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来源
《阿拉伯世界研究》2024年第3期
内容提要
将伊朗与也门胡塞武装关系视为“代理人”关系的观点过于强调伊朗对胡塞武装的影响力；将两者视为战略联盟关系的观点则过于强调双方关系的约束性，低估了两者之间关系的灵活性；而将两者关系视为伊朗宣传作秀的观点，又忽视了两者所存在的战略合作现实。本文认为，伊朗与胡塞武装是基于共同的反美、反以和反对地区亲美政权意识形态，且具有阶段性共同战略利益的准联盟。灵活性的战略合作是伊朗与胡塞武装双方关系的基本特点，具体而言：一是纵观双方关系的历史，战略合作集中体现在两个时间段，其他时段双方战略合作并不突出；二是双方合作以共同的战略利益为动力，包括钳制沙特以及反美和反以等；三是双方的合作内容多为伊朗对胡塞武装提供军事和政治支持，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未来，双方仍将基于共同的战略利益开展合作，但签订正式且高约束性的合作条约的可能性较小。综合来看，伊朗与胡塞武装的联系与合作会因形势和战略利益的变化而表现出灵活性：在面对共同的地缘政治威胁和有利的战略时机之时，双方会加强合作的紧密性；而在利益分歧较大、需要改善周边安全环境等情况下，双方的联系则会淡化。
关键词
胡塞武装；准联盟；伊朗地区战略；伊朗—沙特关系
作者简介
金良祥，博士，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副研究员；
曹燕媚，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2023级硕士
正文
也门胡塞武装前身为“青年信仰者组织”，正式成立于1992年，长期致力于反对政府对栽德派民众的歧视性和边缘化政策，试图改变国内栽德派民众的社会、经济、政治状况，最终于2004年开始与也门政府进行武装对抗。“阿拉伯之春”爆发后，胡塞武装利用国内政治变化的有利条件，积极扩张势力，在2014～2015年间先后占领了首都萨那等重要城市，迫使也门亲沙特的哈迪政府流亡沙特，引发沙特于2015年3月发动军事行动加以干预。在此背景下，胡塞武装与伊朗的关系迅速发展。近年来，伊朗积极为胡塞武装提供政治和军事支持，两者的关系进而成为影响也门战局、牵动中东地区政治安全形势和地区战略格局的重要因素，引起学界的高度关注。
也门胡塞武装的崛起是21世纪以来中东地区地缘政治发展的重要现象之一，伊朗与胡塞武装关系的演变成为中东国家、乃至整个国际社会的重要关注点。伊朗时而强调其对胡塞武装的影响，时而又拒绝承认其对胡塞武装的支持。伊朗的“模糊”立场为学界探讨两者之间的关系增添了复杂性。特别是进入2023年以来，地区地缘政治形势以及国家间关系的新发展，使得两者关系出现新动向。2023年3月，伊朗与沙特两国在中国的斡旋下实现和解，其重要前提就是胡塞武装停止对沙特的“骚扰”，对此伊朗无疑发挥了重要作用。同年10月7日，哈马斯对以色列突袭导致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后，胡塞武装为声援巴勒斯坦民众维护自身权利的斗争，在红海水域对以色列和亲以国家的商船进行了袭扰，或多或少体现了伊朗在背后的影响。
关于伊朗与胡塞武装关系的探讨，是研判中东局势走向的重要方面。如何对伊朗与胡塞武装关系进行学理上的界定，并对双方关系的前景作出研判，是学术界面临的重要课题。本文认为，伊朗与胡塞武装的关系既非“代理”关系，也非战略同盟，而是准联盟。伊朗与胡塞武装的关系并非基于稳定条约和机制性约束，而是基于共同的战略利益，双方战略合作具有灵活性等准联盟的特点。未来双方关系的演变仍取决于各自以及共同的战略利益的变化。
一、伊朗与胡塞武装关系的准联盟视角
目前学界围绕伊朗与胡塞武装关系的定性讨论主要有四种视角，分别为代理人论、战略同盟论、宣传工具论以及伊朗自己所声称的“抵抗轴心论”。本文认为，上述四种视角或多或少都反映了提出者对待伊朗问题的政策意图，而未能反映双方关系的客观本质。就双方合作的具体体现以及灵活性而言，双方关系更具有准联盟的特征。
第一种为代理人视角，它认为胡塞武装是伊朗在也门战场上的代理人，服从伊朗构造势力范围以同沙特展开地区战略竞争的一支力量。第二种观点认为，胡塞武装并不是服从于伊朗战略意志的代理人，两者的关系是基于共同利益形成的联盟（alliance）。第三种观点则持“工具论”，认为伊朗将胡塞武装作为一个宣传“作秀”的工具，通过提供口头支持以激起沙特在也门对伊朗的战略焦虑，从而转移沙特对叙利亚的视线。然而，上述三种视角都不能充分解释两者的关系。
代理人视角低估了胡塞武装的独立性和自主性。这一视角主要根据伊朗和胡塞武装力量的不对称性、伊朗对胡塞武装有直接的援助关系以及双方将沙特和美以视为共同敌人等三项指标，将双方关系的性质界定为代理人关系。然而，从研判代理关系的主要标准——独立自主性的角度来看，胡塞武装尽管在后期对伊朗形成了一定的依赖，却仍具有较高的决策自主性和独立的议程设置能力。事实上，胡塞武装早在没有伊朗鼓励和支持的情况下就参与了也门内战和全国对话会议（National Dialogue Conference）。同时，也有学者通过话语追踪（discourse tracing）发现胡塞武装被定义为伊朗的“代理人”实质上是一种特定的安全化叙事。2014～2015年间，沙特宣传并夸大伊朗与胡塞武装的联系，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向国内民众和西方政治精英兜售伊朗在也门的威胁，为其领导的“决断风暴”军事行动提供合法性。这一叙事由于迎合美国的反伊需要而被美国以及国际社会接受，进而导致后续学术研究产生了先入为主的判断。
