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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度茅台杯人民文学奖颁奖典礼上，贺捷生的《父亲的雪山，母亲的草地》斩获优秀散文奖。
贺捷生表示：“这次获奖是一次意外之喜，我写的就是父母当年的经历。”
贺捷生的父亲是贺龙元帅，母亲是蹇先任。父母便是她写不尽的作品素材。
蹇先任和贺龙的女儿呱呱坠地，当时正在前线指挥作战的贺龙率领部队打了胜仗，他高兴地让萧克这个文化人给起名字。萧克想了片刻后，说道：“你姓贺，孩子一落地我们就打了胜仗，名字就叫‘捷生’，如何？”
贺龙一听，高兴得直点头。
贺捷生出生19天后，便跟着部队走上了艰苦卓绝的长征之路，并顺利来到了陕西。
然而，抗日战争爆发后，父母因革命工作忍痛将女儿送回到老家湘西抚养。临走前，贺龙亲昵地摸摸女儿的头，对送她的同志千叮咛万嘱咐说：“捷生的姓什么都姓，但名字绝对不能改。”
就这样，年仅2岁的贺捷生从此便离开了自己的父母，在乱世之中坚强地活着。直到1950年，她才回到了已经是西南军区司令员的父亲身边。
其实，抗日战争胜利之后，蹇先任便在报纸上刊登过广告寻找女儿的下落，但遗憾的是，贺捷生当时并没有看到它。得知这条广告的存在时，贺捷生已经78岁了。
1955年，贺捷生考入了北京大学历史系，后来到了青海支教，在青海民族学院教书。期间，贺捷生十分低调，知道她是贺龙之女的人很少。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因父亲案件的影响，贺捷生一家人也受到了冲击，此后几年间，贺捷生过得相当艰辛。但她始终坚信自己的父亲忠诚于自己的信仰、领袖和人民。
1959年庐山会议后，贺龙被任命为国防工业委员会主任，积极领导我国国防工业建设。1964年初，贺龙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并同叶剑英、罗瑞卿在军中组织了大练兵运动，受到了毛主席高度称赞。
1965年底，罗瑞卿受到冲击，被解除了在党内外的一切职务。紧接着，贺龙便成为了下一个被打击的目标。他的处境变得十分危险。
在周总理的关心下，贺老总和夫人薛明住进了西花厅。这一时期，贺老总天天看着周总理早出晚归，十分操劳，心疼不已。
1967年，形势的迅速发展已经不允许贺老总继续住在西花厅了。于是，周总理安排他和薛明秘密住到了位于北京西郊的象鼻子沟。
谁都不曾想到，这次是他们最后一次见面。
最初来到象鼻子沟时，周总理也经常派人联系，关心他们的生活，并表示到秋天来接他们。但这一年秋天，周总理却失约了。
贺龙深知周总理的为人，知道他不会说话算数，他意识到周总理一定遇到了难处。为了了解周总理的情况，贺龙每天都要仔细翻看报纸，企图从里面找到一些消息，但始终毫无所获。
1967年9月13日，贺龙专案组正式成立，关于贺龙的一切事宜全都交给了专案组，周总理被迫中断了与贺龙的联系。
此后，贺龙和薛明平静的生活被彻底打破，遇到的麻烦也越来越多。专案组收走了被褥和枕头，又借口缺水每天只给他们提供一小壶饮水，吃食也越来越少，身上穿的衣服补了又补。
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中，贺老总的身体状况也越来越糟糕，需要看病。专案组很不情愿地为他找来了医生，结果该医生既不好好询问病情，也不做检查，只胡乱开了些药，吊了葡萄糖便走了。
贺老总见状，对妻子说道：“要小心他们，他们是要把我害死。”
贺龙的怀疑并非空穴来风，毕竟医生竟然给有着严重糖尿病的他吊了葡萄糖。
1969年1月，贺龙每天要吃的药被没收，专案组还强制让他们搬了家，离开了周总理为他们安排的住房。
6月8日，贺龙的身体越来越糟糕，病情加重，仅一个早上就吐了三次血，专案组终于在9日上午9时把他送进了医院。但贺龙住进医院后，竟然没有医生好好为他治病，就算有医生要给他用药，也都是些无关病症的药剂。
6个小时后，在住处焦急等待丈夫消息的薛明却被通知赶往医院。到了医院，她才知道贺龙已经去世的噩耗。
第二天，专案组召开会议，特意交代要在贺龙的死亡报告上“写得详细”，表示“医生已经尽到了责任”。
贺龙去世后，遗骸便被悄悄火化，既没有战友送别，也没有举行追悼会。
