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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问起谁是新中国中共领导层中的头号经济专家，恐怕大家给出的答案都是一致的，那就是陈云同志。
1949年，随着全国解放，我党取得了军事上的伟大胜利，但与此同时，我党又面临着经济战线上的严峻挑战。经济事关全国民众，一旦脱轨，恐怕将带来难以想象的灾难。
当时，上海的经济状况十分糟糕，物价飞涨，通货膨胀严重，民众对共产党的能力持怀疑态度。而陈云就是在这一背景下亲往上海，坐镇指挥了这场平抑物价的战争。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斗中，陈云的经济才能得到了淋漓尽致地发挥。
陈云在上海领导的经济战役大获全胜，毛主席对此作出了高度评价，称“其意义不下于淮海战役”。上海著名的企业家荣毅仁更是惊叹“中共居然没有动用政治力量，仅用经济力量便能够稳定物价”。
上海的经济情况稳定后，陈云又积极调整工商业，统一财经，在他的领导下，国民经济得以迅速恢复和发展起来。
在新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时期，计划大力发展经济的中央面临着一个十分严重的问题——粮食短缺。
为了解决这个难题，陈云反复思索，仔细权衡利弊后，提出了“统购统销”的方案。所谓“统购统销”简单点说就是在农村征购粮食，然后在城市配售。
“统购统销”虽然能够解决我国粮食短缺的问题，但这是一种比较激进的措施，风险也更大。在向中央汇报时，他毫不隐瞒地说明了这一方案的风险。
幸运的是，“统购统销”经中央批准开始施行后，总体上保障了人民的“吃饭”问题，与此同时，还为“一五”计划的进行提供了保障。在这一过程中，陈云做了大量工作努力平衡“吃饭”和“搞建设”之间的矛盾。
1957年，“一五计划”超额完成任务，国民经济快速增长，全国上下对经济建设工作开始逐渐狂热起来。
周总理、陈云、李先念等人及时察觉到了这一情况，并开始反对经济建设中出现的“冒进”倾向。然而，毛主席却在八届三中全会后开始公开批评“反冒进”，并逐渐发展到了从政治上进行批判。
此后，周总理、陈云、李先念等人先后就“反冒进”问题开展自我批评。在1958年2月18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陈云发表讲话进行检讨。实际上，这个时候的陈云已经“靠边站”了。不过，毛主席还是很重视他在经济建设工作中发表的意见。
例如，1959年原定的钢产量指标在陈云的建议下，已经从原先的2700万吨降到了1800万吨。但陈云认为这一指标还偏高，建议先不向外公布具体的指标，可惜的是，工作人员没有将这一建议及时汇报给毛主席。最终，1800万吨的指标还是公布了。
进入1959年后，经济情况变得越来越糟糕，毛主席先后两次肯定了陈云在经济工作上的能力，并明确指出“让陈云同志来管财经工作，当总指挥好。”
1959年庐山会议后，随着自然灾害的影响，加之政治斗争的发展，全国发生了大规模饥荒，中央中央立即对国民经济进行了重新调整。
1961年，为了了解真实的情况，陈云来到了老家青浦农村开展调查研究，先后主持召开了10次座谈会，听取农民的声音。仅仅在关于养猪的问题上，陈云就分别召开了两个座谈会，探究公家养猪和私人养猪的优劣。
除了召开座谈会，陈云还多次前往养猪场视察情况，先后总结出了多个问题。面对群众的不满和批评，陈云更是毫无架子，当着基层干部和人民群众的面认真做起了检讨。
1961年8月，陈云回到北京后，向中央提交了三份调查报告和一封信，这些资料成为了中央制定和调整农村政策的重要参考和依据。
1962年1月，由于形势严峻，中央召开了“七千人大会”，共7名中央政治局常委，只有陈云没有在会议上发表讲话，即使毛主席邀请他讲话，也被他婉拒。
但此时，毛主席的讲话已经预示着陈云将再次受到重用，毛主席在会议上公开指出：
“经济建设工作中间的许多问题，我还不懂得。工业、商业，我就不大懂。别人比我懂，少奇同志比我懂，恩来同志比我懂，小平同志比我懂。陈云同志，特别是他，懂得较多。”
2月7日，七千人大会闭幕。第二天，陈云便开始就经济工作发表讲话。因为他认为，党内的政治生活空气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3月，由于心脏病复发，陈云不得不离开北京前往南方疗养。疗养期间，陈云也一直关注着国家经济的发展情况。
当时，农业是最严重、最困难的领域。为了解决这个难题，他几番查找资料。当他看到安徽方面正在搞责任制的材料后，十分重视。认为包产到户能够帮助广大农民尽快恢复生产。
其实，陈云萌生包产到户的想法并不是从这个时候才开始的，早在家乡开展调查研究时，他便已经开始靠向支持包产到户了。
1962年6月，经过一段时间的充分研究后，陈云回到了北京，并向刘少奇、周总理、邓小平等人交换了意见。在得到他们的支持后，陈云决定向毛主席汇报。
7月6日，毛主席收到了陈云的来信，当天下午4时，毛主席约谈陈云，陈云鼓足勇气向毛主席提出了分田到户的建议，毛主席听后没有立即表态。
但第二天，毛主席便对分田到户进行了相当严厉地批评，他将分田单干称为“中国式的修正主义”，并指出这是“走哪条道路的问题”。
消息很快便传到了陈云的耳朵里，他听后久久没有说话，始终沉默着。几天后，陈云便来到北戴河疗养，并准备参加即将在这里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
不过，陈云最终选择了不参加，这是因为在北戴河疗养期间，他收到了两份文件，内容均与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有关。陈云意识到，政治风暴正在酝酿。
于是，陈云在7月28日向中央请假养病，不再参加北戴河会议和之后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
一切正如陈云所预料的那般，在北戴河会议上，毛主席对包产到户进行了严厉批评。
会后，陈云实际上已经远离了领导核心层，更停止了经济工作。此后十年间，陈云一直在养病，不再参与任何决策和活动。
1972年，经毛主席同意，陈云再次复出参加工作，协助周总理指导对外经济贸易工作。在陈云和周总理的努力下，中国的对外经济工作在1973年到1975年间出现了新的局面，掀起了第二次引进项目的高潮。
陈云在这一时期的工作实际上为后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决策起到了重要作用，邓小平也在后来感慨：
“说到开放，其实我们在1974年到1975年已经试验过一段了。”
1978年，陈云重新回到了我国高层领导核心，并出山主持财经工作。正当他准备大显身手时，身体却亮起了红灯，无奈之下，陈云只好暂时放下了工作。
而1979年，财政赤字高达170亿元，刷新了建国以来的新纪录。陈云十分重视这一情况，并发出警告，担心“爆炸”。
1980年底，根据邓小平的提议，中央召开了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会上，陈云对过去的经济工作做了全面总结，基本上统一了大家对发展经济的认识。
此后，经过三年经济调整，我国的经济终于走出了阴霾，步入正轨，而这也为之后的经济体制改革奠定了重要基础。
参考资料：中国新闻周刊2015年23期、党史博览订阅 2016年7期、上海党史与党建2020年7期、协商论坛2015年1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