第二种为联盟视角，即战略同盟论，它高估了伊朗与胡塞武装两者关系的稳定性。“联盟”一词的定义虽多样，却通常有以下共同特点：一是针对潜在或实在的第三方；二是以正式的军事盟约为保障，安全合作水平高，联盟持续稳定；三是约束力相对较高，缔结盟约方承担相应义务，违约成本高。然而事实表明，伊朗与胡塞武装间并无盟约，且双方的安全合作水平有限。此外，在2023年3月在中国的斡旋下与沙特实现和解后，伊朗同意停止向胡塞武装提供武器，显示出双方军事合作的不稳定性和低约束性。
第三种为“工具性”视角，即宣传工具论，它低估了伊朗与胡塞武装双方关系的真实性和战略性。从纵向的时间发展角度看，该视角的确反映出了伊朗与胡塞武装关系的早期发展动因。然而，自2015年沙特发动代号为“决断风暴”的军事行动以来，伊朗和胡塞武装在内外压力下都提升了对彼此的需要，双方的关系有所深化。“工具论”已无法有效解释新的现实。
第四种“抵抗轴心论”视角是伊朗从自身构建地区“抵抗轴心”的维度界定其与胡塞武装的关系。所谓“抵抗轴心”，是指中东地区以伊朗为中心，涵盖叙利亚和伊拉克等国家行为体，以及黎巴嫩真主党、巴勒斯坦哈马斯、伊拉克人民动员部队以及也门胡塞武装等次国家行为体的具有组织性和体系性的力量格局，其战略目标是反对美国、反对以色列以及反对域内亲美政府。然而，该观点仅阐述了伊朗与胡塞武装建立关系的目的，而没有对双方关系和互动状态进行有效界定，故而也无法对伊朗与胡塞武装的关系实质这一问题做出解答。
从对既有解释的分析可以看出，用代理人、战略联盟和纯粹工具论形容伊朗和胡塞武装的关系都是似是而非的，伊朗所持的“抵抗轴心”论也不够全面。本文基于对上述观点的反思和对现实的观察，结合现有关于国际互动的理论研究，倾向于将伊朗和胡塞武装的关系解读为一种准联盟（quasi-alliance）关系。
准联盟理论的提出源于传统国家安全合作理论的局限性，即传统理论在界定国家间安全合作状态时存在“非联盟即中立”的二分倾向，无法有效解释非盟国间存在的紧密安全合作联系（如进行军事协作、提供军事援助和军事情报等）的现实。为此，学界提出“准联盟”概念以界定国际行为体间介于“联盟”与“中立”之间的安全合作状态。准联盟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际实体（包括具有独立政治意识和行为的非国家行为体）在次级安全合作协定之上形成的针对外部敌人的安全合作关系。上述定义的内涵涉及三个方面：
第一，合作针对潜在或实在的外部敌人，聚焦军事和安全领域。准联盟的合作内容仅限于高级政治，其中包括军售、军事援助、情报合作、军事联合演习等活动。尽管准联盟成员国间通常也会展开经济、政治和文化等合作，但安全合作仍然是建立准联盟关系的出发点和归宿，这使得准联盟明显区分于联合（coalition）这一国际合作形态。
第二，合作主体具有开放性，不局限于国家。传统的联盟战略都在国家间展开，而准联盟战略的实施主体既可以是国家（如埃及和以色列），也可以是部分具有独立政治意识和行为的非国家行为体。
第三，合作不以正式制度为载体，具有“联而不盟”的特点。“联而不盟”体现在多个国际实体不需要在正式盟约，而可以在友好合作条约、联合宣言、联合声明、谅解备忘录、国内法、联合公报、军售协定、领导人口头承诺等基础上开展安全合作，这意味着准联盟对其成员的约束性有限，合作的制度化水平较低。
除了从定义进行考察以外，准联盟的实际运作过程还体现出另外两个显著特点：
一是具有灵活动态性和策略性的特点。与基于持续的威胁预期而形成的稳定、约束性较强的联盟相比，准联盟的优势在于行为体可以根据自身利益、国际环境的变化灵活地对准联盟做出动态调整。当行为体与其地区伙伴具有共同的安全威胁时可以通过次级协定快速建立合作关系；当预期威胁消失时，可以解除准联盟关系，而无需承担过多源自国内（行政机关、立法机关的批评）和国际（国际声誉、信任）的成本。
二是成员主体地位相对平等，自主性较强。联盟是长期战略导向的，弱国在运行过程中出于“被抛弃”的担忧，可以牺牲较小的利益，甚至是让渡部分主权以获取更大的联盟收益，这使得弱国在联盟中的自主性有限。而尽管准联盟的各合作形态中也存在非对称性，但与联盟相比，准联盟更多是一种应对近中期威胁的策略之举，任务导向性强。因此，解决当前威胁以维护自身安全成为准联盟成员共同的首要议程，实力强大的准盟国愿意通过尊重实力弱小的准盟友的利益和自主性以减少讨价还价成本，提高合作效率。这使得准联盟成员即使存在明显的实力差距，地位上仍呈现相对平等，且具有较强的独立性。
总体而言，准联盟的灵活性是其区别于传统联盟的关键要素；准联盟中成员的自主性和地位的相对平等则是其与代理关系的重要区别之一；而与广泛的联合（coalition）形式相比，准联盟集中在军事合作的高政治议题。
在对准联盟理论进行简单梳理后，本文认为，只有全面了解伊朗和胡塞武装产生联系的历史渊源和当前合作的纵深，才能对双方的准联盟关系进行佐证。因此，作者将简单梳理伊朗和胡塞武装关系发展的历史经纬，并着重结合21世纪以来中东地区政治安全形势发展的脉络，分析伊朗与胡塞武装关系的动因和内涵。
二、伊朗与胡塞武装关系的历史经纬
尽管伊朗与胡塞武装的关系的确有过比较紧密合作的时期，但纵观双方关系的历史脉络，合作只是2015年以来地区政治和安全形势发展的结果，是上述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并不具有稳定性。双方合作所体现出来的阶段性表明双方之间的关系具有准联盟的特征。总体而言，双方关系的发展经历了四个阶段。
