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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经济增长减速，现代国家的衰弱可能会随着时间推移而恶 化，而这种趋势不太可能完全扭转。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加强国家能力是徒劳无功的。找到提高国家能力和重建国家合法性的方法将成为这场竞赛的核心任务。但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美国和中国都将比上世纪的国家更弱、凝聚力也会更差。所有的防务规划都应该意识到这种脆弱性及其所带来的 限制。国家能力和合法性的下降限制了建立军事力量和发动 冲突的能力，带来了在防御准备中必须考虑到的新脆弱性， 并有助于以这些弱点为基础击败对手。 第三，应把国内和跨国威胁放在与威慑常规军事攻击相 同或更高的位置上。与现代工业时代相比，国家既能更安全 地应对外部威胁，也更容易受到内部威胁。国家更安全的意 义在于，实力下滑的对手一般没有那么强的国家意志和资源 基础来征服其他国家。
因此，大多数国家面临的入侵和征服 威胁仍然比较低。然而，公众对政府的支持永远非常脆弱， 因此国内局势也永远比较脆弱。国家的主要威胁将来自内部 而非外部，包括大流行病、恐怖主义、犯罪和政治暴力。由 于不能确保国内安全会直接影响国家的合法性，因此控制这 些危险将成为一个紧迫的优先事项，同时也可能需要重新分 配资源。 第四，由于中美两国在政治、经济和社会方面的弱点， 它们之间不大可能爆发大规模常规战争。尽管紧张局势有可 能加剧，但当前的趋势使得美国和中国之间不会爆发全面战 争。公众的支持力度一直比较脆弱，无力进行社会动员，以 及维持高端战争会带来绝大的风险和困难，使得两国几乎不 可能发动像二战那样的战争。大规模常规战争的政治和经济要求完全超出了大多数新中世纪国家所能承受的范围，
大大 降低了大国之间发动大规模常规战争的可能性。此外，打一 场高端战争会使稀缺的军事资源迅速耗尽，而且很难从别处 抽出资源加以补充，特别是因为国家需要改善国内安全和治 理来增强国家合法性。第五，战争的目标和逻辑可能会相应改变。由于无法在 台湾等热点地区取得全面胜利，因此，冲突的目的可能只是 为了通过针对对手的国内弱点来确保地位优势。国家的衰弱 为对手提供了新的弱点，使其成为目标。相位于对手国家的 次国家行为者和同情团体提供支持，可以利用对手国家不断 降低的合法性。但其他方法也有可能带来巨大回报，即以较 低的成本影响对手的决策--新中世纪的对手会极其倾向于采 用这种方法。挑战对手的合法性可以增强自己的合法性。拥 有更强政治合法性的国家可能会相应地在招募外国人才、资 本和技术方面获得优势，
在今天的经济成功中发挥的作用比 征服土地的作用更大。然而，攻击一个国家的本土也会加剧 人们对威胁和敌意的看法，特别是考虑到各国对自己摇摇欲 坠的合法性意识非常敏感。此外，一些伙伴国可能会因为同 样的国家衰弱、社会分裂和威胁蔓延的趋势而遭遇严重的困 境。在和平时期和发生敌对行动的情况下，代理人行动和非 常规行动都可能会越来越普遍。大国战争，如果发生的话， 会主要采用低强度的非常规或代理冲突或围困行动。 第六，两国军队的能力有限，但却面临各种近乎压倒性 的要求。新中世纪是一个资源匮乏的时代，因为供应不足且 需求过大。由于经济不平衡且增长缓慢，对资源的需求会远远超过新中世纪经济的承受范围。鉴于国家合法性的弱点， 解决国内和跨国威胁对社会稳定的影响仍然非常重要。更换 高端军事装备需要巨大的开支，因此强化了这一挑战。
这些 制约因素强烈促使领导人明智地使用军事资源。保存军事资 源可以将更多的稀缺资源用于其他紧急需求。相对于国家的 国内发展需求而言，替换损失的高端平台将带来重大的机会 成本，
可能直接损害其政治合法性。各国的战略将旨在节约 资源，避免不必要的交战，因为这些交战会消耗昂贵的、难 以替代的军事能力。 第七，从工业时代向新中世纪的过渡可能比中美之间的 潜在权力过渡更加危险，因为危险会扩散，国家存在长期弱 点，以及缺乏解决这两个问题的资源。近期历史并不能准确 地预测未来，在向新时代过渡的过程中更是如此。尽管中国 和美国之间“权力过渡”的可能性受到了很多关注，但考虑 到竞争对手的弱点和国际混乱的蔓延，我们质疑这种过渡是 否真的会发生。至少，对权力过渡的研究应该更进一步，深 入了解发展中世界和前工业社会是否发生过权力过渡，如果 是，又是如何发生的。更重要的是，同样大的甚至更危险的 风险在于，随着世界从现代过度到新中世纪，会持续冲突和 政治动荡。
