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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伊犁河谷，一颗镶嵌在崇山峻岭间的璀璨绿宝石。
既是新疆的一块丰饶之地，也是衔接东西方文明的桥梁。
其独特的地理位置与丰富的自然恩赐，对中国的深远意义不言而喻。
清光绪年间，即使面对九百万卢布的巨额赔款，清廷依然坚定不移地要将伊犁收复。
叛军祸乱新疆，沙俄趁火打劫
1755年，清朝大军平息了新疆准噶尔部的动乱，维护了边疆的秩序。
西域大地重归平静，昔日祥和景象再现。
为此，乾隆特赐此历经风雨、终获安宁之地以“新疆”之名。
寓意着这片古老的土地，在新的治理下焕发新的生机，有“故土新归”之意。
19世纪60年代，新疆局势开始动荡。
1864年夏天，喀什噶尔的金相印和马元联手柯尔克孜首领司迪克，举兵反抗清朝，迅速占领了喀什噶尔回城。
司迪克自封为王后，派遣使者前往浩罕城，意图迎回被称为“圣裔”的布素鲁克，欲将其立为名义上的领袖。
然而浩罕国一直对新疆虎视眈眈，借此机会派遣军官阿古柏“保护”布素鲁克前往喀什噶尔。
阿古柏和布素鲁克抵达南疆后，很快与当地势力勾结，策动兵变，成功地将司迪克驱逐。
此后，阿古柏不断扩张势力范围，通过兼并各方增强了自身实力。
1867年他自封为汗王，并积极与沙俄和英国建立联系，寻求外部支持，以维护他在新疆的霸权。
维多利亚女王甚至亲自写信给阿古柏，不顾国际法的约束，公开承认了他的政权。
在外国势力的庇护下，阿古柏的野心愈发不可收拾。
1870年，他挥兵北进，先后占据了乌鲁木齐、吐鲁番等地，侵占了新疆的广大地区。
他的行为严重威胁了地区的稳定和安全。
“中亚屠夫”阿古柏的统治极其残暴，对新疆各族人民实施严酷的剥削和压迫。
征收重税，强制劳役，导致民生凋敝，社会秩序混乱。
这一时期的新疆，经济停滞，人口锐减，成为了“人间地狱”。
就在阿古柏祸乱新疆之际，对这片土地抱有觊觎之心的沙俄也蠢蠢欲动，试图利用这一动荡时期来实现自己的扩张野心。
在清朝忙于应对太平天国起义的动荡时期，沙俄抓住了这一机会。
1871年，他们以“代守”为幌子，出兵并迅速控制了伊犁地区。
意图将这一战略要地据为己有，并以此为跳板推进其在中亚地区的扩张野心。
沙俄甚至虚伪地提出，愿意“协助”清朝收复乌鲁木齐。
在遭到清朝的明确拒绝后，就转而与阿古柏联手。
1872年，沙俄与阿古柏政权达成了协议，签订了“俄阿条约”。
这一纸协议不仅正式赋予了阿古柏政权合法性，同时也为沙俄提供了一个跳板，暗中策划着对新疆地区的逐步吞并。
朝中争论不休，湘军收复新疆
彼时，新疆地区正处在分崩离析的边缘，而中国本身也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挑战。
清王朝的统治已经摇摇欲坠，国家满目疮痍，内外压力重重。
两次鸦片战争后，中国不仅丧失了大量领土，还背负着沉重的赔款负担。
同时，外国侵略者的势力不断侵蚀着中国的沿海地带，并且开始向内陆地区扩张，给中国的主权和独立带来了严峻挑战。
悄然崛起的日本先是在琉球制造争端，随后又对台湾虎视眈眈。
1874年，日本以“牡丹社事件”为借口，公然入侵台湾。
在这样的背景下，国内出现了一场关于海防与塞防重要性的激烈辩论。
一些人主张加强海防，以抵御来自海上的威胁；
而另一些人则认为，平定新疆的叛乱，维护国家的边疆安全，才是迫在眉睫的任务。
这场辩论迅速在朝廷内外引发了广泛关注，官员们因此分成了两大派系：
