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的共和国军队各级干部分别进行了评定级别工作是1955年大授衔的基础。据统计，兵团级以上干部共评定出一等一级军委主席副主席级5人；二等一级大军区司令员政委级7人，二等二级军委委员级13人；三等一级正兵团级37人，三等二级副兵团级44人，三等三级准兵团级64人。今天我们就来聊聊三等二级副兵团级44人中曾经做过兵团正职的几位将领，分析一下是什么原因让他们于正兵团级失之交臂？
按规定，兵团及相当于兵团之二级军区副司令员、副政治委员一般应评为副兵团级，个别不适合者应酌情降低，而兵团及相当于兵团之二级军区司令员、政治委员中个别不适合者应酌情降低为副兵团级。我整理了1952年之前做过兵团正职，但又被评为副兵团级的几位将领，他们是郭化若、李天焕、张南生、唐天际、韦国清、李志民、张爱萍、韩先楚和莫文骅（王近山、王必成等这类在抗美援朝期间代理兵团司令员职务的不计算入内）。下面我们就来分别分析这9位将领建国前后的任职经历，来分析其中的原因。
第一位是郭化若，他是政工出身，做过教员的秘书，理论功底非常深厚，48年他出任华野4纵政委，淮海战役后升任3野9兵团政委，是该兵团首任政委，上海解放后出任淞沪警备司令员，此后长期担任上海地区的军事指挥员，50-52年他还任8兵团政委。但最终52年评级中他只被评为副兵团级，分析可能与他32-38年这几年里被诬陷开除党籍和在抗战期间承担军事研究工作，战功缺乏有关，虽然抗战后被恢复党籍，但这部分的缺失导致其资历与其他兵团正职相比处于劣势，影响最终评级。
第二位是李天焕，解放前他的职务是20兵团副政委，解放后兵团政委李井泉参与解放四川的战斗，李天焕出任20兵团政委，后来他又出任了公安部队副政委，这可是一个标标准准的副兵团级职位，分析可能他出任兵团政委的时间较短，加之他与其他华北军区正兵团级将领杨得志、杨成武等资历存在明显差距，最终导致他在52年被评为副兵团级。
第三位是张南生，解放前，他任冀鲁豫军区政治部组织部部长、华北军区政治部副主任等职务，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被任命为20兵团政委，他是接的李天焕的班，所以既然李天焕都被评为副兵团级，那么资历更浅，红军时期仅为团级干部的张南生被评为副兵团级也是在正常不过的。
第四位是唐天际，解放前他任湖南军区副司令员和副政委，解放后出任21兵团政委，这个兵团的司令员是起义将领陈明仁，是由长沙起义的改编部队组成，后来21兵团改编为55军，实质上就是一个军级建制，所以52年唐天际被评为副兵团级也是合乎情理的。
第五位是韦国清，建国前他就是苏北兵团司令员，淮海战役后出任3野10兵团首任政委，解放后出任援越顾问团团长，后回国任公安军副司令员，他可以说是一位军政兼优的将领，分析可能是他在评级是任公安军副司令这个副兵团级职务，导致其最终在52年评级中评为副兵团级将领。
第六位是李志民，建国前他任20兵团政治部主任、19兵团政委（接替罗瑞卿），率部参加太原、兰州、宁夏等战役，建国后任19兵团政委并出征朝鲜，后期还出任志愿军副政治委员和政治委员。由于李志民不是兵团的首任政治委员，而且19兵团所属的华北野战军并不是四大野战军的传统主力兵团，所以52年他被评为副兵团级也是可以理解的。
第七位是张爱萍，他解放战争期间一直处于养病状态，49年1月才回国任3野前线委员会委员，后任华东海军首任司令员，解放后出任3野7兵团司令员和三野参谋长，他因为解放战争缺席时间过长，52年被定位副兵团级。
第八位是韩先楚，解放前他任12兵团第二副司令员兼40军军长，解放后入朝参战任志愿军负责作战的副司令员，后任志愿军19兵团司令员，由于他出任兵团司令时间不长且解放前只是12兵团第二副司令员，所以52年被定位为副兵团级也是可以理解的。
第九位莫文骅在前文分析过，本文不再赘述。
以上9位副兵团级将领中韦国清、李志民、张爱萍、韩先楚4位在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郭化若、李天焕、张南生、唐天际、莫文骅5位被授予中将军衔。
张爱萍由于前期战功卓著，特别是抗日战争期间出任新四军第四师师长，要知道新四军的师长只要参加授衔的大部分均为大将，所以仅凭借这一项资历，张爱萍就能被授予上将；韦国清在48年初就是苏北兵团司令员，而且作为10兵团首任政委资历深厚、军政兼优，所以他也被授予上将军衔；韩先楚和李志民主要是在志愿军中战功卓著，韩先楚第一批入朝，是彭总得力助手，李志民在授衔时任志愿军政委，所以他们二人也被授予上将。
5位中将中的李天焕和张南生都是华北野战军的政工干部，且他们不是首任兵团政委，资历较为欠缺，唐天际是改编兵团政委，郭化若长期被开除党籍且抗日期间承担理论工作，战功不足，莫文骅由于广西剿匪和在东北军区被打压，所以他们被授予中将也是基本合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