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十六年形势
崇祯十六年（公元1643年）十一月，已经占据湖南和江西袁州、吉安两府的大西王张献忠经过深思熟虑，毅然决然放弃上述两省之地，做出了进军四川之地的决定。迫使声名赫赫的八大王张献忠放弃已经稳固的根据地从而转向四川的主要原因，不是别人正是同为明末农民军领袖的大顺永昌皇帝李自成。此时的大顺皇帝李自成已经手握河南、湖北以及西北数省之地，并且即将要发动东征，攻取山西、河北以及大明都城北京。张献忠已经敏锐的感觉到明朝灭亡在即，一旦李自成取得北京，下一个肯定要解决自己。而张献忠之所以选择四川作为转移的目的地。一是因为他本人曾经于崇祯十三年（公元1640年）率部转战过四川，对四川的地形比较熟悉。二是因为四川地处偏远，李自成势力还没有进入到那里，而且川东的农民军“摇黄十三家”和明军力量相对来说都比较弱小，张献忠大军进入到四川能很好的掌控局面。
不久张献忠便率部众经常德、澧州，北上湖北荆州、夷陵，汇合活动于这一带原革左五营首领老回回马守应的余部，随后沿江而上。大西军“越下牢、渡三峡，如无人之境”。于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春天，正式进入四川。
四川，地处长江上游，民丰物殷，素有“天府之国”的美称。地理上则东有三峡之险，北有秦岭之阻。历史上蜀汉、成汉、前蜀、后蜀、明夏等政权先后割据蜀地，即所谓“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定蜀后定”。
张献忠率部进入四川后，首先于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二月，攻陷万县，迫使明朝总兵曾英退往涪州。在万县休养生息三个月后，张献忠又率大军相继攻下涪州和川东重镇重庆，并俘斩明朝宗室瑞王朱常浩、四川巡抚陈士奇等人。攻陷重庆后，张献忠一面留下部下刘廷举率兵马驻守重庆，一面又马不停蹄，亲率大军分水陆两路直取成都。
成都一直是明朝蜀王一系的等地，经过两百多年的积攒，蜀王府的财富已经到了一个惊人的程度。按理说手握这滔天的财富，安心做一个藩王也挺好。但是此时的蜀王朱至澍听闻京师失陷，崇祯皇帝自缢以后。居然起了一个不切实际的想法，他竟然授意四川百官拥戴他做监国，然后登皇帝之位，但是这一想法被四川巡按刘之渤以蜀王世系太远反对而作罢。于是等张献忠率大西军进入四川之时，面对四川官员要求其出钱募兵的要求，朱至澍当然不肯。等到重庆被攻破，同为宗室的瑞王朱常浩被杀，朱至澍惊慌之下想要携带家眷财货出逃被地方官员阻拦，无奈之下才同意出钱募兵，但此时已为时已晚，八月初五大西军进抵成都城下，初九日便破城而入。城破之后蜀王朱至澍和蜀王妃以及新任四川巡抚龙文光、总兵刘佳胤自杀。巡按刘之渤被擒，面对劝降他不为所动，于是也被处死。张献忠又封蜀王世子为太平公，但不久又被他下令诛杀，同时张献忠下令“凡王府室支，不分顺逆，不分军民，是与朱姓血脉牵连者，尽皆诛杀。”
明朝四川地图
成都失陷之后，张献忠继续分派众将，攻取四川各处州县。四川各地大都望风而降。不久之后，除遵义、石柱和黎州两土司之外，整个四川都被大西军控制。
其实在大西军进入四川之初，张献忠用的还是大顺政权的“永昌”年号，在名义上臣服于李自成。但是等到李自成以明朝降官黎玉田为四川节度使，并派他和降将马科来取四川，进驻绵州，流露出染指四川的意图。同时张献忠又听闻李自成在北方战败的消息，那么张献忠便再也不能忍受了。张献忠先派大将张能奇（艾能奇）前去征讨，结果久攻不克。于是他便亲统大军将马科所部击败，将其赶回陕西。随后张献忠又派大将张定国（即李定国）率兵攻取大顺军占据的汉中府，但是张定国却被被汉中守将贺珍击败。
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十一月十六日，张献忠在成都称帝，建国号“大西”，改元“大顺”，以成都为西京。
政治上以“汪兆麟为左丞相，严锡命为右丞相”。胡默为吏部尚书，王国麟为户部尚书，吴继善为礼部尚书（不久处死，以江鼎镇代替），龚完敬为兵部尚书，李时英为刑部尚书，王应龙为工部尚书。并颁布新的历法《通天历》，同时开科取士，选拔人才，任命地方官吏。
在军事上，大西政权效仿明朝设五军都督府，中军王尚礼，前军王定国，后军冯双礼，左军马元利，右军张化龙。又分兵一百二十营，命孙可望为监军节制文武平东将军，监十九营；刘文秀为挂先锋印抚南将军，监十五营；李定国为安西将军，监十六营；艾能奇为定北将军，监二十营。又以王尚礼为提督御营，窦名旺为提督皇城都指挥，王复臣、王自羽为水军左、右都督。