海防派和塞防派。
作为北洋大臣和直隶总督，李鸿章是海防派中最坚定的支持者。
他认为，新疆地域辽阔却贫瘠偏远，即便失去，也不至于对大清帝国的核心力量造成致命伤害；
相反，东南沿海地区物产丰饶、民众富庶。
其安危直接关系到国家的根基，一旦失守，将撼动国本。
很快，李鸿章就呈上了奏折，极力主张将有限的财政资源集中用于壮大海军力量。
他的这一观点，迅速赢得了众多实权派官员的推崇。
随后便有官员提出了海上侵略如“鲸吞”，陆上威胁似“蚕食”的说法。
还有人列举出了放弃新疆的“六大益处”，视之为确保边境长治久安的百年大计。
更有甚者，极力向朝廷谏言，要求终止恢复新疆主权的军事筹备工作。
然而，大学士左宗棠却不属于任何一派。
在他看来，无论海防还是边防都必须加以同等的重视。
1875年1月，光绪帝继位，政局出现了变化。
同年4月，朝廷采纳了左宗棠兼顾海防与塞防的深远策略，实施双轨并行的国家安全布局。
一方面，委任李鸿章和沈葆桢负责海防，强化沿海防御体系；
另一方面，特命左宗棠担任钦差大臣，全权负责新疆地区的军事行动与领土收复。
阿古柏的势力在南疆地区占据主导，其影响力和控制力显著。
相较之下，北疆地区的势力则较为薄弱。
针对这一实际情况，左宗棠制定了“先攻北路，后取南路”的军事攻略。
在战术上，左宗棠秉持“缓进急战”的原则，格外重视军队的治理与整改。
彼时，清军内部管理松散，机构臃肿，战斗力低下。
针对这些问题，左宗棠大力推行军改，不仅削减了多余的官员，还着重加强了士兵的实战训练。
而后，从马队、步兵到炮兵等超过150个营的部队中，精心挑选并锤炼出了约50个精锐营，作为收复失地的中坚力量。
左宗棠凭借深思熟虑的战前筹备与高明的战略布局，出兵后便势如破竹。
仅耗时一年多，便令除伊犁外的广袤新疆大地，尽数回归版图。
1877年4月，充分休养后的清军开始向南疆挺进。
短短不到半个月的时间里，清军势如破竹，连续攻克达坂城、吐鲁番和托克逊，军威大振。
长期受阿古柏压迫的南疆民众也纷纷揭竿而起，反抗其残暴统治。
阿古柏被迫在5月下旬逃至库尔勒，不久后便传来了他服毒自杀的消息。
随后，清军又乘胜追击，顺利收复了叶尔羌、英吉沙尔、和阗。
至此，阿古柏政权在侵占新疆十余年后终于土崩瓦解。
签订耻辱条约，再度抬棺西征
尽管新疆的广大区域已成功收复，可伊犁地区却依旧处于沙俄的控制之下。
左宗棠对此深感忧虑，屡次向朝廷呈交奏折，极力主张与沙俄展开外交谈判，以和平途径争取伊犁的回归。
清政府采纳了左宗棠的倡议，转年就派遣完颜崇厚作为特使前往俄罗斯进行谈判。
这时候，沙俄还在不断怂恿阿古柏残余势力侵犯边境。
这样的挑衅行为，实际上就是在试探清廷有没有维持地区稳定的能力，以及收复伊犁的意志是否坚定。
而其目的，就是在随后的外交谈判中占据更有利的位置，争取更多利益。
因此，湘军将领刘锦棠在剿灭阿古柏残部时所取得的一次次胜利，就是在向沙俄展示清廷保卫领土的决心与军事能力。
这样的军事优势，无疑是增强了清廷在谈判桌上的底气与砝码。
可惜，昏聩无能的崇厚在外交谈判中的表现非常糟糕，缺乏远见与决断力。
将士们正在色勒库尔地区英勇奋战，与入侵之敌巧妙周旋，争取战场主动权；
崇厚却在仓促间签订了对清廷极为不利的《里瓦几亚条约》，也就是《中俄交收伊犁条约》。
这份条约虽然让清廷收回了伊犁，却又割让了伊犁西境、南境以及塔尔巴哈台地区的大片土地。
不仅如此，中国还需向沙俄国支付“代收代守”伊犁的兵费及恤款的补偿。
共500万卢布，相当于当时的280万两白银。
而且，条约还赋予了俄国商人在蒙古和新疆全境享受免税贸易的权利，并允许他们携带武器进入中国境内。
