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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干部队的组成与启程
1945年春，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召开了重要的大会，时间定于4月23日至6月11日。这场大会的召开，是为了总结抗日战争的经验，规划未来的战略方向，特别是如何迎接即将到来的对日本的全面反攻以及为建国后的政治、经济布局做准备。
在大会召开前的几个月，总部已经开始紧锣密鼓的准备工作。1943年年初，总部发出通知，要求各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代表提前动身，前往延安参加大会。同时，总部计划在大会期间对这些干部进行一系列的系统学习和政治理论教育，以此来储备和培养未来的军政人才。
在这个背景下，时任新四军3师师长的黄克诚召集了一次专门会议。会议上，黄克诚详细说明了总部的计划和对干部的期望。他强调，这次大会不仅是一个学习的机会，更是一次为未来国家建设做准备的重要布局。随后，会议进入了具体的干部选拔和任务分配阶段。
在黄克诚的主持下，会议最终决定从3师中抽调51名表现优异的团以上干部组成专门的干部队伍，前往延安进行深造。这些干部被精心选中，都是在抗日战场上有突出表现的中坚力量，他们的年龄、经验和知识结构都符合未来高层领导干部的培养要求。
彭雄被任命为这支干部队的队长。彭雄原本是八路军的团级干部，后因战功显赫晋升为新四军的旅级干部，其军事才能和领导力得到了广泛认可。田守尧，另一位经验丰富的旅级干部，被任命为副队长。田守尧同样在抗日战场上建立了卓越的军事功绩，是黄克诚手下的得力干将。
此外，8旅政治部主任张赤民负责队伍的政治工作，任支部书记。张赤民在政治工作方面有着深厚的理论基础和丰富的实践经验，他的职责是确保整个干部队伍在思想上的统一和纪律上的严明。
随着人员的最终确定和任务的明确分配，干部队开始了紧张的准备工作。他们检查装备，整理行装，同时还进行了一系列的预备学习，包括对即将参加的大会内容的预习和对历史材料的复习，以确保他们能够充分利用这次回延安的学习机会。
二、艰难的启程与途中遭遇
1943年2月，新四军的51名精选干部整装待发，踏上了前往延安的艰难征程。这支由彭雄带领的干部队伍，在冬日的清晨默默集结，准备悄然离开苏北盐阜区。此时，该地区的局势异常紧张，日军为了加强对华北地区的控制，不断加大了对当地的“扫荡”行动。
干部队的行动计划原本应是机密，所有通讯都需严格保密以避免泄露。然而，由于一次通信失误，一份关键的电报——详细说明干部队行动路线的电报——竟以未加密的形式发送出去。这个失误很快被日军截获，从而使得原本应秘密进行的行动暴露无遗。
当干部队抵达阜宁县板湖地区，准备趁夜色覆盖时渡过旧黄河，他们发现情况远比预想中的要糟糕。日伪军已经在河边布下重兵，显然是接到了关于共产党干部队伍移动的详细情报。夜色中，日伪军的搜索灯不断扫过河面，河岸两侧的林木中偶尔传来日军巡逻队的指令声和犬吠。
彭雄和田守尧迅速意识到，按原计划渡河已无可能，必须立即调整行动策略。他们指挥部队后撤，寻找新的渡河点。原本计划是一旦日伪军的“扫荡”行动风头稍过，干部队就会寻找合适的时机，重新集结力量，继续他们前往延安的路程。然而，日伪军对这次“扫荡”行动的重视程度远超干部队的预期。
干部队的电报内容被截获后，日伪军对该区域的封锁更是严密无比。他们不仅加强了对主要陆路的控制，还在各个战略要点布置了大量兵力，昼夜不停地进行巡逻和检查。由于电报中详细透露了干部队的可能行动路线，这使得原本计划的每一条路径都成为了高风险区域，几乎无法通过。
在这样的情况下，干部队尝试了多种方法和路线，企图突破封锁线。他们试图在夜深人静时刻趁虚而入，或是通过更少为人知的小径行进。然而，每次尝试几乎都以失败告终，要么是被日伪军的巡逻队发现，要么是在封锁线附近的小规模冲突中被迫撤退。
这种僵局持续了近一个月的时间。干部队虽然在物资和人员上做了充分准备，但长时间的躲避和转移也极大地消耗了他们的体力和资源。每次与敌人的遭遇都是对干部队士气和耐力的严峻考验。