经纪上，铸“大顺通宝”通行四川。并对辖境百姓宣布“蠲免边境三年租赋”，同时效仿大顺军实行“取富户追赃”的政策。
张献忠
大西国在进入四川之初，任用了大量蜀人为官，之后还通过开设科举，拉拢了大量的蜀地知识分子。所以在张献忠立国初期，四川之地还相对稳定。但是因为大西军在进入四川后，仍然实行追赃政策，同时又“搜求仕宦及起送卫所世职，皆杀之”，那么四川的官绅地主便不可避免的心生二意。等到南明弘光朝廷在南京成立，又任命四川宜宾人樊一蘅为川陕总督；四川巴县人王应熊以大学士兼兵部尚书总督川、湖、云、贵等地之后，四川当地的官绅地主和残存的明军旧将仿佛有了主心骨一样，纷纷私下串联，密谋反叛大西朝廷。
樊一蘅和王应熊到任以后分别坐镇遵义和川北地区，利用自身威望和川人身份，频繁联系四川当地的士绅地主和明军旧将，“皆恢复之任，号召诸路官兵义旅，响应云合。”同时王应熊计划依靠贵州的兵力和军饷，并收拢明朝败军，地方武装，由綦江、纳溪北上；同时命令云南巡抚率军沿建昌、毕节一线推进；川陕总督樊一蘅则提兵转入川北，夺取保宁（今阆中县）、顺庆（今南充）一带，从北面牵制大西军。他还上书建议南明弘光朝廷令湖广巡抚占领荆州，防止大西军顺江东下，袭扰湖广；又令郧阳巡抚则沿大昌、大宁、达州、东乡一线进军川东北地区；至于偏沅总督和巡抚则率本部士卒由东南面封锁进出四川的道路。
大西大顺二年春（南明弘光元年、公元1645年），明朝总兵曾兵率军击败大西军重庆守将刘廷举所部，一举夺回重庆城。张献忠听说后，立即派大将张文秀（刘文秀）率大军去夺回重庆。但是张文秀依旧不能取胜。重庆城乃是四川重镇，它的失守，使得大西军的威望大减。川南、川西地区的一些明军将领也纷纷趁机割据一方，拥兵自守。一时之间，形势往着不利于大西军的方向而走。乃至于出成都城百余里之外，都有明军活动。
而这时候张献忠又怨恨蜀人多叛，被左丞相汪兆麟所利用做出了一系列错误决定。如大顺两年（公元1645年），张献忠以举办“特科”为名，聚集各地读书人五千多人于成都，到齐后却找了一个借口全部杀光，这便是历史上有名的大慈寺屠戮士子事件。同时张献忠还分派军队，去所属各州县去屠杀老百姓，即所谓“除城尽剿”，甚至连都城西京（成都）的居民都在除城尽剿的范围之内。如此种种政策，使得大西军民心尽失。最后不得已之下，张献忠便准备烧毁成都，撤离四川另谋出路。
而此时整个北方局势却为之一变，大顺永昌皇帝在山海关战役被清吴联军击败之后，在北京草草举行登基典礼后，旋即被败退回西安。取大顺而代之的大清朝，自入关初始便定下了“继鼎中原”的国策。
于是等李自成的大顺政权和南明的弘光政权相继灭亡之后，清廷注意力不可避免的落到了张献忠和大西军的身上。
清顺治二年（大西大顺二年、公元1645年），在张献忠两次拒绝清廷陕西总督孟乔芳和湖广总督佟养和招抚，并处死准备叛降清朝的大西川北巡抚吴宇英之后。清廷摄政王多尔衮于同年十一月命驻防西安内大臣何洛会同固山额真巴颜、墨尔根、侍卫李国翰统兵前往陕西，“会剿四川，征讨叛逆”。但是此时陕西的抗清形势也是蓬勃发展，贺珍、赵荣贵、孙守法等前明旧将纷纷起兵抗清，何洛会所部一时之间便被牵制在陕西，无暇顾及四川。
清太宗皇太极长子豪格
于是清廷又在顺治三年（大西大顺三年、公元1646年）派出肃亲王豪格为靖远大将军，同衍禧郡王罗洛宏、贝勒尼堪、贝子满达海、吞齐喀等统率大军，再次征讨陕西、四川。豪格抵达陕西先击败孙守法、贺珍、武大定等人，又击退从湖广进入陕西的刘体纯，迫使其撤回湖广。同时招降蒋登雷、石国玺、王可成、周克德等将领，不久陕西即宣告平定。同年十一月，豪格在陕西略定后，又率大军在原大西军骁骑营都督刘进忠的接应下，迅速进入四川。
此时的大西皇帝张献忠已经撤离成都，驻扎在西充境内。十一月二十六日清军从大西军俘虏口中得悉张献忠的大营驻扎在西充县凤凰山下。清军统帅肃亲王豪格于是密令昂邦章京鳌拜、固山额真准塔等率领八旗精锐充为先锋，他本人则带着满、蒙军队随后出发。清军“衔枚疾驱，昼夜行三百里”，于二十七日抵达西充凤凰山下。而大西军却对清军的行动一无所知。等到清军已经出现在眼前，张献忠才带着少数护卫出营侦察。出营后张献忠与清军隔着一条叫太阳溪的水沟相遇，突然一箭朝其飞来，张献忠猝不及防之下被射中左胸，当即坠马而死。清军乘势冲杀，大西军由于突生意外，全军混乱，根本进行不了有效的抵抗，所以被清军打得大败，死伤兵马数万名，损失骡马达一万二千余匹。其余将士在张可望、张文秀、张定国、张能奇等张献忠四义子的率领下，向南撤退，经重庆、遵义转入贵州。后来在云南建立了四将军政权。不久又在天下危急存亡之际。联合南明永历朝廷共同对抗清廷的进攻，从而衍生一连串可歌可泣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