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苏联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斯大林元帅逝世不久，赫鲁晓夫当选为“苏共”中央第一书记。随之，苏联国内的形势、对外的关系发展都在变化着。
接掌“苏共”领导大权的赫鲁晓夫在审视、处置对外关系时，想到了已经绝交多年的、曾经的苏联“盟友”南斯拉夫。他认为，应该尽快修复苏联和南斯拉夫的关系，并打算以一种新的方式与南斯拉夫建立起国际大家庭成员的关系，进而重新控制整个东欧。
基于这种思考，1955年，经过充分准备的赫鲁晓夫信心十足地率领苏联党政代表团抵达贝尔格莱德，对南斯拉夫进行友好访问。
过程中，赫鲁晓夫努力营造一种轻松、自由的访问氛围。在谈及苏联与南斯拉夫以前的“恩恩怨怨”时，赫鲁晓夫故作大度地为苏联的“不当之处”，向南斯拉夫总统铁托表示歉意。但是，铁托始终表情严肃，几无笑容。
两位不同国家共产党领导人的交流有些尴尬乏味，苏联、南斯拉夫两国代表团之间的会谈也是迟滞不畅。
最终，在赫鲁晓夫接受了铁托提出的所有原则性要求的前提下，苏联、南斯拉夫双方发表了“联合声明”。这一声明，后来被人们称之为《贝尔格莱德宣言》。
约瑟普?布罗兹?铁托
在声明中，苏联明确表示同意铁托总统提出的“国内改革或社会制度差别的问题、采取不同方式发展社会主义的问题，是完全属于各国自己的事情”的政治观点。而且，苏联按照铁托的建议，由双方政府首脑签署了“联合声明”，而不是由党的领导人出面进行。因为，在铁托看来，这是两个独立国家间达成的“协议”，而不是两个共产党之间谈判的结果。
铁托的这一做法，堪称共产主义世界中的里程碑性的贡献，也是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首创。
通过此次送上门的外交活动，铁托使苏联承认了南斯拉夫的主权独立。而且，他当着苏联人的面，极力倡导“一切社会主义国家平等相处”的原则。这在理论上，挑战了苏联在共产主义世界的无上权威。
苏联人没有反对，几乎全部接受了访问期间铁托总统的要求、观点。苏联人何以如此“顺从”铁托？
就之后的苏联对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采取的军事行动来看，恰如铁托的预判，这只是苏联的无奈之举，是针对南斯拉夫的特殊政策。
苏、南双方恢复联系不久，苏联主持组建的“共产党情报局”在铁托的提议下解散了；南斯拉夫和苏联为首的众多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合作关系又恢复、发展起来了。
约瑟普?布罗兹?铁托?
虽然与社会主义阵营“老大哥”苏联化干戈为玉帛了，但睿智的铁托清楚地知道，南斯拉夫和苏联由于意识形态的差异，不可能成为真正的盟友。再者，与西方已经建立起来的外交关系也不过是时势使然，不能指望长久存在。这一立足南斯拉夫未来的、居安思危的深度考量，令铁托产生了国家之间可以构建新型外交关系的灵感——“不结盟”！
纵观世界大势，铁托认为，所有不承担“条约义务”的国家以及所有不愿意参加任何“大国集团”的国家，可以组合在一起，形成自己的“团体”，为维护世界和平而努力奋斗。随之，铁托进一步整合、研判自己对国家间的新型外交关系的构想，并努力将其实践于国际关系之中。
从1958年开始，铁托在十年的时间里，访问了三十多个国家。每到一个国家，他都大力宣扬“不结盟”的外交思想。因而，他的出访活动，受到了被访问国家的广大民众的热烈欢迎。
铁托广泛而富有成效的访问活动，尤其是他的国家间应“和平共处”、地位均等，不应有大小强弱之分等观点，缩短了南斯拉夫与世界不同国家人民的距离，使其迅速成为人们所熟知、尊敬的国家，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国际威望和地位。同时，也促进了南斯拉夫与这些国家的经济交流协作、商业活动开展。
在频频出访他国的同时，铁托还把部分国家领导人邀请到自己的国家，共商彼此“和平相处”的方式、途径。
1961年，铁托把非洲地区举足轻重的领导人、埃及总统纳赛尔和对亚洲政治有着一定影响的印度总理尼赫鲁邀请到了他在布里俄尼岛的住处。纳赛尔、尼赫鲁应邀而至后，铁托与他们就在国际关系中践行“积极的和平共处”的外交原则的可能性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细致地探讨、论证。接着，在铁托的大力倡导、呼吁下，纳赛尔、尼赫鲁及印尼的苏加诺、加纳的恩克鲁玛等亚非国家领导人一起，以“积极的和平共处”为纲领，把一些不参加“大国集团”的国家组织在了一起。
第一次“不结盟会议”
经过铁托的不懈努力，1961年9月，在南斯拉夫首都贝尔格莱德召开了第一次“不结盟会议”，共有二十三个国家参加。1964年，第二次“不结盟会议”又于埃及首都开罗胜利召开。此次会议，与会国家增加到四十七个。
截止1986年，因“不结盟”外交思想，而引发的“不结盟运动”的成员已多达一百零一个国家。
就这样，铁托凭借自己卓绝不凡的政治才能，使自己首倡的“不结盟”成了世界外交活动史上的一大靓丽的风景；使南斯拉夫成了“不结盟运动”的实际领导者；使南斯拉夫成为了既不属于苏联阵营，也不属于美国阵营的、当时的广大弱小国家的领袖。
于是乎，南斯拉夫在世界政坛上获得了巨大成功，拥有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世界声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