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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南下与战术转变
1935年6月，在四川懋功地区，红军第一、四方面军的会师成为了红军历史上的一次标志性事件。两支部队在长征中历经无数艰难险阻后的重聚，无疑为红军士兵带来了一线希望和新的斗志。红一方面军的部队刚刚结束了几乎是绝境逃生的长征，而红四方面军则从另一路苦战中突围而出，两军的会师，不仅是力量的汇集，更是经验与战术的整合。
然而，这一刻的胜利并未让张国焘有所满足。他带领着红四方面军以及红一方面军中的部分兵力决定继续南下，希望能在更南部的地区开辟新战场，拓展红军的影响范围。张国焘的这一决策并未完全得到所有指挥官的共识，但他的坚定与决断最终还是促使了部队的行动。
红军南下的行军路线穿越了四川的大小金川地区。这一带地形复杂，山高林密，给红军的行动带来了不少困难。然而，红军展示出了令人敬畏的战斗力。在大小金川地区的战斗中，红四方面军利用地形优势，多次成功地击溃了国民党军的防线。这些战斗虽然迅速取得了胜利，但主要是以击溃敌军为主，而非彻底歼灭。
此次南下中，红军面对的主要是分散的国民党地方势力和少数中央派遣的部队。红军的攻势虽强，但在战术上做出了调整，更多地采取了快速突破和迅速推进的战术，而不是停留和固守，进行持久的消耗战。这种战术虽然使得红军能够快速推进战线，撕开敌人的防御，但也使他们错过了彻底摧毁敌军的机会。
由于这种突击而非消耗的战术，红军并未能有效地截获足够的敌方补给。在连续的作战和长距离的行军后，红军的物资补给开始变得紧张。弹药、食物、医疗用品等都开始出现短缺，这对士兵的体力和士气造成了一定影响。尽管红军的政治工作人员努力维持士气，但物资的匮乏还是给部队带来了实际困难。
绥靖崇化丹巴懋功战役的局限性
1935年10月8日，随着秋高气爽的季节来临，南下的红军在四川地区展开了声势浩大的绥靖崇化丹巴懋功战役。此次战役被视为长征途中的一次重要军事行动，目标是击破坚固的国民党防线，进一步巩固和扩展红军在南方的影响力。
在战役开始之初，红军充分利用了自身的机动性和对地形的熟悉优势。他们迅速穿插于刘文辉和杨森指挥下的国民党军队防线之间，通过夜间行军和突袭，成功地制造了混乱并瓦解了敌人的前线防御。通过一系列精心策划的攻击，红军成功地击溃了刘、杨两军的七个旅，使得这些旅在组织上受到重创，指挥系统陷入瘫痪。
红军的攻势虽猛烈，但在战斗中主要采用了快速突破敌防，迫使敌军撤退而非围歼。这种战术使得大量敌军得以在混乱中撤离战场，避免了被全面歼灭的命运。正因为这样，虽然红军在战场上取得了显著的胜利，但实际上并未能够彻底摧毁敌军的战斗力。根据战后统计，红军在此次战役中仅毙俘官兵三千余人，相较于敌军原有的兵力，这一数字显得尤为微小。
这种情况反映出红军在战术运用上的一定局限性。尽管红军的攻击迅速而猛烈，成功地打乱了敌军的部署，但在追击撤退敌军方面却表现得不够积极或有效。一方面，红军缺乏足够的情报支持来准确判断敌军的撤退路线和时间；另一方面，红军自身也因连续作战而存在一定的物资和人力不足，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追击行动的发起和执行。
在战役进行中，红军多次尝试围剿散乱的敌军残部，但由于地形复杂以及敌军的顽强抵抗，这些追击行动往往未能达到预期的效果。部分国民党军队在临危不乱的指挥官带领下，利用山地丛林等自然条件，成功地脱离了红军的追击圈，避免了更大的损失。
红军指挥官的自我批评与反思
战役结束后，陈昌浩针对绥靖崇化丹巴懋功战役的整体表现进行了详细的分析与反思。在其撰写的《绥靖崇化丹巴懋功战役之检查》一文中，陈昌浩直言不讳地对红军尤其是第四军在战后追击方面的不足进行了深刻的批评。他详细指出了第四军在战后未能迅速追击的具体问题，即在战斗结束后的两夜一天内，第四军并未能有效发起追击，从而使得已经处于混乱中的敌军有机会重新组织和撤退。
