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来到延安宝塔山南麓的水湾山，沿着此山拾级而上，在山顶只见一座庄严肃穆的拱形石门进入视野，门框上书“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旧址”，一簇簇红艳艳的刺梅花，在窑洞墙壁外依次排开。修葺后的窑洞已褪去黄土的外表，青灰色的墙，黄白的木门框。
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旧址院内右边的6孔窑洞，这里是当年边区高等法院领导办公的地方，窑洞内陈列着简陋的办公设施，雷经天、李木庵等人就曾在此工作奋斗过，他们为边区的审判事业和新中国的法治建设作出了永载史册的贡献。内左边的14孔窑洞，是法官办公室。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广大法官们秉公办案、无私奉献，先后审理了大量案件维护了边区社会政治稳定，促进了边区经济发展。
由于当年是战争年代，陕甘宁边区时期还设有军事法庭，但下辖有一个军事裁判所，直接受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领导，处理一切军事案件，在这里的一些关于军事类人物的档案材料中，对我们印象最深刻的莫过于“原红军团长黄克功枪杀刘茜案”，此案当事人分别是红军干部和刚到延安不久的进步女青年刘茜。 两人相识不久就确立了恋爱关系。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两人在年龄、经历、性格等方面的差异逐渐显露出来。于是，刘茜主动提出解除恋爱关系，但黄克功不断纠缠刘茜，矛盾逐渐激化，最后导致他向刘茜头部和右肋连开两枪，致她当场死亡，此案在当时引起极大轰动，后经边区高等法院审理，对黄克功处以死刑、立即执行的判决。该案的档案如今存着，以警示后人。
同样，在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旧址档案存放处，又发现一份格外引人注目的判决书，上面犯罪“事实”部分写道：
许世友，系前红四方面军第四军军长，现在抗日军政大学第一队学习，因对目前斗争张国焘错误路线问题，认为中央是对红四方面军采取各个击破，对目前统一战线的新政策，……听说西路军失败，认为自己就没有出路，这次请假回家未获允许，由于以上这些错误观点出发，逐渐发展形成到政治上的动摇，遂与同学第四军副军长刘世模、政委王建安、政治部主任洪学智、前九十一师师长朱德崇、前九十三师政治委员詹道奎，组织拖枪逃跑出去打游击，分头活动军政大学中四方面军送来学习的各级干部，结果组织了卅余人，约定在四月四日晚间，各人带各人的枪，到军政大学第五队毛（茅）厕侧面集合，由许世友带二个人，在最后掩护出城逃跑，如有人追捕，即实行抵抗，许世友且主张大闹天宫并主张在山上打几枪说土匪来了，乘城内混乱的时候闯出城门，出城后在二十里堡集合，用抗日的名义，向群众派粮捐款，到陕南去打游击，此项阴谋，该犯等已着手实行，因被西北保卫局破获而未遂……
随后在判决书的“极宽大处置”部分写道：上叙（述）犯罪事实，经被告等之自白，其组织拖枪逃跑未遂的情形，与促起拖枪逃跑的动机，至臻明确，犯罪之成立，已无疑义，所应研究者，科刑之轻重而已。查被告等均系红军中高级干部，受过训练，明知组织拖枪逃跑，是违犯军队中的最高纪律，在任何地区打游击，均是破坏统一战线的行为，乃竟扩大煽动组织拖枪逃跑至三十余人，并企图在出城时如遇追捕即实行抵抗，此项犯罪，不仅客观上是反革命，即在主观上也是完全的反革命行为。