（一）初期阶段以胡塞武装借鉴伊斯兰革命意识形态为主要特征
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是全球伊斯兰复兴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极大鼓舞了各伊斯兰国家的伊斯兰势力，其中就包括也门的栽德派宗教势力。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栽德派教士巴德尔丁·胡塞和其长子侯赛因·胡塞多次往返于也门和伊朗之间，并长期逗留伊朗，学习伊朗的革命经验。不仅如此，侯赛因·胡塞在这一时期还到过伊拉克和黎巴嫩等深受伊朗伊斯兰革命思想影响的什叶派国家和地区。为巩固和发展这一思想基础，侯赛因·胡塞于1992年开始领导青年信仰者组织的发展,意识形态上紧跟霍梅尼，并试图在也门实践伊朗的“革命制度”，其在1993年担任议员后主张在也门建立伊斯兰神权统治即是明证。除此之外，他每年还会挑选40名组织成员送往伊朗库姆学习。
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东地区的秩序变迁是侯赛因·胡塞在意识形态上继续向伊朗靠近、双方进一步接触的重要原因。1991年，美国利用伊拉克萨达姆入侵科威特的时机，组建多国部队帮助科威特驱离了萨达姆的军队，既维持了冷战结束后的地区秩序，又实现了在多个海湾国家建设军事基地的目标，确立了美国在中东地区的主导地位。2001年和2003年，美国先后发动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巩固了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单极秩序。同时，由于美国长期奉行过度偏袒以色列的政策，中东和平进程难以继续向前推进，巴勒斯坦的民族权利无法得到保障，美国以本国利益凌驾他国主权的做法引发地区的反美情绪。在此背景下，侯赛因·胡塞顺势高举反美、反以旗帜，将反美任务与伊斯兰复兴运动相联系以进行社会动员和扩大组织基础。侯赛因·胡塞曾在穆斯林聚礼活动结束时高呼“美国去死，以色列去死以及伊斯兰胜利”的口号，显示出其在意识形态上的立场和态度。
正是因为上述激进的政治伊斯兰和反美反以色彩，青年信仰者组织引起了亲美亲沙特的也门萨利赫政府的警惕。2004年9月，侯赛因·胡塞与萨利赫发生矛盾，并遭到后者暗杀。青年信仰者组织遂转变为具有叛乱性质的武装组织，并更名为“胡塞武装”以纪念侯赛因·胡塞，自此逐步发展壮大为具有不容忽视军事实力的强大政治势力。
尽管20世纪70年代末期和90年代伊朗与胡塞双方的互动已经开始，但除伊朗方面主动输出革命以及也门栽德派宗教和政治精英主动学习之外，双方之间鲜有其他方面更深层的联系。此时胡塞武装的影响仍局限于也门北部，并打着自卫旗号，并未引起伊朗的重视，双方之间几乎不存在联系。美国学者也表示“没有找到任何证据支持胡塞叛乱分子与伊朗之间存在联系”。
（二）试探阶段以伊朗提供少量军事支持为主要特征
2011年“阿拉伯之春”爆发后，也门国内政局的发展为胡塞武装崛起为具有全国性影响的政治势力提供了重要机遇。胡塞武装积极参与也门的街头抗议并与其他反对派团体保持协调，冲击了萨利赫政权。2011年11月23日，萨利赫迫于沙特、美国以及国内压力，作出了交出总统权力的决定，并于2012年2月27日正式卸任。根据相关权力过渡协议，在副总统哈迪继任总统权力两年之后，也门将举行选举。胡塞武装利用中央政府日益衰落的机会以巩固自己的权力，其逐渐扩大的影响力吸引了伊朗的注意。
这一时期双方的联系表现为伊朗开始陆续为胡塞武装提供数量有限的军事支持。2013年1月，美国海军和也门海岸警卫队在联合行动中拦截了一艘伊朗船只，联合国专家小组的一份报告显示，船上的武器由伊朗制造，目的地为胡塞武装控制的地区。相关报告证实了双方之间存在联系，但此时伊朗对胡塞武装的支持极为有限，多是零散和偶发的。事实上，当时伊朗的地区战略重心并不在也门，其在也门的利益非常有限。伊朗对胡塞武装的支持更多是其地区策略中“以小博大”“多面下注”的投机行为，通过提供少量支持以期与胡塞打开沟通渠道和建立信任，为未来升级关系和扩大影响力创造机会。
（三）战略关系形成阶段以双方合作与沙特斗争为主要特征
哈迪政府虽于2014年举行了全国和解对话会议，但并未就权力分配问题达成平衡的解决方案，引发胡塞武装等势力的强烈不满，开启了以武力夺取政权的斗争进程。2015年初，胡塞武装先后攻克也门政府军把持的多个城市，包括首都萨那，逼迫哈迪领导的也门亲沙特过渡政府逃亡邻近沙特的城市荷台达，并最终流亡沙特。胡塞武装的凌厉攻势引起了沙特的不安，并导致后者组建多国联军试图击退胡塞武装并帮助哈迪政府夺回首都萨那。
也门局势的快速演变，给胡塞武装提出了新的挑战。2015年3月沙特发动“决断风暴”军事行动后，胡塞武装面临的外部压力剧增，急需获得外部支持以相抗衡，而伊朗则成为了其合乎逻辑的求助对象。伊朗无论是从政治意识形态，还是对沙特、以色列以及对美斗争的需要，都有理由支持胡塞武装。而胡塞武装经过对伊朗伊斯兰革命思想的吸收和本土化之后逐渐成长为具有战斗力的政治势力，其不断上升的战略价值成为伊朗提供支持的重要因素。
在上述背景下，伊朗和胡塞武装加紧合作，以伊朗逐步加强对胡塞武装的支持为主要表现。一方面，伊朗多次在国际社会公开场合表达对胡塞武装的政治支持。另一方面，从美国、联合国等多方披露的资料来看，伊朗自2015年以来明显提高了对胡塞的军事援助，包括派遣顾问以及提供武器援助等。胡塞武装则通过骚扰和削弱沙特策应伊朗，双方的合作达到新的水平，并持续到2022年前后。
