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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彭德怀因勇于直言，批评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错误而遭到了错误的批判。此后，他被免去一切职务，并从中南海搬到了位于北京西郊的吴家花园。
离开了工作岗位，又与外界基本隔绝，彭德怀便赋闲在家，但闲不下来的他，在吴家花园里开始了开荒种地。
这一时期，曾与他出生入死的烈士的后代经常来看望他，起初，警卫员和工作人员还询问得十分详细，到后来，警卫员也渐渐认识了常来的这些人，便不再多问。
1963年以后，彭德怀不再能够收到要求他开会的通知，中央党校也不再安排教员来辅导让他听课。只是极偶尔的时候，几个校领导会一起来，因为他们要向中央提交报告。
彭德怀这时也已经感到自己再没有洗刷罪名的机会了，于是，他也放弃了向毛主席写信、申诉的念头。此后三年里，他没有给毛主席和中央写过一封信。
虽然不再对恢复工作抱有希望，但这反倒让彭德怀心中多了一份坦然和豁达。不过，他的妻子浦安修却因此受到了连累，被迫卷入到了党内斗争中。
浦安修当时是北京师范大学的党委副书记，自庐山会议以来，她每天面临的压力越来越重。
1962年9月开始，浦安修的压力进一步加重，北京师范大学经常有人来给她做工作，明确要求她与彭德怀“划清界限”。
这段时间，她经常痛哭流涕，心中充满了恐惧，精神处于迷茫和近乎崩溃的状态。她还曾给丈夫写信，指责他旧军队出身，行事鲁莽，不懂得尊重毛主席。
在这样高压的状态下，浦安修萌生了离婚的念头，但她没有勇气亲自找彭德怀谈论此事，于是，她选择了跟侄女彭梅魁说。
很快，浦安修的离婚报告便经由北师大党委转报给了邓小平，邓小平看后，批示道：“这是家务事，我们不管。”
彭梅魁找到彭德怀向他说了浦安修提出离婚的事情，彭德怀听后，只是默默地坐在沙发上，闭上眼睛沉思着，半天不说一句话。最后，他叹了一口气，站起身对侄女说道：“我的问题还没结束，她压力确实很大，离就离吧。她也只能走这条路。”
不过，由于当时情况特殊，浦安修和彭德怀虽然私下已经说明了解除婚姻关系，但两人并没有上法院正式解除。
因此，两人还曾在一次批斗大会上见了面，浦安修在大会上被打倒在地，一旁的彭德怀见状，大声喊道：“我们已经分手了，她是无辜的。”
谁都没有想到，这次见面是两人的最后一面。
1974年9月，彭德怀病危，他多次在病重期间提出想要见一见毛主席或者周总理、叶剑英，但未能如愿。
1974年11月29日，彭德怀带着遗憾离开了人间，终年76岁。
1978年12月22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正式为彭德怀平反昭雪，而浦安修也恢复了工作，摘掉了头上的“帽子”。
她一想到自己在彭德怀人生最苦难的时候选择了离婚便后悔不已，中央领导同志谅解了她当初的选择，加之她跟彭德怀的婚姻关系还存在。于是，在1978年12月24日召开的彭德怀追悼大会上，浦安修作为彭德怀遗孀的身份参加了追悼大会。
追悼大会正式召开前，张闻天的妻子刘英在看望浦安修时，曾直率而诚恳地责怪她说：“彭老总当初病危的时候，你没有去看一看，这是不对的啊。”
听到老大姐的话后，浦安修伤心地说道：“我害怕见到他，也害怕听到他再谈起那些问题让我俩继续吵架。”
“如果是我的话，就算天天吵架我也要去看他。”
刘英作为张闻天的妻子，曾陪伴他经历了无数风风雨雨，因此，面对外界的各种施压，她是有经验也有信心能够抵挡的。但浦安修是第一次经历这些，在如此巨大的压力面前选择认输也不能说她错。
刘英自然知道这个道理，也十分心疼她。临走前，她宽慰浦安修说：“你是彭老总的妻子，以后你可以收集与彭老总有关的史料，还人民群众一个真相，彻底恢复彭老总在历史上的本来面目。”
此后，为了告慰彭德怀，也为了减轻自己内心的痛苦，浦安修在晚年将自己的很大一部分精力都用到了整理彭德怀生前著述的工作中，此外，她还积极帮助为曾受彭德怀案牵连的同志搜集资料，做平反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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