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再道跟彭德怀的私交，不能说少，应该讲几乎没有。陈再道是个认死理的将军，可是在某些方面上，却是全然不在乎的。
例如名字，陈再道本不姓陈，而是程，因参加农民义勇军时，被登记人员错将程写陈，他索性将错就错，就叫陈再道，建国后功成名就也没改回来。
土地革命战争前期，陈再道在湖北，参加黄麻起义（在此之前他还在大别山南麓，参加过秋收起义）；而彭总，则是在湖南，参加的平江起义。土地革命战争的大部分时间，他们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军队，共同为革命效力。
长征结束前，彭总在中央红军，也就是红一方面军，担任红三军团军团长；而陈再道，则在红四方面军，是徐帅的心腹爱将。当时，陈再道可能听过彭总的名字，但彭总很可能没听过陈再道的名字。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红军改编，彭总就职八路军副总指挥，陈再道担任八路军129师386旅副旅长，后到冀南军区担任司令。彼时两人虽有上下级关系，但交往还是没多少。
彭总指挥的百团大战，陈再道十分捧场，高度参加，率领了10个团进行。不过，在这场大战里，两人的交流还是很少，没流传出什么故事。
解放战争时期，彭总率领一野向西北打去，而陈再道是晋冀鲁豫大军的纵队司令，在东逐鹿中原，向南挺进大别山。他们天各一方，各自解放一个地区，交集完全没有了。
建国初期非常重要一场战争，抗美援朝，彭总率领志愿军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抗击美帝，援助朝鲜；而陈再道当时是河南军区司令，压根没往朝鲜跑。所以他们没有交集。
在之后的国内工作中，两人的交流还是没有，撑死就是几张公文往来。总结起来就一句话：彭总没有直接领导过陈再道，两人交往不多，没有老首长、老部下的情谊。但在彭总的问题上，陈再道在那时，为什么“冒天下之大不韪”地维护他呢？原因不复杂，就是他们两个性情相近，为人处世方面有很多共同点。
较为突出的有三个：一是作战风格，陈再道被多人称赞是“再道之勇”，彭总的指挥风格也是勇猛不怕死类型。他们都曾打得敌人闻风丧胆，不敢随便造次。
二是他们都是眼睛里揉不下沙子的人，从不说假话、谎话骗人害人，一是一、二是二。面对意见相左、观点不和的情况，他们都是当面提出，从不背后搞什么小动作。
三是他们对革命的忠诚和热忱，超越常人，更是能做到身居高位，也不惜付出生命去实现。
彭总在庐山会议上的发言，陈再道在一次中央会议上也讲过类似。陈再道说：“我是农民出身种过地的，地里的庄稼怎么长、长多少，我还是知道的。什么‘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简直就是胡说八道，真是吹死牛不偿命。如果我们上上下下都信了这种话，国家就要遭大难了。”
陈再道的发言，被当作典型，收入会议简报，全部中高层干部都看到了。
后来到1959年的庐山会议，许多人的命运因此改变。下庐山后，事情还没完，不知有人从哪听到“陈再道跟彭德怀在工作中有过矛盾，还发生过争执”，就想知道详情，借此邀功。
那人找上门去，告诉陈再道，自己想要关于彭总的一些材料，得是符合庐山会议“主流”的。对此，陈再道直接说了一连串自己所知道的，彭总干过的好事。那人顿时愣住，也没做记录。
陈再道见状，哪能不明白这人要的是什么。他气得浑身发抖，随手拿起个笔记本，就往桌子上摔，然后从凳子上蹦得一下站起来，大声斥责道：“你把我看成什么人了？我可以跟彭总对骂，但我绝不会落井下石，更不会给你提供批人的炮弹。我说了这么多，彭总是个大好人，做了很多好事，你敢往本子上记吗？”
那人自然是不敢的，记了不就留下“罪证”，容易“引火上身”吗？
陈再道虽然跟彭总不熟，但决不相信他是外界铺天盖地宣传批判的那样的人。彭总的人品，他信的过；彭总的坏话，他说不出。
那人见得不到有用材料，又挨了陈再道的一顿臭骂，就灰溜溜地离开了。
1967年7月，陈再道遭遇不幸，他一再坚持，涉及到自己的事，都跟自己单独算帐，不要扯上别人。这般的光明磊落，被吴法宪视为挑衅，陈再道因此挨了他一巴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