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 | 李皙寅
文｜王雅婷
编辑｜李皙寅
在全球化的大潮中，中国企业都在提速“走出去”的步伐。
上汽集团凭借全产业链进行海外布局，奇瑞汽车“三步走”策略逐步树立海外形象，吉利汽车则以收购与合资拓展海外版图，出海逐渐成为车企破“内卷”的新思路。
在中国土地和劳动力成本上升的背景下，以及区域自贸协定的有力支撑，中国企业开始以贸易或投资方式进入国际市场。进入易、维系难，中国企业如何实现可持续、高质量的发展却成为当下棘手的问题。
以及在中国企业“走出去”的过程中，面临着对全球价值提升与东道国利益平衡的难题，如何避免利益群体之间的零和博弈？如何选择最有利于资源配置却不受反制的国家或市场？面对市场饱和、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带来的挑战又该怎么办？
这些问题成为出海热潮下的新隐忧。
赵晋平，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研究部原部长、中国服务贸易协会副会长，在对外经济研究和政策咨询方面做出卓越贡献，曾多次参与中央重要会议的政策解读和经济形势分析，主张以制度型开放引领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
对有些企业在海外市场急于拿到成绩却遭遇顿挫却时，他指出“企业在追求短期效益的同时，不能忽视长期合作的价值，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今天和明天的盈利同样重要。”
博弈思维的最高境界不是零和博弈的输赢见晓，而是正和博弈的互利共赢。他试图告诉我们如何在风起云涌的国际市场中立于不败之地，延续企业及产品的竞争力。
以下是我们与赵晋平的对话。
01 强有力的经贸制度是支撑
问：为什么说我们与东盟之间的经济关系在日益加强和深化？
赵晋平：一方面我们距离相近、文化相通，在许多领域有共同点，也存在巨大的共同利益。更重要的是中国和东盟之间的合作，它有强有力的制度支撑。例如2005年中国与国外签署的第一个自由贸易协定，即中国和东欧之间的自由贸易协定，它为双方企业提供了自由开放的生意和投资制度环境。
企业之间的贸易和投资往来不仅降低了成本，拓展了市场，同时提供了很好的企业合法权益保护。这是国与国之间加强经贸合作的高层次制度性合作层面。相互之间通过签署自贸协定，实际上履行了开放市场、投资领域的承诺，具有法律意义。
2005年正式生效后，为中国和东盟的企业合作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从那以后，中国和东盟之间的竞争关系逐步提升和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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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已有消息称中国东盟自贸协定有望升级，那最新版的中国东盟自贸协定相较于之前的版本有哪些主要的变化和提升？
赵晋平：我们提到的05年中国东盟自贸协定，在最初阶段，这个协定只限于少数商品领域实行自由化，投资领域相对有限。随着双方需求不断提升，协定本身的提升工作也在不断推进。到目前为止，我们正在开展中国和东盟的自贸协定3.0版修改，3.0版在上个月刚刚进行过第六轮谈判，预计今年年底之前可以正式签署甚至生效。
这会让彼此之间的自由化水平比第一版、第二版显著提升。企业需要出售商品，零关税的范围会进一步扩大，例如90%甚至更高的商品都可以在彼此市场享受零关税准入。在投资领域实现更大程度的私有化，因为任何国家对自身的投资领域都有一定的限制。而自由化意味着投资领域的选择会更为广阔，只要有利于自身发展的现金，没有相应的投资限制，就可以进行投资。
不仅仅是贸易和投资，服务贸易领域的合作也在进一步提升彼此之间的开放程度，还包括电子商务。据我了解，第三轮和第六轮3.0版自贸协定还涉及有关供应链合作的内容，还有例如环境、绿色低碳和数字经济发展方面的探讨。
这些改变都是为了适应和不断深化双方关系，进一步拓展企业发展机遇而建立的。因此，在这样的基础上，中国东盟的经济关系日益加深，尤其是2022年正式生效的RCEP自贸协定。中国和东盟是其中两个非常重要的成员，除此之外还有澳大利亚、新西兰、日本、韩国，一共是15个经济体，东盟的10个经济体全部在其中。在RCEP框架下,为中国和东盟之间的合作提供了更广阔、开放水平更高的制度性安排。
问：RCEP自贸协定是如何促成中国与东盟之间的经贸合作？