同年11月下旬，贺龙夫人薛明的处境并没有因丈夫的逝世而好转，相反，她被安排到了贵阳的一个军队干校，并有专门的人监视她的一举一动。
当时，薛明也患上了疾病，但她却还要被逼着每天进行繁重的劳作。尽管处境艰难，但薛明的求生意志十分坚定。
1971年9月，周总理多次指示，安排人寻找薛明的下落，最终在贵州找到了她。10月，周总理将她接回北京，这时，一家人才再次团聚。
1972年，根据毛主席指示，在周总理的主持下，不少干部纷纷被解除监护，恢复了自由。但关于贺龙的定论却迟迟没有改变的迹象。
直到1973年12月，毛主席明确表态“贺龙搞错了，我要负责呢。”在贺龙一案上，毛主席进行了自我批评，以此为起点，为贺龙平反的工作才终于展开。
1974年4月18日的凌晨，华国锋来到国务院会议厅找周总理。一见面，周总理便直接交代他说：“复查贺龙的案子就交给你负责了。”
话音刚落，便有工作人员进来将一包材料送到了华国锋手中。
华国锋仔细看完了这些材料后，便有了大致的调查切入点。此后，在华国锋调查的过程中，周总理经常向他询问案件进展，并提醒他查找证据时的注意事项。
贺龙一案的复查是在毛主席和周总理的关心下进行的，因此，当初不少跟风乱写材料的人开始重新实事求是地反映情况。
同年9月4日，毛主席询问贺龙案件的调查情况时，催促道：“搞好没有？不要核对材料了。”从这里可以看出毛主席对贺龙的绝对信任。
十天后，关于贺龙案件的情况终于被彻底查清楚。9月29日，中央正式下发了为贺龙恢复名誉的通知。至此，加诸在贺龙生前身上的种种“罪名”终于被洗清。
虽然贺龙的问题被查清楚了，但他的遗骸却仍然不知所踪。
1975年，贺捷生给毛主席写去了一封信，信中，她写到了自己对父亲的无尽思念，其中充满真情实感的文字令毛主席一度感动落泪。他也想起了当年大家一起并肩作战的经历。
最后，贺捷生在信中向毛主席提出了一个请求：“希望中央能够帮忙找到父亲的遗骸，并安葬好。”
毛主席看完信后，立即在上面批示了“同意”，并交代工作人员要尽快解决。
实际上，贺龙被恢复名誉后，贺捷生等家人就已经开始关心父亲骨灰的安置情况。但由于当时特殊的环境，加之中央本身也很复杂，才一再推迟。
收到毛主席的回复后，贺捷生激动得泪流满面。
中央政治局经过研究后决定，在1975年6月9日，即贺龙逝世六周年纪念日当天，举行骨灰安放仪式。
既然要举行骨灰安放仪式，那就要先找到贺龙元帅的骨灰。在当时混乱不堪的情况下，贺龙的骨灰究竟在哪里呢？
贺龙去世后，驾驶员张克安、八宝山殡葬处的副处长彭志刚和火化场副主任王锋奉命执行火化遗体的任务。三人运上遗体后，便立即开往八宝山。
一下车，他们便看到有几名军人在门前等待着。在这几名军人的指挥下，三人将遗体放上了火葬的轨道车，然后便被要求离开。临走前，他们还一再被告知绝不能将此事告知任何人。
于是，在火化车间负责火化的同志在火化完成，取出骨灰将其放进骨灰袋中后，便被这几名军人带走了。至于目的地没有人知道。
几天后，有两名军人带着贺龙的骨灰来到了老山骨灰堂业务科办理骨灰存放手续。这个骨灰的身份资料上只写着“王玉”二字，编号为34号。
此后，贺龙的骨灰便被一直安放在这里，无人问津。
直到1975年，在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指示下，中央才找到了贺龙的骨灰。由于当时负责火化遗体和安放骨灰的人互不认识，互不知道对方的任务。因此，为了找到骨灰，破费了一番功夫。但幸运的是，找到了。直到这时，老山骨灰堂的工作人员才知道，原来那个编号为34，多年没人来认领的骨灰盒的主人是大名鼎鼎的贺龙元帅。
1975年6月9日，贺龙的骨灰安放仪式当天，原本病重的周总理不在出席的名单之中，但他还是坚持前往参加。在贺龙的遗像前连续七鞠躬，并致悼词。
贺龙的女儿贺捷生在后来长期从事军史整理和研究工作，渐渐地，她对自己的父母也有了更深入地了解和认识。与此同时，她也一步步走进了自己的家族，随着了解越来越深入，她越来越觉得自己有责任、有义务当起这个家族的代言人和诉说者。
此后，她以真实经历和历史史实为素材，创作出了大量具有重要意义和广泛影响力的作品。
参考资料：世纪2014年4期、中外书摘2016年5期、党史博览2011年2期、共产党员（辽宁）2010年20期、博览群书2021年8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