在这种形势下，黄克诚了解到陆路的行进已变得几乎不可能，便果断作出了新的决策。他指示彭雄和田守尧带领干部队改变策略，决定走海路。他们的目标是从连云港附近的海面突围，这是一个大胆且充满风险的计划，但在当时看来，这似乎是唯一的出路。
于是，干部队迅速转移阵地，向连云港方向秘密移动。他们尽量避开主要道路，采用更为曲折的山路和小径，同时利用夜色掩护，减少在敌人视线中出现的时间。这一过程中，干部队成员必须保持高度的警觉，以应对可能出现的任何紧急情况。
到达连云港附近后，彭雄和田守尧开始寻找适合出海的地点。他们联系了当地的渔民，了解海域情况，并秘密筹备了足够的船只和航海设备。在选择了一个较为隐蔽的海滩作为出发点后，干部队开始了紧张的准备工作，检查每一艘船只的适航性，分配好每位成员的位置和任务。
整个干部队在一片寂静的夜幕下，开始了他们的海上突围行动。船只悄无声息地划过水面，星光和微弱的月光是他们唯一的光源。他们知道，一旦被敌舰发现，将面临更加危险的战斗。因此，每一个操作都尽量保持缓慢而稳重，尽可能减少引起注意的风险。
三、海上遭遇与彭雄的牺牲
3月17日清晨，随着天色渐亮，干部队的船队在小沙东海面上小心翼翼地前行。然而，平静的海面突然被一艘日军巡逻艇的出现打破。日军巡逻艇以高速划过水面，迅速靠近干部队的船只。不久，侦察到干部队的存在后，日军巡逻艇立即通过无线电呼叫增援，很快就有更多的日军船只出现在海域中。
随着敌舰的包围，干部队陷入了激烈的海上遭遇战。日军船只从多个方向对干部队的船只进行机枪扫射和炮击。彭雄作为队伍的领导者，在指挥抵抗的过程中，不幸被日军的一颗子弹击中，造成重伤。血流不止的他，坚持指挥队伍应对日军的进攻，直到力竭倒下，后来因抢救无效死亡。
此时，日军的四艘汽艇并没有放弃追击，而是继续在远处用机枪对岸上的干部队进行疯狂扫射。子弹如雨点般落下，沙石被子弹激起，溅起一地的尘土和碎屑。干部队员们在极端危险的环境下依然坚持前行，他们或扶着受伤的同志，或低姿态匍匐前进，尽量避免身体暴露在敌人的火力下。
在前行的过程中，干部队中不断有同志因为枪林弹雨而倒下。每当有队员倒下，周围的同志们会尽力将其迅速拖至相对遮蔽的位置，进行简单的急救或是快速掩埋，以防遗体被敌人发现。这种情况下的每一步都充满了危险，但干部队员们仍然表现出惊人的冷静和勇气，坚持向前推进。
四、田守尧夫妇的悲剧
在那场与日军的残酷海战之后，干部队的撤退充满了艰难与危险。田守尧与其爱人陈洛莲在尝试上岸时遭遇了不测。陈洛莲在海上战斗中不幸重伤，田守尧在混乱中紧紧扶持着她，两人一同努力向岸边挣扎。
在撤退的混乱中，他们与其他队员一起，尽力避开日军的持续火力压制。海岸线附近的环境极其恶劣，大浪不断拍打着岸边，使得本就艰难的撤退行动更加困难。田守尧努力稳住陈洛莲，小心翼翼地通过砾石和滑腻的海草地带，希望能找到一个安全的地方上岸。
然而，命运对他们并不仁慈。正当他们尝试稳定身形，准备继续前行时，一道巨浪突然涌来，将两人猛烈地卷向海中。其他队员由于距离较远且自身处境艰难，无法即时援助。巨浪退去后，田守尧和陈洛莲再也没有出现在浅水区。随着时间的推移，搜救的可能性渐渐变得微乎其微，队伍中的人只能痛心地接受这一悲剧的发生。
田守尧和陈洛莲的遇难，给干部队带来了沉重的打击。田守尧作为副队长，一直是队伍的精神支柱和战术指挥者，而陈洛莲也在队伍中扮演了关键的辅助角色。他们的突然失去，不仅是个人的巨大悲痛，也是对整个队伍士气和战斗力的严重损失。
尽管经历了如此严酷的考验，剩余的干部队员们仍然没有放弃。他们整理队伍，继续在严峻的条件下前行，以彭雄和田守尧的牺牲为动力，坚持完成使命。这一路上，每个人都承受着巨大的身体和情感的压力，但共同的目标和信念让他们能够持续前行。
经过数周的艰难跋涉和多次规避日军的追击，幸存的干部队最终成功抵达了延安。在那里，他们接受了进一步的教育和培训，系统地学习了党的政策和未来的战略方向。这段经历，虽然充满苦难和牺牲，却也深刻地锻炼了每位干部的意志和能力。
参考资料：
来自 上海市新四军暨华中抗日根据地历史研究会编. 华中抗日斗争回忆 第7辑[M]. 198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