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时期存在一种专门服务于官府不同部门的杂户，它主要由隶户、屯户、兵户、营户、牧户、乐户及佛图户诸户构成。北魏杂户不是某一特定人口，而是一种社会群体或社会阶层的专称，且相对于当时的编户齐民，他们处于社会的底层，身份和地位近似于奴隶。
前人对北魏杂户的研究很多，而对于杂户的来源和出现问题有着不同的分析和理解，但就杂户形成的根源来讲，可以认为与北魏当时的奴隶制度及其残余影响有着很大关系。北魏是拓跋族建立的一个少数民族政权，在其前期，经历了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这一社会性质漫长时期的转变，正因这一特定时期，致使社会阶层复杂，人身关系多变，而杂户也应运而生。
早期奴隶制与杂户的形成
北魏之所以出现如此庞大的杂户群体，可以说是由历史渊源、社会背景、拓跋政权发展等多种因素决定的。北魏可以认为是北朝杂户产生及形成的开始阶段，北魏作为一个少数民族的国家政权，期间经历了由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最后成为一个封建性质的国家政权。本文将从北魏早期形成的奴隶性质的国家政权加以探析北魏杂户所产生的历史根源。
北魏初期，进入到中原的鲜卑、羌、氐及卢水胡等少数民族，他们或正处于氏族社会末期，或正处于奴隶制社会的初期，建立北魏的鲜卑拓跋部也是如此。早期的拓跋部处于氏族公社阶段的末期，这一时期，拓跋部落征服了北方其他各原始部落，成皇帝拓跋毛成为他们的最高首领。
到了始祖神元皇帝力微统治时期，根据《魏书·序纪》载:“三十九年，迁于定襄之盛乐。夏四月，祭天，诸部君长皆来助祭，唯白部大人观望不至，于是征而戮之，远近肃然，莫不震慑。”拓跋部为了自身的利益，运用强大的武力慑服和役使其他部落，表明拓跋部走到了原始社会末期。昭帝死后，穆皇帝“遂总摄三部，以为一统”，拓跋部的实力更是强大。
拓跋部直到力微统治时期，还未制定法律、建立监狱。而在穆皇帝时，这些具有阶级性质的国家机器开始产生了，“八年，晋愍帝进帝为代王，置官属，食代、常山二郡。”“至是，明刑峻法，诸部民多以违命得罪。凡后期者皆举部戮之，或有室家相携而赴死所，人问‘何之’，答曰‘当往就诛’。其威严伏物，皆此类也。”
拓跋部这时设立官职，并且严刑峻法，表明拓跋部已经进入阶级社会，奴隶制国家慢慢成型。昭成帝什翼犍即位后，拓跋国家的阶级性更加明显，奴隶制国家形态更趋于完善，《魏书·序纪》载:“始置百官，分掌众职……移都于云中之盛乐宫。”
经过以上分析可知，拓跋部从力微以后，基本停留在落后的奴隶制社会之中。然而，一旦这种奴隶制国家形成并长期存在，伴随而来的就是拓跋部对内外的奴役与掠夺，因此，从力微以后，就慢慢地出现大量争夺财产与俘获人口的侵略战争。尤其到了昭成帝什翼犍时，这种情况表现得更为突出，所获杂畜和人口的事例屡见不鲜。
这些牲畜除了拓跋首领占有以外，往往还将其中一部分赏赐给臣下，成为他们的私人财富。这些人口或为拓跋统治者所有，或被赏赐给王公大臣，经营“田业盐铁”，“织绫锦贩卖，酤酒，养猪羊，牧牛马，种菜逐利。”国家这种私有人口和财产的出现及不断增多，说明了拓跋国家奴隶制的最终形成。
然而，在拓跋奴隶制国家政权建立的同时，随之而来的是更疯狂地掠夺和俘获人口的过程，而这些人口又最终逐渐成为拓跋政权手中掌握的各种奴隶与农奴。如道武帝天兴元年“徙山东六州民吏及徒何、高丽杂夷三十六万，百工伎巧十万余口，以充京师。”
次年，“破高车杂种三十余部，获七万余口”，于京师地区起鹿苑。太宗拓跋嗣时，“置新民于大宁川，给农器，计口授田。”泰常三年，“徙冀、定、幽三州徒何于京师。”到了太武帝时，移民更是达到了高潮，“太延五年冬十月，辛酉，车驾东还，徙凉州民三万余家于京师。”
太平真君七年，“永昌王仁至高车擒刘义隆将王章，……迁其民五千家于河北。高凉王那至济南，东平陵，迁其民六千家于河北。……徙长安城工巧二千家于京师。”八年，“高阳易县民不从官命，讨平之，徙其余烬于北地，……徙定州丁零三千家于京师。”
十年，“逐西车上党，诛潞叛民二千余家，徙西河离石民五千家于京师。”正平元年春，“以降民五万余家分置近畿。赐留台文武所获军资生口各有差。”这些移民被安置在京畿及其他地区后，大部分被迫为国王与私人从事奴役性的杂役劳动，如耕作农业、畜牧养殖、修筑城池、从事手工业等。
以上史料说明，自太祖拓跋珪开始，每当拓跋统治者对外征战胜利后，都会把俘获的大量人口输送到京畿、河北及其他地区。这些移民除了民族不同，阶层也不同，既有奴婢、农民、牧人、各种手工业者等下层劳动人口，也有部落首领、士望、王室等上层统治阶级者。
因此，北朝大部分杂户就是这些人慢慢转化而来，如拓跋天兴元年迁移的山东六州民、徒何、高丽杂夷、百工伎巧以及拓跋嗣安置在宁川的新民，皆因“计口授田”而成为杂户式屯田户;北魏京畿、漠南、河西三大牧场中安置的牧户也多来源于迁徙的高车、蠕蠕等少数民族部落人口;还有集中在京师，并且受官府严格控制的百工伎作户。
奴隶制的残余影响
由以上材料推定，自太祖拓跋珪统治开始，由于拓跋政权处于奴隶制成熟时期、封建化刚刚起步的阶段，这种奴隶制的国家性质就决定了北魏政府与拓跋部奴隶主贵族们需要大量带有奴隶性质的杂户，用于发展奴隶主经济以及扩大他们的政治权势。
由于越来越多的牲畜和人口被拓跋族所占有，同时给王公贵族的赏赐也随之增多，天赐元年还专门设立了管理奴隶的“典师”，据《魏书·官氏志》载:“天赐元年十二月，诏始赐王、公、侯、子国臣吏，大郡王二百人，次郡王、上郡公百人，次郡公五十人，侯二十五人，子十二人，皆立典师，职比家丞，总统群隶。”
到了太宗和世祖统治时期，虽然封建化日益开始，但奴隶制的残余还依然严重，当然，这跟北魏前期统治者一直努力想在中国北方建立奴隶制国家是分不开的，但最终结果是，大量的奴隶及近似奴隶式的奴役人口有增无减。
到了孝文帝统治时期及以后，由于封建化的深化和加速，拓跋旧贵族逐渐成为了封建贵族，而一些军功大臣及武士也慢慢地转变为封建贵族，这种带有根本性质的转变才使得他们对占有人口的剥削方式发生了本质变化，即由奴隶制下的剥削方式转变为封建化的土地制剥削方式。因此，大量的杂户也变成了束缚在土地上的编户农民，这也正是该时期“僮隶”被赏赐日益减少的原因。到了北魏后期，拓跋统治者开始下令放免这些人口。
参考文献
1、魏收．魏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2、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下册)［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