（四）调整阶段以双方之间的灵活适应为主要特征
鲁哈尼执政后期，伊朗开始面临空前的经济困难。2015年7月伊朗与美国等有关各方达成的伊核协议因美国的消极立场没有得到执行，制裁并没有取消。特朗普2017年担任美国总统后，更是对伊朗实施极限施压。进入2020年以后，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更使伊朗经济雪上加霜。
为克服经济困难，伊朗不得不探寻与周边国家缓和关系的道路。为此，伊朗于2021年开始与沙特在伊拉克和阿曼等地就缓和关系举行了多轮谈判，并最终于2023年3月10日在中国的斡旋下达成“北京声明”，恢复了中断7年的外交关系。协议的核心内容可以概括为：尊重国家主权、不干涉他国内政，让宗教与国家之间的政治冲突保持距离。伊朗与胡塞武装的关系毫无疑问是伊朗与沙特关系的重要影响因素，而伊沙和解进程则必然以伊朗与胡塞武装关系的调整为重要前提。事实上，自2022年以来，在伊沙和解的推动下，胡塞武装已经停止对沙特的战略袭扰。
然而，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突袭以色列境内目标，引发新一轮巴以冲突并持续外溢。胡塞武装利用地理之便对以色列、美国以及英国途经红海的商船多次发动针对性袭击，施压以色列在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实现人道主义停火。伊朗官方强调胡塞武装袭船行动的动力来源于其自身而非伊朗的鼓动，但美国媒体认为，伊朗为胡塞武装提供了支持。尽管美国等西方国家媒体关于伊朗的报道不能全信，但其关于伊朗与胡塞武装以某种形式合作的观点并非空穴来风。如果没有伊朗的支持，很难想象与外界几乎隔绝的胡塞武装能够形成持续对美、以色列以及英国商船通行造成干扰的能力。可以判断，在经历伊沙和解的影响后，新一轮巴以冲突为伊朗与胡塞武装开展关系提供了新的动力。
总而言之，从伊朗与胡塞武装关系的历史经纬来看，2015年以前即使双方先后在意识形态、军事领域形成联系，双方联系仍具有偶然性和投机性。双方此时并不具有共同利益基础，因此在联系之外未形成实质性合作。2015年沙特武装干预也门局势成为双方关系发展的关键节点，地区局势变化导致双方利益趋同，双方开启了战略合作的新篇章。随后，以2023年3月伊沙和解为重要标志，伊朗承诺停止对胡塞武装的支持，双方战略合作暂时告一段落。而2023年10月爆发的新一轮巴以冲突，又为双方战略合作提供了新动力。上述伊朗与胡塞武装关系的发展历程表明两者的战略合作是特定时段内的地区政治现象，胡塞武装既非伊朗不可失去的代理人，也非伊朗不可放弃的战略盟友。
三、伊朗与胡塞武装互动方式的变化及其成因
必须承认，相似的政治意识形态是伊朗与胡塞武装走近的重要原因。反美、反以和反对霸权是伊朗伊斯兰革命的重要动因，是伊朗伊斯兰政权的内在基因，更是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政治合法性的重要基础，是其服务于国内巩固政权需要的对外政策议程。伊朗伊斯兰政权成立以后，伊朗曾组建伞状机制负责指导并协调各个地区输出革命的斗争。进入21世纪以后，尽管伊朗事实上放弃了输出革命，但并没有放弃反美反以和某种程度上反对亲美海湾国家政权的斗争，并通过支持叙利亚和伊拉克等国家以及黎巴嫩真主党和巴勒斯坦哈马斯等次国家行为体，予以展开。伊朗将上述力量统称为“抵抗轴心”或“抵抗阵线”。
胡塞武装及其实际领导者胡塞家族深受伊朗伊斯兰革命的鼓舞，且接受了伊斯兰革命的思想，也将反美反以和反对本国亲美政权奉为圭臬。2003年伊拉克战争，特别是2011年“阿拉伯之春”之后，也门国内以及地区斗争形势的变化进一步坚定了胡塞武装的上述意识形态倾向。不仅在政治意识形态上，而且在基于政治意识形态的权力结构方面，胡塞武装也竭力模仿伊朗的教法学家统治，构建驾驭世俗权力的宗教权力结构。自2015年夺取首都之后，胡塞武装并没有废除也门原来的权力架构，而是在其之上构建了由胡塞武装人员组成的另一层权力结构。其中阿卜杜勒·马利克·胡塞为“革命领导”（Leader of Revolution）,掌握最高权力，在所有重大问题上具有决定权；最高政治委员会（Supreme Political Council）类似于伊朗宪法监护委员会，其中五名成员来自于胡塞武装，占据该机构的一半席位，其他则为前萨利赫派系成员；胡塞武装的军事组织则类似于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卫队。 正如美西方国家更愿意选择与其政治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类似的国家为盟友一样，伊朗也对吸收和模仿其政治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的行为体具有亲近感，并成为其提供支持的重要原因。胡塞武装也公开表明正是对美国的共同仇恨使其得到了伊朗的支持。
然而，在上述意识形态因素以外，共同的战略利益才是双方战略合作产生和发展的更深层次原因，达成合作是双方基于“敌人的敌人是朋友”这一逻辑的现实选择。如前文所述，从纵向的历史发展上看，伊朗与胡塞武装基于共同战略利益的合作集中于两个时间段：2015年至2023年3月10日，以及2023年10月7日至今。在2023年伊沙达成和解至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期间，伊朗和胡塞武装皆对自身的战略利益认知和行为进行了重大调整，凸显双方关系的灵活动态性、策略性和战略自主性等准联盟性质。