依照……规定应该判处死刑，惟查被告等革命斗争历史甚久，在革命战争中，受伤多次，至少在四次伤以上，过去在四方面军长期工作过程，缺乏政治教育，养成根深蒂固的不正确的观点；虽在军政大学训练了一个时期，但究竟一时不易纠正过来以致发生此项极严重的犯罪行为，法虽不赦，情尚可原，再查犯罪行为尚属未遂，例应减轻处罚，又被告等在羁押过程中，迭次表示悔懊，兹站在教育的观点，给被告等以自新的机会，予以极宽大的处置。
针对这件事情，建国后成为开国上将的许世友回忆道：西路军遭受重大失利，作为军级干部的自己感到非常痛心，近半个月没有休息好，病得吐血到医院住院，此时，四方面军的战友们纷纷跑到医院看望他，他们个个悲愤交加，失声痛哭。尤其是当时批判“张国焘的错误”涉及到他们，于是做出一个艰难而又狂躁的决定：离开延安，回四川大巴山去，因为那里有他们临走时留守的一支打游击的队伍，巴山游击队，司令员名叫刘子才，正是许世友的老部下。于是，许世友便秘密串联好了30多名红军团以上的干部，计划步行七天七夜通过汉中、巴山会合刘子才红军游击队。他承认一切行动计划都是自己做的，路线也是自己画的。
不过，许世友的这一行动还没有等到实施，就在准备投奔刘子才的前几个小时，原红四军副军长王建安经过慎重考虑，临时改变了主意，决定不走了，同时觉得此事非同小可，并将此事报告给了上级，随后便逮捕了准备要离开的人串联好的30多人，从而防止了事态的发展引发恶劣后果，便有了以面的那份判决书。有意思是的，这些准备跟随许世友离开延安未遂的30多人，在后来的革命战争中大都立下卓著功勋，在建国后的1955年授予开国将军。那么他们当初想要去投奔的巴山红军游击队司令员叫刘子才的情况如何呢?
刘子才，又名刘涛，安徽六安人，生于1912年，少年时学徒，当过织布工人，曾作为赤卫队员参加六（安）霍（山）起义，后随红七十三师到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一直是红四方面军的老干部，当时担任红4军12师36团团长等职务，1932年随红四方面军入川，先后任县委书记，绥定道委书记等职务， 在红军西渡嘉陵江前，根据总部的决定，刘子才所部的这个团特务连留下，并派出20多名连级干部，发给枪支500多支，组成一个独立师，刘子才担任师长。
当然，许世友之所以要去找刘子才，除了他们两人之间曾经有过合作的上下级关系之外，还有一曾他们均有共同的爱好，那便是名闻遐尔的少林功夫，刘子才，在少年时从一位少林寺云游和尚那里也学得一手好拳脚，在部队里经常教下属切磋这一功夫，有时两表演特别吸人眼球，一个圆睁双目，举棍直取，二人棍来棍往，两棍都舞得旋风一般，已分不清哪是棍，哪是人，上一棍、下一棍，左一棍、右一棍，棍棍都朝着对方的致命处打去，刘子才左架右挡，一开始便处于劣势，但明眼人一看便知他礼让三分。
刘子才少林功夫，擅长用腿，许世友擅长用拳，加上他又练就一身轻功，面对刘子才那凶狠的少林拳，左劈右挡，纵跳腾跃，博得众人阵阵喝彩。刘子才有时对手下留情，而许世友却恨不得一拳将他打倒在地。刘子才虽然处处让着，却又不会让他伤着自己。正是因为这种少林功夫，两人也就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1935年春，在通南巴创建川映革命根摇地的红四方面军，要离开根据地，为使根据地群众，在红军离开根据地仍有一块寄托希望的绿洲，因而方面军在大巴山一带组建一支留守的巴山游击队，由于刘子才既有地方斗争的工作经验，又是红军的高级干部，因此，被任命为这支队伍游击队最高领导人。
在这支红军游击队成立之时，尽管他们知道：大部队远去，孤军对付川陕数十万国民党军的进攻，要坚守住阵地，任务的份量是可想而知的……但司令员刘子才依然必胜的信心十路，他对着官兵一声“向右看齐”的口令，英姿勃勃的队伍精神饱满，斗志昂扬，方面军的领导人向全体官兵发表重要讲话：
