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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色起义：红七军的诞生
1929年12月11日，在广西百色，清晨的微光刚刚洒在田野上，数百名红军和农民已经聚集在市中心，气氛紧张而沉闷。这一天，他们计划发动一场起义，意图推翻国民政府在此地的控制。起义的筹备是秘密进行的，但消息传递迅速，吸引了周边地区的农民和工人。
随着天色渐明，韦拔群、张云逸和李明瑞等领导人相继到达会合点。韦拔群身穿简朴的军装，面容严肃，他检查了聚集人群的装备和准备情况，确保每个人都明白即将执行的计划。张云逸作为军事指挥，向大家发表了短暂的激励讲话，他的声音在清晨的寒风中显得尤为坚定。
起义行动迅速展开，一群群武装的红军战士和农民在领导人的带领下，分成几个小组向当地的国民政府办公地点发起攻击。他们首先占领了警察局和政府仓库，接着是邮电局和其他关键设施。战斗虽短暂但激烈，国民政府的守军在意外的攻击下迅速崩溃。
成功占领百色后，韦拔群和张云逸迅速组织人手，建立临时指挥部，开始筹划如何巩固胜果并扩展起义的影响。李明瑞负责联络周边的村镇，传播起义的消息，鼓励更多的民众加入他们的行列。随着消息的传播，来自广西各地的支持者纷纷响应，加入到红七军的队伍中。
在紧接着的几天里，韦拔群专注于整顿和训练新加入的成员，确保他们能迅速转变为有战斗力的红军战士。张云逸则细致地制定了军事行动计划，目标是扩展控制区，同时抵御可能的国民政府反扑。邓作为政委，负责宣传和提高士气，他经常在部队中穿梭，向战士们解释起义的意义和共产党的目标。
这一系列行动标志着红七军的正式成立和运作。韦拔群作为第3纵队司令员，带领着他的队伍不断在广西乃至更广的南方地区展开活动，攻城略地。
组织调整与战略转移
1930年8月，红七军的指挥部繁忙而有序。战争的推进以及部队规模的迅速扩大使得原有的组织结构不再适应新的战术需求。在这种背景下，红七军的三个纵队进行了重大调整，改编为19师、20师和21师。韦拔群，在这次组织重组中被任命为21师的师长，负责指挥一支更加规范和有战斗力的部队。
在调整期间，师部的帐篷内，地图铺在简陋的桌子上，韦拔群与其他师级指挥官一同审视着部队的新编制。他们分配了责任区域，调整了战术单位，并根据地形和敌情重新规划了部队的行进路线和部署。每个师的装备和兵力被重新评估和配置，确保各师能够独立或协同作战。
调整完成后，红七军的主力开始了更为广泛的战略转移。9月，部队按照新的战略部署，启动了一次长距离的行军。红七军的士兵们穿过连绵起伏的山脉和广阔的河流，向着黔、桂、粤、湘、赣多个省份推进。这次行军是对新组建部队的一次严峻考验，同时也是对他们意志和体能的极大挑战。
行军中，红七军经过的村庄和小镇，村民们时而好奇地观望，时而积极地提供支持。部队在通过各地时，经常会有地方民众加入队伍，他们带着粮食和补给，有的甚至自愿担任向导，帮助红军穿越复杂的地形。行军途中，部队还要时刻警惕国民政府军的追击和地方军阀的袭扰。
1932年2月，经过长达数月的艰难跋涉，红七军终于到达了江西苏区。在这里，他们与已在苏区活动的其他红军部队汇合。苏区的红军部队已在这片区域建立了一定的基础，有着较为稳固的后勤支持和民众基础。
韦拔群带领的21师在进入苏区后，迅速与苏区的红军指挥部进行了接触和协调。两边的部队指挥官一起检视地图，交流情报，计划接下来的军事行动。21师的到来增强了苏区红军的整体战斗力，也使得红军能够在接下来的战斗中更好地协调行动，共同应对国民政府军的围剿。
苦难与抵抗：第三次围剿
1932年8月，随着国民政府对红军围剿的力度不断加大，形势变得异常严峻。白崇禧将军调集了包括精锐部队和地方团体在内的万余人，亲自策划并指挥第三次大规模围剿。这次围剿不仅规模庞大，而且策略和武器装备均较之前有了显著提升，国民政府军对苏区红军的攻势空前激烈。
红军在这种强大压力下，不得不进行频繁的机动和战术调整。廖磊，作为红军的高级指挥官，带领部队艰难应对，尝试在苛刻的条件下寻找突破口。然而，内部的背叛加剧了红军的困境。9月8日，红军营长黄家康在敌方的悬赏和威胁下选择投降，这一行为直接导致了红军在大小弄京地区阵地的失守。