（一）钳制沙特是2015年至2023年3月10日间伊朗和胡塞武装阶段性战略合作的基础。
2015年以前，伊朗媒体和官方很少提及也门问题，也很少提及其与胡塞武装的关系问题。而2015年以后，伊朗常常对也门形势发表公开评论，并承认其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支持，胡塞武装也不否认其与伊朗在战争中的特殊联系。可以说，2015年以后伊朗和沙特在中东地区的地缘战略争夺，构成了此阶段伊朗与胡塞武装战略合作的总体背景。双方应对沙特的战略需要这一权宜性的共同战略利益，促使双方战略关系出现了发展势头。
伊朗和胡塞武装在直接和间接反对和削弱沙特上存在趋同利益，为双方通过合作实现各自的利益诉求提供了重要动力。伊朗将胡塞武装视为与沙特进行地缘战略竞争的地区助力，胡塞武装则将伊朗视为帮助自身压制沙特对也门的影响、改善国内地位、获取并巩固权力乃至获得国际影响力的可靠支持者。伊朗和沙特都将自己视为中东乃至广阔的穆斯林世界的天然领袖，为此相互为敌且龃龉不断。伊拉克战争以来，伊朗顺势而为更加主动地谋划建构起“什叶派新月形地带”以拓展其战略纵深和地区影响力。2011年以后，以在“阿拉伯之春”中抵御伊朗支持的沙特和其他海湾国家内部什叶派力量为重要标志，沙特在地区战略中表现出更多的主动性。同时，沙特在叙利亚问题上对阿萨德政权频频展现强硬姿态，试图遏制并破坏伊朗建立的“什叶派新月地带”等地缘政治竞争行为引起了伊朗的高度警觉。
在此背景下，伊朗将位于沙特西南侧的胡塞武装的崛起视为可以借助的力量。一方面，伊朗意识到也门局势对于沙特而言具有至关重要的地缘意义，因此试图通过提高对胡塞武装的口头支持和有限的军事支持以进一步激起沙特的不安全感，迫使其加大在也门的投入而减轻对阿萨德政权施加的压力。另一方面，鉴于也门靠近沙特的地理位置和胡塞武装在长期抗争中所展现出来的战斗力和竞争力，伊朗也将胡塞武装视为其就近直接干扰和削弱沙特的重要力量。
胡塞武装方面则将沙特视为哈迪政府的主要支持者，且将沙特所奉行的萨拉菲教义视为造成国内栽德派民众地位下降的原因之一，在战略上对沙特的不满不断上升。特别是2015年以后，沙特直接组建联军对胡塞武装进行军事打击，试图扶持哈迪政府主导也门国内政治，使其成为胡塞武装的主要政治对手和威胁。面对沙特咄咄逼人的攻势和对也门国内政局的干预，作为地区行为体的胡塞武装急需寻找外部支持以增强能力与沙特抗衡。在此背景和现实主义的竞争逻辑影响下，作为“敌人的敌人”的伊朗可说是胡塞武装的天然朋友。胡塞武装凭借伊朗提供的导弹和无人机等武器，不仅先后攻克了荷台达等战略要地以及首都萨那，确立了其在也门内战中的优势地位。同时，胡塞武装还频繁利用导弹和无人机骚扰沙特本土，既威慑和打击了对手，也协助伊朗牵制住沙特在其他地区对伊的斗争。特别是2019年9月，沙特油气设施遭到也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日石油产量减少570万桶，相当于其日产量的一半，严重干扰了沙特的国民经济正常运行。“支持胡塞武装对沙特的战争让伊朗得以通过成本最低的方式使沙特陷入一场战争”，伊朗由此“获得了向沙特施压的另一个据点”。
伊朗与胡塞武装的合作还在地理上对沙特形成钳制。伊朗位于沙特的东北部，也门位于沙特的西南部，两者共同构成了对沙特的夹击态势，极大地压缩了沙特进行战略腾挪的空间，削弱了沙特的战略安全。同时，“伊朗在也门北部的存在不仅将增强伊朗对沙特周边的影响，而且会将伊朗的影响延伸至埃及、苏丹以及索马里等关系到沙特战略利益的关键地区”。
（二）伊沙和解导致2023年3月10日以后伊朗与胡塞武装关系一度走弱。
准联盟关系中相关主体之间历史传统纽带较弱、双方之间合作关系的机制性水平较低，且相互之间的战略具有较强的自主性。2015年以后伊朗与胡塞武装的共同战略利益虽推动了双方战略关系升温，但并未导致双方关系机制化水平的提升。伊沙和解表明伊朗与胡塞武装的关系既非代理，也非联盟。可以说，伊沙和解进程不仅是中国长期促和努力的结果，更是伊朗、胡塞武装以及沙特自身内部政治议程变化的必然。缓和与沙特的关系不仅是伊朗地区战略调整的体现，也是胡塞武装缓解内部困难的需要，双方合作的战略利益基础减弱。
伊朗方面，进入2021年以后，尽管伊朗并不甘于中断其扩大地区影响的政策，但频繁爆发的国内示威游行和“头巾事件”加剧了国内矛盾，民生和经济成为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增强政治合法性绕不过去的任务。2021年莱希当选总统后，多次深入偏远地区访贫问苦，体现了新一届政府重视民生的政策取向。为了实现经济增长，伊朗需要与包括沙特在内的周边国家实现关系缓和，以改善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周边环境。是故，经济发展成为伊朗最大的国内政治，缓和成为其地区战略的主要特点。在“伊攻沙守”的态势下，伊沙和解以伊朗的战略灵活为主要条件，尤其以伊朗取消对胡塞武装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支持为重要前提。由此可见，伊朗与胡塞武装的关系并非是无法割舍的战略联盟，具有临时性和自主性，并不被条约或义务或道义所制约。相应地，也门胡塞武装虽然一度攻城略地并占领首都萨那，却遭到了沙特主导的联军的全方位围堵，其辖内人道主义问题日趋严重，实现与沙特的缓和也成为其不可回避的政策选项。2022年4月，胡塞武装与沙特为首的联军达成停火协议，此后双方不再发生大规模冲突。
