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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6月，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邓小平正式对外宣布：
“中国政府决定，人民解放军减少员额100万。”
消息一出，震惊全球。外媒更是形象地报道称，
“邓小平轻轻伸出的一根手指头震惊了世界。”
当时，在中国南部，越南军队不断蚕食、试探中国底线，北边，苏联军队陈兵百万，重兵压境。在这样的形势下，中国军队却要裁军百万，这无异于平地惊雷，但同时，中国也向世界传递出了一个十分明确的消息：未来，中国将一心一意求和平求发展。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受周边国际形势影响，我军总兵力一度扩大至400万人。上世纪六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军队建设用“一片混乱”来形容也毫不为过，军队总数甚至一度达到600多万。
1975年，邓小平第二次复出后，便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军队中“臃肿不堪”的问题，但随着他再次离开核心领导岗位，为军校“消肿”一事也不了了之。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正式复出，并重新开始酝酿军队建设问题。
进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提到我军的军队建设，一个绕不开的话题便是对越自卫还击作战。
在这次作战中，我军雷厉风行，“用牛刀杀鸡”，仅用一个月便结束了战斗，这表明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但打胜仗不代表军队没有任何问题。
相反，在过去十年遗留的问题对我军战斗力的影响仍然存在，如昆明军区内，派系斗争就相当激烈。此外，在具体作战过程中，暴露出的问题就更加突出了：出现了军队建制打乱的情况，尤其我军在后撤途中，组织得十分混乱。为此，总参特意发了通报，要求后续部队在撤退过程中要做好火力交替掩护，有序组织部队后撤。
自抗美援朝结束后，我军已经有几十年没有过实战经验，在和平环境中成长起来的新一代解放军，在对越还击作战中暴露出来的问题引起了中央军委高度重视。
战场才是部队真正的试金石，因此，邓小平在1980年的军委会议上，再次一针见血地直戳痛点：“如果我们面临的是更强大的对手，不是像对越自卫还击作战这样的事，我们军队的战斗力还可靠吗？”
通过在对越还击作战中暴露出的问题，邓小平决定进一步推进军队改革。
1981年9月，人民解放军在华北某地举行了军事演习，邓小平连续五天观看了演习。期间，面对其他同志的兴奋，邓小平则显得十分平稳深沉。
军事演习结束后的第二天，邓小平在讲话中重点提到了军队的“现代化”、“正规化”和国防的“现代化”。此后一段时间里，邓小平在每次军事会议上，都会重点提及与“军队消肿”有关的话题。
对于沿袭了几十年的中国军队体制，想要“消肿”谈何容易。因为自1975年以来，军队就已经经过4次精简了，但每次都会出现反弹。但这次，邓小平是下了很大决心要做成的。
1984年9月30日，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杨尚昆将裁军50万的方案送到邓小平手中，当邓小平看到50万这一数字后，当即表示：“裁军的力度还是小。”
同年11月，邓小平出席了各大军区、单位的最高军政首长参加的座谈会，会上，他作了重要讲话，时间长达90分钟。就军队中的很多敏感问题直接摊开在众人面前，包括军队高层领导老化等问题。
最后，他明确提出了裁军百万的方案，并表示“这个得罪人的事我来做。”这就意味着给军队“消肿”要提上日程了。
1985年6月，邓小平在精简整编方案上签字，武汉、福州、昆明、乌鲁木齐等军区被撤并，原来的11大军区减少为7大军区。
在正式的命令下达前，军中很大一部分人都认为昆明军区将会保留下来。而根据军委的初步方案，很有可能将成都军区撤并，组成新的昆明军区。之所以这样想，一方面是因为昆明军区的前身是原二野的部队，另一方面是因为当时昆明军区还承担着对越自卫还击作战的任务。
但最终的结果却出乎所有人预料，昆明军区被撤销，并于8月30日停止办公，开始为撤并工作做准备。
作为二野的老政委，为了军队建设的长远利益和国家整体战略利益，他果断拿昆明军区开刀。消息一出，军中深受震撼，全体干部、战士们真正感受到了邓小平裁军的决心有多坚定。
1987年4月，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徐信正式宣布“中国人民军队的精简整编任务已经基本完成。”
这不仅意味着解放军员额减少了一百万，更标志着调整后的军区，其独立作战的能力得到了明显提高，战役纵深扩大。
在这次百万大裁军中，除了昆明军区被撤并，曾发挥着重要战略作用的福州军区也被裁撤。
1956年，鉴于台海局势的发展变化，我军成立了福州军区，且其战略地位相当高，曾一度处于战备的状态。
然而，到了八十年代，随着沿海局势逐渐稳定，福州军区的战略地位也开始下降。在这一背景下，中央军委决定裁撤福州军区，并入南京军区。
时任福州军区司令员的江拥辉收到命令后，强忍悲痛，积极配合开展撤并工作，妥善安置退伍官兵，做好善后工作，直到顺利完成交接工作。
在这一过程中，一些同志曾劝江拥辉可以找中央首长谈一谈，江拥辉听后断然拒绝，他明确表示“无条件服从命令。”对于军中不少干部、战士不理解的声音，他耐心开解，说明裁军的重要性。在江拥辉司令员和政委傅奎清的领导下，福州军区的撤并工作得以顺利完成。
撤并工作完成后，江拥辉和傅奎清来到北京向中央作了汇报。当时，组织原本打算继续留用他们，安排他们在南京军区任职。
江拥辉听后，则婉拒了这一命令，他表示：“应该给年轻同志提供更多机会。”
就这样，江拥辉主动提出退休，并得到上级批准。而政委傅奎清年纪比江拥辉小，便服从组织安排，继续留在军中参加工作。
傅奎清擅长政工工作，战斗经验也相当丰富，在新的时代背景下，虽然军队建设要向现代化发展，但并不意味着要抛下过去的一切，尤其是我军的优良传统。有傅奎清这样的老将坐镇军区政工工作，无疑令人放心。
在南京军区任职期间，傅奎清狠抓思想政治建设，深入基层大力推广军区英模单位的建设经验，在重视我军优良传统的同时，他还顺应时代变化，总结新时期部队政治思想工作的新经验，将其运用于部队实际工作中。
1988年，傅奎清被授予中将军衔，这是组织对他工作的肯定和认可。
1990年4月，傅奎清主动申请退休，过上退休生活他，不仅继续关注着国家、军队建设，而且还经常深入学校、部队等企事业单位，宣传红色战斗精神。
在百万大裁军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中，正因为有无数像傅奎清、江拥辉这样的干部以国家、军队利益为先，才会使得这一震惊中外的裁军顺利完成。
参考资料：百年潮2015年12期、齐鲁周刊2016年2期、文史博览·文史2015年10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