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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年10月，在组织的安排下，张闻天来到了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此前，他曾在日本和美国留学。因这段经历，他还承担起了学校英文翻译的工作。
凭借出色的表现，张闻天很快便成为了一众学生中的风云人物，留学期间，他将自己的很大一部分时间用来研究中国革命问题，并发表了多篇相关文章，受到了老师、同学的一致肯定和好评。
1931年初，张闻天回到祖国，并在上海负责我党的宣传工作。1933年，在日益严重的白色恐怖下，临时中央从上海转移到了中央苏区，张闻天也随之来到这里，并见到了毛主席。
一直以来，虽然两人互不相识，也没有成见，但在党内的工作让两人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交集。例如，张闻天此前曾多次对中央苏区领导的“右倾”、“保守”等提出批评。
进入中央苏区后，张闻天起初并没有认识到毛主席是正确路线的代表，这也让他被认为是博古阵营中的一员。但实际上，张闻天和博古以及共产国际代表李德之间的矛盾越来越严重，张闻天不屑于他们提出的“从莫斯科回来的同志应该抱团”，他始终坚持真理，尊重事实。
随着张闻天与博古等人的分歧逐渐公开化，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张闻天被排挤出了领导核心，派往政府工作，担任人民委员会主席。而毛主席也没有了具体权力。
虽然两人都遭遇了政治生涯的挫折，但这样一来，他们却渐渐亲近起来，尤其是毛主席通过对张闻天施加影响，发现他是位能够争取过来的同志。
长征途中，毛主席跟王稼祥、张闻天三人同行，他们逐渐坦诚相见，互相倾诉对博古等人的不满，张闻天的思想在这时已经发生了转变，而他对毛主席也更加敬佩。期间，他更是被人们笑称总是“跟着毛泽东跑”。对此，张闻天则十分坦然，表示“真理在谁手里，我就跟谁走。”
在这个基础上，才有了后来遵义会议的召开。
遵义会议上，张闻天被选为总书记，毛主席也回到了中央领导核心层，并开始负责军事工作。此后一段时间里，在党的各条战线上，张闻天和毛主席互相尊重，密切配合，粉碎了张国焘搞分裂的阴谋，顺利走完了长征之路，延安也逐渐成为了全国的革命圣地。
1939年初，张闻天虽然仍然主持中央的会议，但实际上他已经完成了职责过渡，主要负责起了宣传和干部教育的相关工作。
1945年，在中共七大选举中央委员会的讲话中，毛主席特别提到了张闻天和王稼祥，表示“绝不能忘记他们两个人。”
抗日战争胜利后，张闻天主动申请去东北参加工作，他也成为了第一批被派往东北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为东北根据地的开辟和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张闻天又转移到外交战线上开展工作。原本他是要担任驻联合国的首席代表的，但由于美国等西方国家从中作梗，我国一直到1971年才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因此，张闻天并未履职，先后出任驻苏联大使、外交部第一副部长。
1958年，随着一五计划提前超额完成，“赶英超美”的热潮逐渐席卷全国，全国上下鼓足力气决心在最短的时间里改变落后面貌。就这样，急躁冒进的“左”倾错误迅速发展起来。
在这一背景下，张闻天也持有十分支持、乐观的态度。为了更进一步了解基层的实际情况，他决定到下面看看。
1958年4月，张闻天先后前往上海、杭州、绍兴， 脚步遍布四十个单位，从工商企业到农业农村均有涉及。
调查过程中，张闻天虽然被各行各业、人民群众的建设热情所感动，但他也发现了不少问题，如搞形式主义、急于求成等。
在这一基础上，张闻天酝酿写信向毛主席汇报。起初，他打算在肯定国内建设的同时，将存在的问题也缺点也一并汇报，但思来想去，考虑到“大跃进”才刚刚开始，他最终还是很慎重地将问题和缺点一并删掉了。
4月26日，毛主席看过了张闻天的报告后，十分高兴，因为里面的内容跟自己的所思所想十分合拍。
5月8日，毛主席给张闻天回信，对他信中的内容大加赞赏，称他“没有了书生气、大少爷气，完全实际化，群众化了。”
虽然张闻天最终没有在信中向毛主席汇报问题，表面上看正如毛主席所说，但实际上，他并没有“通”，尤其他在之后的考察过程中发现了越来越多的问题后，就意味着在这一问题上，他与毛主席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
1958年10月，张闻天先后前往天津和东北调查，他发现土高炉炼出来的钢铁不仅质量差，没法用，生产速度还很慢，而且还造成了大量人力、物力的浪费。回京后，他立即下令关停了外交部后院的小高炉，尽管遭到批评他也始终不为所动。
除此之外，张闻天还对这一时期的一些宣传口号公开表达了反对的意见，特别是对一些违背唯物主义常识的说法，他更是进行了尖锐地批评。
1959年3月，张闻天和夫人刘英在从越南回国的途中，先后前往广西南宁、桂林、广东、海南、广州等地进行考察，一路上，他亲眼见到了因“大跃进”造成的恶果，这让他的心情十分沉重。
而更让他感到沉痛的是，在与地方群众谈话的过程中，他意外得知竟然有饿死人的情况。也正因如此，他下定决心要发表诤言。
在此后召开的中央会议上，张闻天不厌其烦地发表意见，批评“左”倾错误，但一次次不被采纳，甚至遭到了反对和批评。尽管如此，他却依旧坚持要讲，并跟夫人说“我不能不讲。”
1959年7月，庐山会议召开，会议起初的方向是纠正“左”的倾向，但随着会议的进行，方向已经逐渐脱轨。
张闻天发言前，毛主席的两个秘书还曾提前跟他打招呼，让他避免谈论大练钢铁这件事。但张闻天并没有采纳这一意见。
7月21日，张闻天在会议上发表的讲话，因火力很猛引起了毛主席的注意。7月23日，毛主席进行了反击，一举扭转了会议的方向。
张闻天见状，先后三次找刘少奇请求不要把自己的发言印发下去，并几次给毛主席打去电话请求面谈，但遗憾的是，这两个请求均未获准。
不久，毛主席对张闻天进行了点名批评，称他“旧病复发”，还直言“你这个人很需要大病一场”，最后，毛主席送给他两个字——“痛改”。
庐山会议后，张闻天被撤销了一切职务，离开了政治舞台。
1960年，张闻天被安排担任科学院学部经济研究所的研究员，虽然遭受了不公平的待遇，但他在新的工作岗位上依旧兢兢业业，认真研究这些问题，并写下很多笔记分送给中央领导同志。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张闻天被冠上各种罪名接受批判，这对曾当过总书记的他来说无疑是极大的侮辱，但他意志坚强，依旧在坚持写作。
1969年10月26日，在被关押、审讯了523天后，张闻天夫妇离开北京，被安排到了广东肇庆，后又被遣送到了无锡。在广东肇庆期间，张闻天将自己的名字改为“张普”，此后，他便做起了一个普普通通的劳动者，在这里待了6年之久。
1975年，因身体原因，张闻天被批准前往无锡养病。这时候，他的身体已经十分糟糕了，双手连一本厚的书都拿不起来了。面对自己身上的种种争议，他十分坦然地表示“历史是最公正的。”
1976年7月1日，张闻天病逝，临终前，他将自己所有的钱交了党费。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关于张闻天的一系列冤假错案终于有了结论，他恢复了名誉，洗清冤屈。一切正如他说的：“历史是最公正的。”
参考资料：同舟共进2016年2期、《环球人物》、华声文萃2019年1期、《党史文汇》2020年第8期、《何方谈史忆人：纪念张闻天及其他师友》、北京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