这种过渡的历史先例，如中世纪欧洲转向现代， 以及古代世界过渡到中世纪的时候，都表明情况不会乐观。 这些时期的特点是大范围的暴力、混乱和政治动荡。我们自 己能否有序过渡到新中世纪且不受暴力困扰，这一点还很不 清楚。至少，必须避免那种“终极一战”的常见错误，即关 注冷战式常规战役的可能性，而忽视向新中世纪过渡时可能 出现的潜在问题。第八，主要来自现代工业时代的关于国际政治和战争的 理论和思想将不再那么重要。关于美中竞争的最流行理论和 观点，如关于现实主义和权力过渡的理论，大量借鉴了1800 年至2000年的战争和数据。例如，米尔斯海默的“进攻 性现实主义”理论预测全球即将发生战争，因而备受欢迎， 但他的分析几乎完全基于从拿破仑时代到冷战时期的欧洲历 史。
同样，哈尔·布兰德和迈克尔·贝克利关于因国力“衰 落”而可能增加战争的理论，主要是基于对过去150年战争 的研究。即使是国家战斗意志这样的概念，也暴露了工业民 族国家导致的偏见，而这种说法可能与新中世纪的社会结构 毫无关系。这些理论本身并不是错误的，很可能是正确的。 然而，我们应该对这些理论和所有其他基于现代经验的理论 进行更严格的审查，包括考虑过去200年以外的历史经验。 更广泛地说，美国的规划者和决策者需要新的理论、思想和 范式来指导他们在新中世纪时代的工作。 第九，公众对政府的支持越来越脆弱，可能会使军队更 加依赖雇佣军、无人驾驶系统和联盟伙伴进行作战行动。无 法动员民众、民族精神衰落和社会持续分裂，意味着外交政 策和战争问题又一次成为最高统治者和精英们关注的领域。 战争的性质也可能相应地发生变化。
例如，由于不需要动员公众舆论，领导人可能有更多的自由来启动和停止冲突。然 而，与此同时，由于公众支持长期弱化，领导人可能无法将 冲突升级到很高的水平。只要成本可以承受，只要战争不会 有太大的破坏性，公众就会接受战争。事实上，战争能否成 功，可能取决于在公众支持度总体很低的情况下，是否有能力以可承受的代价来实现他们的目标。相关的政策可能包括将行动缩减到适度的水平，保持低税率，并依靠雇佣 兵和无人驾驶系统来减少伤亡。相反，进攻性战争计划可能 会破坏经济或通过网络、信息或其他手段挑起社会动荡，以 此给敌方民众施加困难。挑起公众的不满情绪可以帮助实现 战争目标，迫使对手政府寻求暂时休战，并就一些相关问题 重新进行谈判。 第十，也是最后一点，极端主义、
腐败和犯罪行为可能 会在社会中变得更加严重，对军事纪律的腐蚀也越来越大。 社会分裂将加剧社会混乱，但社会弊端的表现方式会各不相 同，取决于一个社会的性质和机构的力量。在美国，过大的 个人自由、社会分裂、根深蒂固的不平等以及社会流动前景 降低，这些因素结合在一起，很可能会增加极端主义的 风险。困扰社会的混乱局面也会影响军队。军队越来越依赖 合同兵来完成军事工作，为腐败提供了大量的机会。
适应新中世纪的世界：谁能获得优势？这个新中世纪的时代既不是假想的，也不是在遥远的未 来才会出现。在许多方面，我们已经进入了新中世纪。对于当代观察者来说，我们在本报告中追踪的趋势都会显得很熟 悉。但是，这些趋势只有不到20年的历史，才刚刚开始。长 期的轨迹表明，随着时间推移，这些趋势将不可避免地趋于 明显。尽管人们会很想抵制和扭转这些趋势，但最终可能都 是徒劳。适应并在特定情况下延迟或缓解这些趋势，对国家的成功至关重要。 新中世纪时期可能会持续到本世纪末，也许会更长。中世纪的历史毕竟持续了1000多年，从公元400年代罗马的衰 落一直到1400年代末。中国的前工业化历史与新中世纪有许 多共同之处，持续的时间甚至更长，超过3000年。我们无法 预知新中世纪之后会发生什么，但以前人类文明的累积经验 表明，
我们肯定不会再回到过去的状态了。更有可能的是， 无论新中世纪之后是什么，都可能与新中世纪有相当的连系 性。那些最有效地掌握和适应新中世纪现实的大国，可能会 比那些继续耗费日益稀缺的财富来徒劳地重现过去的对手更 能获得重要优势。哪个国家最可能成功？矛盾的是，中国在现代性方面的经验较少，反而可能有利于中国。中国在现代 工业时代的存在比较短，但在其他时代则持续了很久。尽管 中国最初反对中国的前工业化历史和传统，但近年来北京已 经扭转了自己的做法。在实践中，这种对中国悠久历史的敏 感度，可能会使北京比西方国家更能把握新中世纪的趋势， 因为西方国家的主要参考点是它们占主导地位的近代史。美国可能很难适应新中世纪时代，部分是因为过去的做 这方式对美国来说非常有效果。由于在现代工业和技术革新 方面的海量创新，
美国对工业民主国家时代的贡献是非常大 的。此外，几乎整个美国的历史都处于现代工业时代。美国 的分析家和决策者很可能会略施偏颇，不断否定民族国家经 验以外的观点。 尽管有这些挑战，我们仍然有充分的理由相信美国能够 有效地调整。其中最重要的是美国与生俱来的活力和创新。 美国作为一个民族国家如此成功的原因之一是其有意愿和能 力不断尝试和适应历史变化。这种适应性也可以在向新中世 纪的过渡中发挥作用。如果美国要在未来保持其主导国家的地位，就必须朝这个方向迈出关键一步，即找到新中世纪大 国的领导方式。请继续关注下一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