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想到，铁骨铮铮的黄克诚大将，竟然向101求助过？101对他的求助，又是作何答复？黄克诚在1959年出事，完全是“自找”。他完全可以置身事外，不仗义执言，不跟彭总“站一块”，不少人试图拉过他一把。
庐山会议时，黄克诚跟周小舟等人私底下说：“我黄克诚还算一个敢发表意见的人，现在也不敢说话了。”事实上，黄克诚还是那个黄克诚，要他发表意见时，他从不推脱，更不会不敢。谭震林曾劝他，跟大家一块暂避锋芒，一起批判。他不愿，并与谭震林爆发了十分激烈的争论。
黄克诚在组会上，阐述了自己的观点，言辞虽然不如彭总犀利，但明显是表态支持彭总意见的。黄克诚这样做的最主要理由，就是他忧心当下局面造成的粮食短缺问题。几亿人缺粮吃，这可是个不得了的大问题。
会议上说把全国粮食产量调整为7000亿斤，根据是6亿人口，人均产粮过1000斤。这个说法，让黄克诚忍不住想拍桌子：“这个数字不符合实际情况。”
就是101被当作“救兵”上了庐山，彭总“跌倒”已成定局，黄克诚依旧不肯“服软”。当时有位重要领导人，两次主动找到黄克诚谈话，表示自己愿意帮助他摆脱困境，只需要他对彭总展开“反戈一击”。
黄克诚十分平淡地拒绝了：“‘落井下石’的前提是有石头，可是我连一块石头都没。诬陷别人，解脱自己的事，我是不会做的。”
在庐山上，黄克诚偶遇过彭总一次。彭总见他眉头紧锁，趁着周围没有人，出声劝他别太紧张，更别太悲观。简短的两句话讲完，他就走开了。庐山会议结束，军委扩大会接着开，之后黄克诚便一直赋闲在家。
1961年国庆，黄克诚获批上天安门观礼，毛主席主动向他走来，说：“你的来信我收到了，我很高兴。”之后，毛主席又跟他聊起蒙哥马利、斯诺等人来华的事情。黄克诚抓住机会，提出自己想做点工作，毛主席说可以，并征求他的意见：“想回军队工作吗？”
彼时的黄克诚，经历过上下庐山的“痛批”，哪还能回军队，哪还敢碰军队的事。他说自己想做调查研究的工作，给人家做参考用。毛主席点了点头，没再说话。
1962年9月，因彭总的八万言书，风波再起，黄克诚被牵连进去，遭专案审查，但日子还算好过，有时看书读报，有时跟人下棋闲聊，虽未剥夺人身自由，自己却选择闭门不出。最后，毛主席在黄克诚的审查情况上，批示八个字：“不作结论，寄予希望。”
1965年9月，毛主席委托杨尚昆，安子文代表中组部，一同来找黄克诚谈，说组织决定派他去山西做副省长。黄克诚听到这个消息时，大喜过望，他忙了大半辈子，突然就闲了下来，而且一闲就是6年时间，都快要疯了。毕竟不是每个人都像刘伯承元帅那样。
但很快，黄克诚就隐隐感到不对：安子文催促他离京，而且是能有多快就多快。当时临近国庆节，黄克诚想节后再走，但安子文一定要他节前。黄克诚感到有些奇怪，但没有多说什么：毕竟他也想工作。
几乎是收到通知的当天，黄克诚就雷厉风行地收拾完东西，把该送的东西送了，该捐的东西捐了，房子里的东西全部清空——交还公家，他似乎做好不再回京的准备。可接下来的形势发展，其凶险程度远远超乎了他的想象。
到山西后，黄克诚几乎跑遍了地方县，有车坐车，没车骑毛驴。1966年5月底，一场新的风暴正在酝酿。当时他以为这事跟自己没多大关系了，毕竟自己的问题经过长期审查、受过历史考验了，这次应该不会再追究。
很快，黄克诚发现自己错了，错得还很离谱。1967年1月1日，一群来自北京的大学生，气势汹汹地把黄克诚带走。回北京后，他就被关了起来，先是被一些年轻人审查，后被专案人员审问。
因为这些人的不礼貌，黄克诚常常跟他们吵架；有时出现侮辱行为，他还会奋力反击；尽管他年老体弱，对方身强体壮，他还是要自讨苦吃一下，拼了命地打，打不过也打。
打到后面有一天，十多二十个彪形大汉，突然出现在黄克诚的审问室，且二话不说，有两人一左一右控制住他的双臂，让他动弹不得。黄克诚见情况不对，奋起反抗，一只手挣脱开束缚，然后抓起桌上的茶杯，猛地往自己头上一砸。顿时，黄克诚头上鲜血直流，人也失去知觉，休克过去。
这帮人没想到黄克诚如此刚烈，宁死不愿被折辱。他们见主角都昏过去了，也就各自散开，打算下次再来。苏醒后的黄克诚，气愤地给101写了封信。这是一封求助信，也是一封控诉信——控诉审查人员的手段酷烈不人道。
里面有一句是：“他们根本不懂历史，不懂旧社会，不能理解我们的路是如何走来的。”
当时还是有好人的，黄克诚到底是开国大将老革命，不是每个人都敌视他，觉得他很坏。他把信偷偷交给哨兵，让哨兵送到北京军区司令傅崇碧手上，再送交101。信没有得到直接回应，但黄克诚很快就没再受到酷刑般的审讯，审讯方式改为说教、劝供。
说到底，黄克诚之所以给101写信，是因为当时的他认为彼此不是你死我活的阶级敌人，他认为101跟自己一样是个革命20多年的老同志。101似有似无的援手，也是因为读过黄克诚的信，产生了共鸣才出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