕见了。
《谭政报告》也被下发至各部队学习，至今仍然在军队的政治工作中发挥着重要的警醒作用。
30多年后，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的叶剑英元帅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时，再次强调了《谭政报告》的重要性，他指出：
“谭政在西北局高干会议上作的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是继古田会议之后我军政治工作的又一历史性文献。它肃清了王明路线在政治工作上的影响，发扬了优良传统，进一步提高了我军政治工作的威信和地位。”
解放战争期间，谭政出任东北野战军政治部主任，在他的领导下，各部队战士斗志昂扬，在思想上达到了空前团结，为解放东北奠定了重要基础。
1955年9月，谭政被授予大将军衔，他也成为了军中屈指可数的政工大将。
1956年12月，谭政被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主任。在任期间，谭政在全军普及文化教育，提高全军战士文化素养。他经常深入基层部队，实地调查了解情况，并在此基础上制定一系列相关政策和规划。
庐山会议后，主抓军队思想政治工作的谭政反对当时国防部长提出的“左”的东西。就这样，一辈子致力于政治工作的谭政却被冠以“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党宗派集团”等罪名被撤去了总政治部主任一职，降为总政治部副主任。
不久后，乔希章调任谭政的秘书。刚调来，他便开始帮着谭政写检讨，虽然内容有不少言不由衷，但关于自己被扣上的“反党”和“反毛主席”这两顶帽子，谭政坚决反对。
由于心情苦闷，谭政在此后4年间，一直深入全国各地开展调查研究，并整理做成报告。谭政的这些材料还得到了罗荣桓、罗瑞卿等人的称赞。
尽管已经远离了领导核心，但谭政的处境并没有因此变好。
1965年，谭政被调离军队，出任福建副省长。虽然谭政并不在意自己的地位高低，但让他感到难过的是，自己被当成了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要求必须在年前离开北京。
来到福建后，谭政平静的生活很快便被打破了。1966年冬天，谭政被关押起来，身心遭受了严重的折磨和非人的待遇。身体患病，却不被允许看病吃药，差点因此而丢了性命。期间，他还不断接受调查，并被专案组冠以各种莫须有的罪名。这一时期，谭政的心情痛苦到了极点。
被关押的9年间，谭政几乎很少说话，这也导致他在出狱后一度不会说话，吐字断断续续，一个字一个字往外蹦。
1973年4月28日，谭政给毛主席写去了一封信：
“主席，我年已六十有七，身体日见衰老，病痛日见增加。希望对我的问题从宽处理，于最近期把我解放出来。”
毛主席看过信后，当即批示要求“纪登奎和汪东兴酌处，同时印发政治局各同志。”
虽然毛主席下达了指示，但不知为何，此后近两年间，谭政仍然没有恢复自由。
直到1975年初，毛主席主动问起了谭政的情况：“谭政在哪里？”以此为契机，时年69岁的谭政终于重获自由。
谭政恢复自由当天，长子谭泽代去接父亲，见到父亲的第一眼，他差点没有认出来，因为此时的谭政十分消瘦苍老，走起路来一瘸一拐，听力也不好了，就连说话也不连贯了。
乔希章见到谭政后，还曾问起他这些年的情况，谭政摇了摇头，只说了句“别提它了”，便再也不愿多说。
休养了一段时间后，谭政便念叨着“总得做点事”。乔希章听后，对他说道：“要不给叶帅写信反映一下情况。”
谭政仔细想了想，采纳了这个建议，很快便给叶帅写去了一封信。这封信很快便被叶帅送到了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邓小平手中。
8月，经邓小平建议，毛主席批准，谭政再次回到了军队，出任中共中央军委顾问。由于听力不好，叶剑英特意给他送了一个助听器。此后，谭政一直将它戴在耳朵上，如果看见别人好奇地盯着自己的耳朵时，他便会指着自己的助听器，说“叶帅送的。”
多年后，乔希章好奇地问过谭政一个问题：“首长，你当年究竟犯了什么罪呢？”
谭政听后，直言：“不知道。”
听到乔希章问的这个问题，谭政的思绪回到了自己当初重获自由后去看望徐向前元帅时的谈话。
1975年的一天，谭政来到徐向前家中探望老首长，那时，他刚刚出来，徐向前一见到他，既惊讶又担心地问他“怎么变成这个模样？”
谭政苦笑一下，徐向前随即便明白了。
虽然如今已经重获自由，但谭政还是不解地问老首长说：“徐帅，我到现在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这样整我？”
徐向前叹了一口气，无奈地说道：“谭政啊，你真是个书生。既然要整你，还能问出一个原因来吗？”
历史终将证明对错。1980年，谭政曾遭受到的错误对待被平反，加诸在他身上的罪名全都被洗净了。1988年11月6日，谭政在北京病逝，这位82岁的政工大将走完了自己波折坎坷的一生。
参考资料：军营文化天地2017年8期、钟山风雨2008年6期、《北京青年报》2012年5月11日、党史天地2016年12期、湘潮（上半月）2016年6期、党史纵览2016年1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