（三）共同的反美反以战略利益助推2023年10月7日之后双方合作再度升温。
反美反以不仅是伊朗伊斯兰革命的题中之意，也是伊朗国内政治合法性建构的重要方面，还是胡塞武装发展和壮大国内政治基础的重要手段。同时，胡塞武装由于没有更多可以借助的外来资源而对伊朗存在较强的战略依赖。鉴于此，伊沙和解后，伊朗和胡塞武装在反美反以方面仍存在较广的共同利益基础，2023年爆发的新一轮巴以冲突则为双方提供了合作升温的地区大环境。也门胡塞武装以袭击红海航道表达支持加沙地带人道主义停火的诉求，将支持巴勒斯坦的合法权利视为扩大影响的途径。而伊朗不仅持类似立场，还是美国和以色列在中东地区的重点打击对象。以色列试图通过扩大事态迫使美国介入，从而一劳永逸地解决“伊朗威胁”的问题。如果说2015年以后伊朗与胡塞武装战略合作的动因主要来自战略上钳制沙特，那么在2023年巴以冲突背景下，两者合作的动因则是反美反以。
伊朗和胡塞武装在巴勒斯坦问题上有着共同的战略认知和利益，认为支持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和反美反以是一体两面的，并在本轮巴以冲突中展现默契合作。从伊朗的角度看，一方面，伊朗将反美反以和支持巴勒斯坦视为维护自身伊斯兰革命成果与政治合法性的方式，并通过介入这一问题提升自身的地区影响力、巩固“抵抗轴心”的凝聚力；另一方面，在美西方和国内社会矛盾的压力下，伊朗并不愿意直接和过度介入加沙问题，更愿意通过地区伙伴对美以施加压力，其中也门胡塞武装无疑是本次冲突中伊朗的默契伙伴之一。从胡塞武装的角度看，在伊沙和解导致伊朗与其关系降温的背景下，通过在巴以问题上对美以展现强硬姿态并武力介入，一方面是坚持自身意识形态的体现，以及赢得国内民众支持、加强政权合法性和地区影响力的手段，另一方面也是与伊朗这一地区大国和主要支持者回温关系的方式。
综上所述，伊朗和胡塞武装的互动与合作并没有根深蒂固的历史文化纽带，而是基于共同战略利益的策略选择，具有灵活性、战略自主性等特点。共同反美反以和反对亲美政权的意识形态固然为伊朗与胡塞武装之间关系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重要基础，但2015年以后基于反对和削弱沙特以及2023年新一轮巴以冲突背景下反美反以的共同战略利益才是双方战略合作得以形成的根本原因。正是在2015年以后，伊朗和胡塞武装的关系才出现实质性的提升，不仅表现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国内目标上，也表现在伊朗为胡塞提供政治和军事支持方面，还表现在双方地区行为的默契方面。2023年3月到10月之间伊朗与胡塞武装双边关系的淡化和利益调整则凸显双方关系的准联盟特征，双方的战略自主性较强，两者关系的约束性较低，其联系的稳定性受到地区环境、国际形势和成员自身利益变更的影响。
四、伊朗与胡塞武装关系发展的主要领域
随着伊朗和胡塞武装对沙特战略威胁感知的形成，以2015年两者将遏制和削弱沙特作为共同的战略目标为起点，双方关系快速升温，合作规模和质量不断提升。为达到在战略上削弱和牵制沙特的目的，伊朗向胡塞武装提供政治、军事和经济支持，以加强胡塞武装在战场上的作战能力、优化其生存环境，增强胡塞武装的韧性。而胡塞武装尽管在国际政治、军事和经济等方面需要伊朗的帮助，其在也门国内深厚的宗教、血缘、政治和财政根基，以及并不单一的军备收购渠道使胡塞武装并不需要仰仗伊朗的鼻息而生存。在国内政治议程的设定、军事等战略利益的考量和组织运作方面，胡塞武装有较强的独立性和自主性，没有明显的权力让渡现象，体现出伊朗与胡塞武装关系的相对平等性，具有准联盟的特点。具体来看，双方合作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伊朗在不干涉其内部政治议程的前提下为胡塞武装提供政治支持。
胡塞武装作为也门叛乱武装组织在国际社会中陷入孤立状态，2021年更是被美国列为恐怖组织，面临着巨大的外部压力。鉴于此，伊朗通过加强政府官员交流、派遣大使等行动对胡塞武装的地位表示认可，对其“反美”“反霸权”的政治意识形态表达支持，以增强其在也门国内和国际社会的政治合法性。
2015年以来，伊朗与胡塞武装的高层互访频繁，伊朗多次对胡塞武装的政治地位表达实质认可。2015年3月初，胡塞武装政治委员会主任萨利希·萨玛德（Saleh al-Samad）率团对伊朗进行了为期4天的访问，期间双方签署了“航空协议”，允许伊朗开通前往也门萨那的航班。由于此类协议一般只在主权国家政府之间签署，故而该协议的签署本身就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伊朗对胡塞武装政治地位的承认。2015年10月，胡塞武装最高革命委员会副主席纳耶夫·卡尼斯（Nayef al-Qanes）访问伊朗以寻求伊朗的政治和军事支持，受到伊朗高级别官员的接见。
进入2019年以后，双方之间的高层往来更加密切。胡塞武装发言人穆罕默德·阿卜杜勒-萨拉姆（Mohammad Abdulsalam）分别于2019年8月中旬、2019年10月下旬以及2022年9月初访问伊朗，先后受到伊朗外交部负责特别政治事务的部长助理阿里·哈吉（Ali-Asghar Khaji）、外长阿卜杜拉希杨、议会议长卡里巴夫乃至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破例接见，得到了最高的政治礼遇。期间，哈梅内伊明确表示支持胡塞武装抵抗沙特和阿联酋所领导的分裂也门的阴谋和建立强大政府。