“我们红军是柳树性格，插一枝，活一枝，插在哪里，就活在哪里，现在把你们这株游击之柳插在林舞，你们就要活在林海，战斗在林海”。大巴山脉位于中国西部，是四川、陕西、湖北、重庆四省(市)交界地区山地的总称。东西绵延500多公里，故称千里巴山，简称大巴山，是嘉陵江和汉江的分水岭，四川盆地和汉中盆地的分界线。雄浑、绵延的大巴山，溪流密布，峰峦叠翠，林海莽莽，自然风光荟萃，崖石奇特，古木参天，有似黄山瑰丽典雅，有似峨嵋飘逸秀美，有似剑门陡峭险峻，雄、奇、秀、幽相映生辉，多彩多姿，是天然打游击的好地方。
然而，红四方面军主力撤出根据地后，反动派接踵而来，军阀、豪绅、地主的统治复辟了，他们变本加厉地对根据人民和巴山游击队实行疯狂的反攻倒算“清剿”，乌云又笼罩着整个川陕革命根据地，妄图扑灭革命的火种。特别是一些军阀豪绅地主封建势力相互勾结起来，捉捕杀害红军伤员、掉队战士、苏维埃干部、游击队员、参加过苏维埃工作和参加过打土豪的群众，洗劫红属、干属和广大人民群众的财产。
面对险恶的形势和敌人的疯狂镇压，司令员刘子才沉着应战，率部每到一地，打土豪、分田地，扩大红军队伍，沉重地打击这些反动势力，震慑了那些所谓的还乡团之类，一些反动民团不敢轻举妄动，一时游击队军威大振，乘胜出击，打一仗，胜一仗，敌人闻风丧胆，豪绅地主惊恐万状。红军游击队所到之处，深受人民群众的欢迎，他们主动给红军送粮、送菜、送肉和送情报。要求参加红军独立师的人越来越多，全体指战员的战斗热情越来越高。
游击队活动在川陕交界、巴山深处的牛脑壳、岩房坪、台上、铁炉坝、焦家河、尖子山、龙神店一带，他采取避实就虚，将部队转移到巴山南麓的汉中唐家坝一带，并确定“打陕安川”的作战方针，让敌人摸不到底细，曾经打败陕西国民党38军两个团的围攻， 还多次打击反动民团的袭击，发动贫苦群众，着手游击根据地的建立，队伍发展到数千人，游击区域扩大到纵横500平方公里。
每次敌人进山“围剿”战端一开，游击队立即拔营迎战，分别活动在林海的处处险关要隘之地，隐蔽待敌。他们利用雨天进攻，夜晚出击，冰封雪锁时进行鏖战的种种战术打击敌人。敌军初入林海，不知山情水性，不谙东西南北，步步换打，处处失利，狼狈不堪。尤其在冬天，敌军死伤更加惨重。刘子才率领的游击队凭练就的一身“耐寒铁骨”，顶风冒雪天天出击。甚至在夜间，专找敌人的火光射击。致使敌军下令“灯火管制”，不准士兵生火取暖，敌军岗哨士兵也顶被盖防寒，一冬下来，敌军中仅冻死冻伤者就接近千人。
几多耕耘，几多收获。除了军事斗争的胜利之外，为了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巴山游击队还开拓市场，以极大的优惠政策和武装保护措施，吸引川北、陕南的商人到那里经商做买卖，生意做得十分红火。市场既是游击队的生活供应之所，也是交流思想感情之地，游击队常派队员到市场去唱“红军歌”，动员青少年参加游击队。游击队的诸般人杰气概，深深吸引着川陕群众。人们奔走相告:“游击队是红军的队伍，我们去投游击队!“民如子来!”“游击之柳”蔚然成林，深受辖区人民的欢迎，全体指战员的战斗热情越来越高。
司令员刘子才为培养这株“游击之柳”，审时度势，大胆典策，艰苦耕耘，像一头不知疲倦的骆驼，把游击队一步一步带到了充满希望的原野。当时，许世友等人要说要来这里打游击的时间，正这支游击队最鼎盛时期，这消息也传到了他们的耳中。