甚至还规定俄国可以在嘉峪关、乌鲁木齐、哈密等地增设领事馆，增强了俄国在我国西北部的政治影响力。
可以说，这份条约严重损害了中国的权益，是晚清史上令人痛心的外交败笔。
崇厚轻率无能的外交表现，不仅未能巩固军事胜利带来的成果，反而使国家蒙受了巨大的屈辱与损失。
这份《里瓦几亚条约》，很快就引起了国内强烈反对。
左宗棠敏锐地认识到这份条约的危害，及时向清廷提出了不应批准的建议。
清政府于是改派经验丰富的驻英、法公使曾纪泽，赴圣彼得堡重启谈判。
在此期间，沙俄采取了双重策略。
一边在伊犁增派兵力，另一边则向中国沿海派遣舰队，试图以此双重压力迫使清政府接受原条约。
然而，年近古稀的左宗棠却并未退缩。
他积极整备军力，命令各部队进入战备状态，准备以武力手段收复伊犁。
左宗棠不顾病体，毅然决定率军出关，移师哈密。
他提前为自己准备了一口棺材，抬棺出征，以表明自己誓死收复国土的决心。
彼时，新疆驻军士气高涨，而俄军则因与土耳其战争的损耗元气大伤。
在清军的强大军事压力下，沙俄也不得不在谈判中做出妥协。
1881年2月，经过一系列紧张而复杂的谈判，中俄两国终于达成共识，签署了新的《伊犁条约》。
根据新条约，沙俄归还了之前条约中割让的部分领土。
此外，沙俄在将赔款金额增加至九百万卢布的同时，放弃了俄货经由嘉峪关进入中国内地销售的要求。
虽然从结果来看，依然不如人意，但比起之前崇厚签订的条约，已经为国家挽回了不少利益。
收复塞外江南，维护边疆安定
900万卢布的赔款，对当时的清政府而言，无疑是一笔沉重的负担。
然而伊犁河谷，这个位于新疆西北边陲的瑰宝之地，其重要性绝非金钱可以衡量。
作为战略咽喉，伊犁河谷是连接东西方的重要纽带，其得失直接关乎国家边疆的安全与稳定。
控制住伊犁，也就意味着为广袤的西北地区筑起了一道坚实的防线，能够有效抵御外敌的侵扰，确保国家领土完整。
伊犁也有着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
不同于人们印象中新疆干旱炎热的苍茫大漠，这里四季分明，气候温和湿润。
得益于天山雪水的滋养和伊犁河的润泽，伊犁河谷拥有新疆最为丰富的水资源，这在干旱少雨的西北显得尤为珍贵。
河流蜿蜒曲折，滋养了两岸肥沃的土地，使之成为农业生产的沃土。
因此，素有“塞外江南”之称的伊犁，是新疆乃至西北地区农业生产的重镇，对西北的经济发展至关重要。
更重要的是，伊犁的收复，向世界证明了中华民族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坚强意志。
19世纪中后期，中国内忧外患，列强通过不平等条约不断侵蚀中国权益，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遭受严重威胁。
而左宗棠收复新疆的壮举，不仅是军事上的胜利，更是一次民族精神的觉醒。
尽管在谈判过程中，清政府不得不做出让步与妥协，承受巨额赔款的重负，但这仍然是晚清外交史上的一次重要成就。
左宗棠在收复新疆后，还重视当地的重建和发展，兴修水利，鼓励屯垦，推广教育。
这些措施，对于新疆的稳定与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为新疆的民族团结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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