赵晋平：RCEP自贸协定于2022年正式生效，这是全球最大的自贸协定，其人口、经济总量和贸易量接近超过全球的30%，是全球所有制度性安排中规模最大的。在RCEP框架下，无论是各方已承诺的零关税比例、投资自由化还是贸易自由化，都是参与区域内自动生效的最高水平。例如，我们与成员国之间90%的商品在过渡期结束后实行零关税，绝大多数产品进入对方市场无需缴纳关税，这对降低企业的交易成本和贸易成本极为有利。
在投资自由化方面，投资准入限制领域进一步缩小，许多领域允许彼此之间的企业投资，服务贸易领域亦是如此。此外，RCEP中有一个重要章节，在东亚地区尚属首例，专门涉及电子商务场景。尽管发展电子商务需要企业投入一定时间和成本，但RCEP为其提供了良好的发展环境。
RCEP在原产地管理方面实现了新突破，其中两大重点值得关注。首先是原产地规则的累积计算，只要商品在15个国家范围内累积增值部分超过40%，到达目标市场时即可享受零关税待遇。这一规则在汽车领域尤为重要，因为汽车产业链长，全球化特征明显，各生产环节的增值部分累积起来很容易超过40%。
此外，企业需要向海关申请原产地规则以避免报错，但这一过程现在已非常高效，甚至部分实现了电子化。然而，企业仍需完成这一流程，需要投入一定的时间和经济成本。RCEP的原产地规则和证书声明在10年过渡期结束后允许企业自主声明，只要符合RCEP原产地规则，企业即可自主向进口海关申报，享受零关税待遇。
这些突破为中国与东盟之间的经贸合作创造了更加有利、开放和便利的条件。只要双方贸易投资制度和政策友好、开放，企业在进行跨国资源配置时将更加顺利和便利。因此，2022年RCEP的生效为中国与东盟之间的合作提供了长期且有利的发展契机。随着RCEP过渡期的逐步结束，其效率也将进一步提高。
02 贸易和投资是相辅相成的关系
问：中国企业为何在当前阶段必须“走出去”？有哪些内外部因素促使这一决策？
赵晋平：中国企业发展到今天这个阶段必须“走出去”。“走出去”一方面是要素资源成本可能会提升，例如国内土地和劳动力成本可能会明显上升，需要充分利用投资东道国的劳动力和土地资源优势，降低汽车生产成本。另一方面，通过贸易和投资方式进入当地后，更容易拓展市场。
新品牌的开发使得中国的市场占有率进一步提升，中国产品需要通过国际化巩固和提升在全球市场份额。
然而我们现在面临许多不确定性因素，新的挑战也在增加。例如在供应链层面，西方和美国进行的“脱钩断链”，实际上对产业链和供应链造成了一定冲击。在这种背景下，产品进入美国市场和欧洲市场具有一定有利条件。若仍然是中国本土，可能会遭受相应封阻，这是逃避贸易保护主义的选择，也是中国企业走向海外的必然之路。
从更高层面来看，中国企业的国际化水平在不断提升，其重要标志之一是配置资源，范围更为广泛。过去只局限于国内配置资源，现在不同了，研发、技术、创意、人才、原材料资源的配合越来越需要在全球范围内进行配置。我们需要选择一个最有利于进行资源配置的国家，包括市场。
当初，吉利并购沃尔沃时，李书福非常赞赏并且认为这是中国企业国际化战略的实质。当大家了解到吉利收购沃尔沃时，社会普遍反应是中国企业现在非常厉害，我们能将沃尔沃这样的全球性公司收入中国企业麾下。然而，李书福其实表示并购沃尔沃并非将全球性公司归入中国企业麾下，而是使我们极力成为全球性公司。
这个问题需要从另一个侧面分析，并购是实质性的提升，通过并购实现全球市场和资源配置能力的显著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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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在中国企业“走出去”的过程中，如何能确保企业能够持续稳定地拓展海外市场？
赵晋平：研究中国企业如何“走出去”是我们必然面对的问题。虽然卖产品的逻辑很简单，但到了一定程度，总有卖不出去的时候。这时候合作的方式需要提升，融入其他要素，如资本、管理和技术等，这是一个不断动态变化的课题。
贸易和投资是相辅相成的关系。起初，我们从事贸易业务，将产品直接销售给客户。然而，随着双方贸易关系的升级，产生许多新的需求。对方希望能由我们带来技术进步和就业机会，此时我们可以进一步提升投资，将产业链和供应链直接布局到当地市场。这时，投资不仅要从贸易升级到投资，一旦投资升级，反过来又会促进贸易。
如何理解呢？就是作为马来西亚中资公司的合作伙伴，在你投资之后，你与吉利之间的贸易实际上在增加，你需要它的技术、核心零部件、管理和研发等等，这个需求反而进一步促进贸易。
我们历来强调贸易和投资是相辅相成的关系，贸易是起步，投资是贸易的延伸和提升。最后，贸易又进一步促进了不投资，又进一步促进了贸易的长期持续发展。因此我认为从单纯销售汽车的角度来看，它正在面临一些新的障碍。
问：有些车企出海时动作比较着急，销量逐渐不佳，您觉得发生这样问题的本质是什么？