老林是营房，茅草盖身上。石头当枕头，睡呀睡得香。野菜和雪煮，口苦心明亮。……。”这是流传至今的《巴山游击队队歌》。 林海的地势辽阔，地形复杂，但每个队员都全面熟悉林海的条条山路，座座林盘。做到人人心中都有一张林海的“活地图”以利战斗时，心明眼亮，来去自如。刘子才谋于经纬，精于细微的备战措施，大大增强了他们在后来“反围剿”时的战斗延续力。一首队歌，真实再现了巴山游击队当时所处的恶劣环境，体现了游击队战士们乐观的革命精神和坚定的理想信念。游击队凭借这一带的山区，活跃在川陕交界地的茫茫林海中，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神出鬼没地打击敌人，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刘子才也因此名气很大。
接下来国共已经开始第二次合作，红军改编成八路军，并开赴前线抗日，一开始上级派原营山县苏维埃负责人何孝林从延安给游击队送来信件、书报、地图和4套八路军军服样品，通知游击队开赴延安，此时的对内外形势不明的刘子才，认为此通知与“留守苏区”“游击之柳”精神不符，提出若来一名原红四军或者红31军的老战友或上司就好办了，这样一来就耽误了开赴延安的最佳时机，可谓是错失良机。
然而，随着抗战形势的变化，国民党指挥机关迁入重庆，这支活跃于大巴山的红军游击队，剑指汉中，威胁重庆，使后来在陪都的国民党反动派如芒刺背，如坐针毡，而老将凭借大部的正规部队驻扎这一带，死活不承认巴山游击队，诬蔑是“土匪”，连连下令剿灭，还调集川陕两省正规部队南北夹击清剿游击队。尽管巴山游击队依靠群众的支持，依托深山老林和悬崖峭壁的有利地形，与前来围剿的敌人巧妙周旋，昼伏夜出、采取敌进我退、敌退我追、敌疲我打、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的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在两年多的时间里一直牵着敌人的鼻子走，先后击溃胡宗南新编第九师和川军杨晒轩师的进攻，歼敌1000余人。
但是，一支游击队哪经得起这种长时间的蘑菇战。不甘心失败的敌人依然不放过这支游击队，抽调驻防陕西的精锐部队限期剿灭巴山游击队，近万人的队伍开展搜山，敌人数量多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穷凶极恶、老奸巨滑的李子猷把巴山游击队比作鱼，把周围的老百姓比作水；他要采取放水捉鱼的战术，把方圆数十里的老百姓全部赶下山，与巴山游击队彻底隔绝。然后对游击队实行拉网式的铁壁合围，英勇的巴山游击队与敌人进行了艰苦卓绝地斗争。
此时正是数九寒天，游击队战士还身穿夏天的单衣抵抗零下十多度的严寒。饿了啃树皮，渴了吃把雪，困了雪地上睡。大部分游击队战士不是与敌人交战而牺牲，而是在这极其恶劣的环境里冻饿而死。在敌人围剿极端困难的日子里，游击队员们走山路，钻荆棘，吃草根树皮充饥。野菜吃多了，人发肿，有时还会中毒，战士们身体十分虚弱，在这最关键的节骨眼上，巴山游击队出现了叛徒，就这样，巴山游击队全军覆没，成为了埋葬在当地的一个传奇，只有司令员刘子才等几个人突围。
单枪匹马突出重围的刘子才，经钢厂、青木关化装到勉县，转入汉中八里铺，买了九十多斤棉花，取道钢溪河、大核桃树、大河口、下两河口到南江县长池游击队员朱永安家，隐姓埋名化名陈机匠，以纺纱织布为掩护。计划召集旧部重新起事，谁知在半年之后，刘子才以为风声已过，刚一露脸，就被敌人抓获，刘子才英勇就义，至此，历时五年之久的巴山游击队在反动派的残酷镇压下失败。但巴山游击队的英勇事迹却在这一带世代传颂，他们光辉战斗业绩永远留在人民心中，司令员刘子才英魂如巍巍大巴山，与日月同辉，与天地同在。
更令后人感叹不已的是，幸亏当年许世友带领的30多位团以上红军干部没有前来投奔刘子才的巴山游击队，要不然的话，新中国成立后开国将星的名单又要改写，纵观这30多人后来那些在人民解放和民族独立战争中驰骋疆场，屡立战功，成功勋卓著一代战将，着实让人头顶冒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