2023年巴以冲突外溢红海区域，伊朗也为胡塞武装袭击美以目标提供了政治支持。当年12月31日，胡塞武装发言人穆罕默德·阿卜杜萨拉姆再度访问伊朗，得到了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阿里·阿克巴·艾哈迈迪安（Ali Akbar Ahmadian）的接见。后者对也门胡塞武装针对“犹太复国主义政权”粗暴行动的反击表达了赞许之意。不仅如此，2023年底伊朗还派遣军舰经由曼德海峡进入红海海域，以示对胡塞武装的政治支持。
伊朗还是唯一向胡塞武装派遣大使的国家。2020年11月上旬，伊朗任命哈桑·奥卢（Hassan Orloo）为驻由胡塞武装实际控制的也门的大使。上任之初，哈桑·奥卢拜会的是由胡塞武装实际控制的也门最高政治委员会（Supreme Political Council）的主席迈赫迪·马沙特（Mahdi al-Mashat）。时任伊朗外长扎里夫对上述举动进行解释时明确表示，“伊朗与也门的关系很好而且是战略性的”。这一举动不仅意味着伊朗对胡塞武装夺取政权的承认，也意味着伊朗将更加重视与胡塞武装的政治和战略关系。2021年12月下旬，哈桑·奥卢因为新冠病故，伊朗于2022年1月10日任命伊斯兰革命卫队官员阿卜杜·礼萨·沙哈拉（Abdul Reza Shahlai）为继任者，尽管并未授予其大使头衔，但其职责和重要性与前者相比并无二异。伊朗在如此短的时间内便任命继任者突显了其对胡塞武装地位的高度重视。
除上述双边支持外，伊朗还重视运用联合国多边平台为胡塞武装提供国际声援。2021年6月，伊朗时任外长扎里夫会见了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马丁·格里菲斯（Martin Grinfiths），要求联合国敦促沙特领导的联军解除对也门的海陆空封锁。2022年9月初，伊朗外长阿卜杜拉希杨与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格伦德伯格（Hans Grundberg）会面时强调也门的停火状态能否保持取决于沙特领导的多国联军能否取消对也门的围困。2022年9月下旬，阿卜杜拉希杨在联合国大会期间会见了联合国副秘书长马丁·格里菲斯（Martin Grinfiths），会见议题之一便是要求联合国敦促沙特解除对也门的封锁，缓解也门的人道主义危机，再次突显了伊朗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政治支持。
但需要说明的是，伊朗提供的政治支持主要集中在国际层面上。在也门国内层面，伊朗提供的支持仅在前面提及的政治架构建设的指导上，并不直接干涉胡塞武装的议程设置，在此意义上，可以说胡塞武装有较广的政治自主空间。根据美国的情报，2014年9月前，伊朗曾劝说胡塞武装放弃夺取萨那的计划，但事实证明这一建议被无视。另外，胡塞武装的权力来源于胡塞家族的宗教根源，和其在长期历史过程中通过血缘关系形成的社会网络和部落联盟，伊朗在这其中没有发挥任何作用。
（二）伊朗在尊重其独立性的前提下为胡塞武装提供军事支持。
2015年以后，沙特组建联军干预也门事务，导致胡塞面临的军事压力陡增，成为其寻求外部支持的直接动因。对于伊朗而言，军事支持无疑是诸多手段中对提升胡塞武装能力最有意义的，军事是双方合作的优先领域。但与高调的政治支持相比，伊朗与胡塞武装都对双方的军事合作保持低调和暧昧立场。双方特别是伊朗显然并不愿意承担国际社会对于其为胡塞武装提供军事支持可能施加的压力。
2017年12月，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妮基·黑莉（Nikki Haley）指责伊朗为胡塞武装提供了导弹等武器，伊朗方面对此予以坚决否认。伊朗外交部也频繁对外表态，表示由于也门正处于严密的封锁状态，伊朗无法为胡塞武装提供武器。上述表态部分是因为伊朗对胡塞武装的支持更多是出于临时性的战术策应考虑，而无意深度参与也门问题，更无意与沙特公开对立。
尽管伊朗方面不承认，但根据战场上缴获的武器来源来看，双方存在军事联系是高度可信的。首先，2015年以来伊朗是胡塞武装武器装备的重要来源之一。联合国的调查报告显示，2015年至2016年间英国、法国和澳大利亚先后四次在阿拉伯海和亚丁湾行动中缴获武器，其中有2064项轻型武器与伊朗有直接联系。冲突军备研究所（Conflict Armament Research, CAR）也表示，缴获的武器中很大一部分是在伊朗制造的，胡塞武装所使用的武器装备与伊朗国产的武器装备具有高度相似性。外界对此问题的解释无非有两种：一是伊朗通过秘密渠道为胡塞武装直接提供了上述武器装备，二是伊朗为胡塞武装生产上述武器装备提供了技术支持。
其次，伊朗为胡塞武装提高武器装备性能提供物质和技术支持。从胡塞武装多次使用无人机袭击沙特和阿联酋等国境内的机场和石油设施等目标可以看出，近年来胡塞武装的武器装备在性能和技术上都有了较大提升。无人机是相对新近出现的装备，伊朗则是中东地区导弹和无人机制造方面比较先进的国家。很难想象，处于相对闭塞状态的胡塞武装能够从伊朗之外的渠道获得无人机。冲突军备所认为这些武器“最有可能”是从伊朗接受的，而不是胡塞武装自己制造的，并认为伊朗动用复杂的走私和采购网络为胡塞武装提供更先进的军事零部件，胡塞武装则将这些部件与其他在也门当地获得的部件结合起来投入使用。