大小弄京地区原是红军的一个重要据点，阵地坚固，地理位置有利于防守。黄家康的投降不仅导致了战略位置的丧失，还给红军士气带来了沉重打击。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变故，韦拔群迅速作出决定，指挥部队撤退到相对安全的弄勒峒，以避免更大的损失。
在撤退过程中，红军部队必须穿过密集的森林和崎岖的山路，同时防备国民党军的追击。韦拔群带领着部队夜以继日地行军，尽量避免与国民党军的正面冲突。而陈洪涛则带领一部分兵力转移到了弄羊山，该地区地形更为险峻，有助于遮掩部队行踪并进行游击战术的施展。
在弄勒峒，韦拔群组织红军战士加强防御，设置伏兵和警戒，以防国民党军的突然袭击。他们利用当地的地形优势，布置了多个观察哨和暗哨，确保能及时获取敌情。韦拔群还指派了侦察队深入敌后收集情报，这对于红军调整战略和规避国民党军的进一步围剿至关重要。
英勇牺牲：韦拔群的最后战斗
在1932年的秋季，红军在广西山区的生存环境异常艰苦。韦拔群和他的部队被迫在崇山峻岭之中寻找栖息之地。他们依靠山洞作为临时的营地，山洞虽然简陋，但能提供必要的遮蔽，保护他们免受敌机侦察和地面部队的直接打击。生活在山区，红军战士们的食物主要依靠采集山中的野菜和山果，这些食物虽然难以满足营养需求，但在物资匮乏的条件下，却是他们赖以生存的唯一来源。
随着国民政府军的围剿日趋严密，敌方的搜索行动也变得更加频繁和彻底。叛徒黄家康带领国民党军深入山林，对红军可能藏身的每一个角落进行搜查。他们不惜动用大批兵力和资源，只为根除这股被视为威胁的红色势力。红军战士们在极度困难的条件下，仍顽强地进行着游击战，利用熟悉的地形和丛林的掩护，与追击的国民党军周旋。
1932年10月，在这种重压之下，韦拔群决定在赏茶洞与他的堂侄韦日印会合，重新整顿和部署兵力。然而，这次会合却成了韦拔群生命的终点。韦日印背叛了红军，将会合的消息泄露给了国民党军。在敌人的胁迫和利诱下，韦日印的立场动摇，最终选择了背叛。
在10月19日凌晨四点左右，赏茶洞内的一切看似平静。韦拔群和他的亲信警卫罗日块由于连日的疲惫和奔波，沉沉睡去。就在这一刻，韦日印悄无声息地接近正在熟睡的韦拔群，他缓缓拔出藏在韦拔群身边的手枪，瞄准了他的头部。随着三声枪响划破寂静的夜空，韦拔群的生命戛然而止。韦日印随后用马刀砍下了韦拔群的首级，并将之放入背篓中。他抓住罗日块，带着这可怕的战利品，向国民党军控制的中和街进发，去领取悬赏。
韦拔群的牺牲成为了红军和当地群众心中的深重痛楚。十天后，韦拔群的战友、政委陈洪涛也在一次激烈的战斗中英勇就义。在这段艰苦斗争的岁月里，韦拔群的大家族中有24人参与了革命，其中17人在战争中牺牲，他们的牺牲凸显了那个时代的悲壮与英雄主义。
法网恢恢：背叛者的末路
1962年，一个重要的案件在柳州引起了公众和当局的广泛关注。这一年，一段尘封已久的历史被重新拉回了人们的视野。韦日印的小老婆，陈的白，被警方捕捉归案，她的身份和与历史上一起显赫的背叛有着直接的关联。
陈的白在审讯过程中，透露了许多关于1932年那段血腥背叛的细节。据她供述，当年白崇禧悬赏一万银元捉拿红军人员，但实际上，韦日印及其同伙领到的赏金远低于承诺的数额，仅有几百银元。此外，原本承诺给予的“一栋洋楼”也变成了不值钱的“一间洋楼”，显然，他们被严重欺骗和利用。
在韦日印杀害其堂叔韦拔群后，出于生存的恐惧，他改名为“韦昂”，试图逃避过去的罪行并开始新的生活。然而，不论他如何改变身份和隐藏，过去的罪行终究是无法彻底抹去的。据陈的白透露，韦日印最终被那些曾经的同谋者为了封口而杀害，这样的结局无疑是他人生悲剧的延续。
与此同时，刘治，曾是参与策划背叛的另一关键人物，也遭到了法律的严厉制裁。他和陈的白一样，被东兰县法院判处了死刑。这一判决在当地社会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人们对这段历史的正义感受到了一定的满足。然而，命运的讽刺在于，刘治并没有等到刑罚的执行，他在看守所中因病去世，这种突然的结局为他的人生画上了一个意料之外的句点。
这些揭露不仅重新点燃了当地社区对那段动荡年代记忆的讨论，也让更多的人了解到，历史的真相往往比表面上看起来更为复杂。陈的白和刘治的最终命运，反映了历史正义的一种自我修正，虽然他们最终逃避了法庭的正式判决，但他们无法逃避历史的审判。
参考资料：[1]刘金怡.壮族革命先驱韦拔群的革命历程及特点[J].西部学刊,2023(15):13-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