陈昌浩在报告中具体分析了导致追击不力的各种因素。首先，他提到了在偏远山区进行的战斗带来的连锁问题，尤其是在物资补给上的困难。由于战役区域远离主要的供应基地，补给线过长且常常受到敌方骚扰，导致必要的弹药、食品和医疗用品无法及时到达前线。这直接影响了士兵的作战能力和持续作战的可能性。
其次，他强调了部队疲惫问题。经过连续数日的激烈战斗，尽管士兵们的士气依然高昂，但体力上的极度消耗不可避免。在这种体力透支的状态下，缺乏充足休息的部队很难保持在追击战中所需的高度警觉和行动速度。
除此之外，陈昌浩还提到了指挥上的问题。他指出，在战役的关键时刻，一些指挥官未能正确评估战场形势，或在下达追击命令时犹豫不决。这种犹豫在战术层面造成了宝贵时间的流失，使得敌军得以抓住机会撤退和重新整编。
陈昌浩在文中还提到了通信设备的不足，这在当时的红军中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通信设备的落后不仅影响了战场上的即时信息传递，也影响了指挥部与前线部队的协调。在没有有效的通信支持下，即使部队指挥官想要迅速响应并下达追击命令，也常常因为信息传递不畅而导致执行上的延误。
天全芦山名山雅安邛崃大邑战役的教训
接下来的战役在天全芦山名山雅安邛崃大邑等地展开，这次战斗对红军而言，不仅是对战术调整的一次考验，更是在前一次战役反思之后的一次实战演练。徐向前将军在战前的布置中，再次强调了打歼灭战的重要性，意在彻底消灭敌军，削减其战斗力。任务被交给了擅长攻坚的红四军，期望他们能够在此次战役中大显身手，改善之前战役中出现的问题。
红四军在战役中初步展示了强大的攻击力。他们迅速穿透了敌军的防线，成功地击败了郭勋祺指挥下的一个旅。这一成功的攻击在战术上打乱了敌军的部署，为进一步的战斗创造了有利条件。然而，击败敌军旅之后，红四军的行动突然变得谨慎，没有选择立即追击。
这种稳守待机的策略，虽然从保守的角度看是为了避免自身伤亡的无谓增加，确保已有的战果，但实际上这给了敌军喘息的机会。郭勋祺的部队虽然在初战中受挫，但由于缺乏追击，他们得以在混乱中重新组织和撤退，最终成功地保持了部队的主体力量。这次天全芦山名山雅安邛崃大邑的战役虽然没有达到预期的歼灭效果。
徐向前的警告与红军的战术调整
在战果分析之后，徐向前将军的反应非常强烈，他对战术执行的失误感到极为不满。他认为，在天全芦山名山雅安邛崃大邑的战役中，红四军本有机会将敌军完全歼灭，确保战场上取得更为彻底的胜利。但由于部队在击败敌军后未能迅速发动追击，错失了将敌军主力全面消灭的绝佳机会。
徐向前在紧急召开的战后分析会议上，决定发电报给参与此次战役的主要指挥官，包括红四方面军参谋长倪志亮、第四军军长许世友、第四军政委王建安以及第三十军军长程世才。电报的内容非常严厉，用词直接，指出了指挥官在战术执行上的失职，特别指责他们在击败敌军后未能继续追击，放任敌军逃脱。
徐向前在电报中写道：“见敌不追，失此千载一时之机……各严重警告一次。”这种措辞在红四方面军的通讯中是极为罕见的，反映了徐向前对此次战术失误的重视程度及其对部队未来表现的严格要求。
电报发送后，相关指挥官对这一指责感到震惊。在红军的历史中，高级将领间很少有如此直接和严厉的批评公开发出。这一事件在部队中引发了广泛的讨论，指挥官们开始重新审视自己在战术执行上的决策和行动。
红四方面军的指挥部随后组织了多次会议，深入分析了在天全芦山名山雅安邛崃大邑战役中的每一步操作和决策过程。会议聚焦于如何改进指挥系统，增强追击能力，确保未来在取得战场优势后能迅速转换为追击模式，彻底击溃敌军。
这些讨论和后续的行动不仅是对徐向前电报的回应，也是对整个红军指挥系统一次深刻的自我检讨和改进。这次事件成为了红军历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标志着红军对战术执行的严格性和追求完美的决心。
参考资料：[1]凌德政.从几次战役中见徐向前元帅的缜思断行[J].党史博采（下）,2011(3):20-20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