再次，伊朗还为胡塞武装提供军事培训。有证据显示，2014年年末伊朗便开始往也门输送数百名负责训练胡塞武装战斗人员的军事人员。2015年也门内战全面爆发后，部分伊朗军事顾问活跃在也门北方，为胡塞武装提供战场咨询。2017年2月，圣城旅（IRGC-QF）指挥官卡西姆·苏莱曼尼（Qasem Soleimani）曾与伊斯兰革命卫队高级官员会谈讨论增加对胡塞武装的军事训练。2020年后伊朗先后任命来自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哈桑·奥卢和阿卜杜·沙哈拉作为伊朗驻也门代表并非偶然的巧合，而是出于协调伊朗和胡塞武装军事和战略关系的需要，因为两位代表还发挥了军事顾问的作用。除了伊朗自身派出军事顾问以外，伊朗还通过其在黎巴嫩的代理人——真主党对胡塞进行军事指导。尽管封锁导致胡塞武装的对外联系受到了极大限制，人员的基本流动却难以限制。对于一些简单的军事装备而言，上述培训足以满足其本土化需求。
最后，伊朗的军事支持无疑在加强胡塞作战能力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尚未达到发挥决定性作用的程度。事实表明，胡塞武装的军备绝大部分还是源于也门国内，大部分源于吸纳前总统萨利赫的武装力量，部分则是夺取国家军队的库存，从部落民兵中获得或从黑市购买。因此，胡塞武装受益于伊朗的军事支持，但不完全依赖于此。除此之外，2023年3月在伊朗和沙特达成和解并希望也门局势降温的情况下，胡塞武装仍然在马里布的哈里卜区发动军事行动，在沙特边境的焦夫省使用重型武器进行军事演习，显示出其在军事决策上对伊朗保留着较高的自主性。
（三）伊朗力所能及为胡塞武装提供经济支持。
2015年伊朗和胡塞武装签署了各类经济协定，其中伊朗承诺向也门出口石油，双方还围绕基础设施建设达成协议，其中包括扩大荷台达港口、修建发电厂等项目。联合国多份报告显示，伊朗通过影子公司向胡塞武装运输能源燃料，并将出售所得直接用于对胡塞武装的资助。而根据美国财政部的信息，截至2022年，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旅官员和胡塞金融家赛义德·贾马尔（Sa’id al-Jamal）的领导下，双方已经通过复杂的国际中介网络向也门转移了数千万美元。
毫无疑问，伊朗的经济支持加强了胡塞武装在国际孤立和封锁背景下的生存韧性。但需要说明的是，伊朗长期受到国际制裁，其国内经济发展状况不容乐观，因此伊朗所能提供的财政支持极为有限，不能完全资助和维持胡塞武装的运行。另外，胡塞武装也拥有稳固的财政基础，自2000年就开始向也门国内商人募集捐款，对也门北部民众征收日常税收，和用于解放巴勒斯坦的捐款，这些都构成了胡塞武装最基础的财政来源。
五、结语
诚然，伊朗国内存在部分政治势力希望将胡塞武装纳入其地区代理体系，或伊朗自己所称的“抵抗轴心”体系。2014年9月胡塞武装占领萨那以后，伊朗代表德黑兰市的国会议员阿里礼萨·扎卡尼（Alireza Zakani）甚至声称，继贝鲁特、巴格达和大马士革之后，萨那已成为“伊朗在地区内所掌控的第四个首都”，胡塞武装的胜利是伊朗伊斯兰革命的自然延伸。伊朗前驻也门大使哈桑·奥卢也表达过类似看法。上述言论一度被广泛引用，但从2023年伊朗和沙特的和解进程来看，上述言论只不过反映了伊朗的宣传需要，而非双方关系的客观现实。
伊朗与胡塞武装的关系既非代理，也非战略联盟。双方战略合作关系是特定地区地缘政治背景下的阶段性现象，而非长期的战略安排。伊朗与胡塞武装的关系并非植根于两者的宗教亲缘关系，十二伊玛目派和五伊玛目派的宗教渊源未必导致两者的自然亲近。2015年，伊朗和沙特的地区地缘政治博弈为伊朗与胡塞武装关系发展提供了总体背景，而沙特组建联军干预也门事务则为伊朗与胡塞武装发展关系提供了契机。随着伊朗以及胡塞武装在某种意义上对其战略利益认知发生变化，双方的合作出现了动摇。2023年3月的伊沙和解表明伊朗的重大战略调整，伊朗对国内经济发展议程的重视以及对优化周边环境的需要，导致伊朗与胡塞武装的关系重归历史常态。而2023年10月7日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并造成外溢，伊朗与胡塞武装在反美反以方面的共同利益上升，且都成为美西方国家的打压对象，共同的战略利益使双方的战略合作再度升温。
反美、反以和反对霸权固然是双方关系发展的政治意识形态基础，在行动上反对美以、反对和牵制沙特等地区力量，更是双方共同的战略利益。胡塞武装将伊朗视为仅有的可以倚仗的地区力量，伊朗则将胡塞武装视为借以遏制战略对手、实现地区扩张战略的重要支撑力量。战略上的相互借重构成了双方关系发展的重要动力，双方关系发展水平基本沿着胡塞武装自身势力发展的轨迹以及伊朗与沙特地区博弈的态势而提升。在政治和外交上，伊朗通过在双边层次上接待胡塞武装代表团和任命大使，并通过联合国等多边平台为胡塞武装提供支持。在军事上，伊朗为胡塞武装提供军事装备、人员、技术和培训支持，尽管双方对此都拒绝予以明确承认。
总而言之，伊朗和胡塞武装曾经的热络和现在的同仇敌忾既不是代理关系的体现，更不是战略联盟的证明，经不起时间考验。未来，一方面，伊朗与胡塞武装之间存在基于反美反以的共同战略利益，双方的战略合作仍将长期存在；另一方面，伊沙和解之后双方关系一度有所降温证明双方关系并非约束性的，两者关系具有相当大的灵活性，根据各自利益进行相互调适将会是双方关系的重要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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