赵晋平：我认为汽车品牌出海会遇到融入当地市场仅靠销售产品很难实现长期持续增长的问题。到了一定阶段，就会面临很多品牌或者产品之间的竞争。如果你能够在当地生产，那么你在竞争方面就具有一定优势。但如果仅仅依靠销售，其他企业进入当地市场后的影响力可能远远超过你。
例如我们刚刚进入马来西亚市场时，实际上进入市场的中国企业非常少。韩企在整个马来西亚汽车市场的份额最高，占比大约占60%，另外约30%左右是日系车。无论是车企自身的全球化战略还是拓展新市场的需要，其它国家都已经先期进入东盟和马来西亚市场。但这种情况下，我们的中国企业还是选择加入竞争。
03 不仅要做自己的生意
更要让别人有生意可做
问：从您的角度，如何看待中国企业真正高质量“走出去”？
赵晋平：中国企业“走出去”有利于提升自身全球价值，使企业真正成为全球性公司，而不仅仅是中国公司或者中国企业，让整体资源配置范围拓展到全球，这个视角确实非常重要。
但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我认为要注意如果我们只是单纯地卖商品，很容易导致利益群体从零和博弈角度进行反对。他们会认为购买产品、促成交易带来的利润，甚至外汇收益全部都留给了中国。他们会从生产者和就业角度出发，你的产品都卖给我，我减少了就业，增加了失业，这显然是对我的竞争压力和挑战。
问：当我们的强势产品进入同样强势的地方，加征关税、欧委会排查......新的问题不断来临，我们该如何克服市场反制障碍？
赵晋平：首先，我们强调“走出去”的过程不能仅仅以销售商品为主打优势或策略。尽管中国商品具有很强的竞争力，但仅关注销售产品获得更多市场份额是不可持续的。
例如中国的新能源汽车具有很强的竞争力，在传统汽车领域有跨国公司的长期积累，很难达到它们的水平。中国在传统燃油车上培养品牌竞争力需要很长一段时间，而新能源汽车恰好为我们提供弯道超车的机会。我们只需要与底盘等基本制造企业合作，通过新电子信息技术和新能源技术应用，就能在当地进行销售。
中国的新能源汽车在全球销售中非常火爆，近两年每年在全球增长60%，占到整个新能源汽车的60%。主要增长原因有两个：一方面是中国生产的新能源汽车的竞争优势，尤其是价格优势。另一方面是当前正值气候变化时期，发展低碳节能是各国的重要政策。然而，在这种环境下，其他国家的制造厂商尚未做好充分准备。中国企业已经先行一步，形成了大规模产品制造能力。
正是这两个条件，使得中国新能源汽车市场迅速发展，增长迅速。然而，仅靠销售汽车显然无法实现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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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美国也要加征关税，欧洲已经开始通过各种方式进行调查。他们认为你的产品销售速度太快，甚至从宏观层面认为你是过剩产能，你又向全球输送过剩产能，这是非常不合理的做法。过多、过快地进入当地市场会使他们自身的产业发展利益受到损害。这是一个泛政治化的问题，冲击了其它国家的就业，夺走了很多工人的饭碗。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采取何种合作方式显得尤为重要。我非常赞同吉利和宝腾的合作方式，我们通过与当地合作培养一个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企业，只有通过这种方式才能真正使得我们的合作可持续。
这是中国企业要学会做好的一件事，虽然我们有优势，但是我们要分享这种优势，让大家都获得好处。这种实际好处在微观层面来看是企业获益。例如宝腾产品市场占有率在上升，甚至在汽车出口方面上升到第一位，这表明企业获益和利润在增加。
从社会宏观层面来看，这带动当地就业和税收明显增加，利益相关方都接受合作成果。如果只销售汽车，那么肯定无法实现这一点。这种合作方式是可持续的，也是双方真正互利双赢的结果。
问：想要“走出去”实现双赢，归根结底还是要利益均沾、利益共享以及可持续，中国企业在这方面表现出来的心态如何？
赵晋平：我认为中国企业可能在面临新的挑战和困难，因此一定意义上急于求成。我们要实现利润最大化，今后和明天能否盈利是另一回事。首先，我们要获得应得的回报，短期行为可能起到重要作用。如果他愿意长期合作，就需要考虑客户利益，让他们感受到这种利益，这样双方合作才能长期持续。
我记得西门子老总曾说过一句话，我们承认中国企业很有竞争力，但同时你也需要给我们一定的赚钱空间。如果所有钱都让你赚走，那么我们这些企业该如何应对？他说得话虽然直白，但是反映的确实是一个问题，不仅要考虑我们自己的生意，还要考虑对方的生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