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黄宇翔
德国政治近年越趋极端，政客袭击案件频发，更出现涉嫌为纳粹“粉饰”的丑闻，背后是德国社会意识形态矛盾激化，左右两极未进行有效沟通，且在以巴战争爆发后加剧升级。在欧洲议会选举前的一个月，更有多宗骇人听闻的政治暴力。
德国“红绿灯”政府执政以来，连续撞上新冠疫情、俄乌战争和以巴战争等“黑天鹅”事件，经济持续低迷，通货膨胀持续走高，引发社会不满情绪，有些人更诉诸阴谋论与暴力。二零一九年，卡塞尔市长在家中被极右分子刺杀。二零二零年，德国联邦国防军的精锐特种部队KSK第二联队因被“新纳粹主义”渗透，当局勒令解散。二零二二年，激进分子企图恢复德意志第二帝国政变未遂。二零二三年，德国右翼政党“另类选择党”（AfD）策动驱逐移民的“波茨坦阴谋”，引发全德国百万人的抗议。
就在六月的欧洲议会选举之前，AfD的首席候选人马克西米利安．克拉（Maximilian Krah）因声称“纳粹亲卫队（SS）成员未必是罪犯”，引起欧洲政坛激烈回响，其他右翼政党包括法国的国民联盟和意大利的联盟党火速杯葛，表决将该党踢出欧洲议会的右翼联盟“身份与民主党团”。
此前，AfD的另一位议员、前历史老师比约恩．霍克（Bjorn Hocke）亦因为称纳粹罪行“被过度放大”，被德国政坛群起指摘反犹。今年五月，德国的法庭裁判霍克在演讲中使用常被刻印在纳粹军备上的口号“一切为德国”（Alles fur Deutschland）罪名成立，罚款一万三千欧元（约一万四千一百美元），但霍克依然是今年九月图林根邦大选中的大热门。
五月期间，亦发生了多桩针对左翼政客的暴力袭击。五月三日，德国社会民主党（SPD）的领导人马蒂亚斯．埃克（Matthias Ecke）在张贴竞选海报时，遭到了四名男子的暴力袭击，埃克的颧骨和眼窝均有不同程度的骨折，同时脸上留下明显血肿，不得不被紧急送往医院接受手术治疗。当天晚上，两名为绿党竞选进行宣传物品分发工作的工作人员也遭到了暴力殴打。
在临近选举之时，一天之内发生了两起针对党派候选人和相关工作人员的暴力犯罪，引发德国社会广泛关注，不少德国民众在第一时间就将矛头指向盘踞了当地的极右翼团体。事后的调查显示，他们的猜测是正确的。社民党竞选人埃克的四名袭击者是年龄在十七到十八岁之间的青少年，均是在德国宪法保护局观察名单上榜上有名的国家民主党（NPD）青年团成员。
五月七日，社民党政客再次在柏林遭遇暴力事件。这次遇袭的是柏林市副市长、经济和能源市议员弗兰西斯卡．吉菲（Franziska Giffey）。这位女性市长在视察柏林南部一间图书馆时，被人从背后用包击中了后脑勺，受了轻伤。而就在同一天的德累斯顿，又是在张贴竞选海报时，一名四十七岁的绿党政客被一名三十四岁的男子和一名二十四岁的女子骚扰、威胁和殴打。这两起事件几乎就是五月三日的重演，在如此密集的时间段针对民选官员的恶性事件频发，一时间德国朝野震荡。
吉菲发言表示，这是“越过红线的行为”，而来自右派政党联盟党的议员则将对政客的暴力事件称为“对德国民主制度的严重威胁”。据柏林警方的报告，袭击吉菲的是一个年过七旬的精神病患，尚不清楚该事件是否受到政治因素影响。但在德累斯顿殴打绿党政客的两名嫌犯则确实与新纳粹团体有关，被指控使用纳粹标志与行纳粹礼。
由于这四次遭袭的均是德国两个最大的左派政党的成员，且SPD的两位政客身份敏感，又时值欧盟大选拉票的关键时期，德国左派媒体自然将目光锁定在了右派势力上，集体谴责德国社会极右翼蔓延的现状。
然而，无独有偶，五月十七日，德国东北部梅克伦堡的州议员马丁．施密特（Martin Schmidt）被一名五十二岁男子用玻璃瓶砸中了面部。袭击造成了施密特面部撕裂伤，需入院治疗。和五月发生的前几次极右团体袭击左派政客不同，这一次施密特隶属于极右翼的AfD，而他的袭击者则是一名左派人士。AfD在梅克伦堡的领袖对此评论道：“不论对哪个党派政客的暴力袭击，都是对思想自由和民主的践踏。”
然而，政治暴力激增却是德国近年的明显趋势。二零二三年德国有记录的针对政客的袭击有三千六百九十一起，较二零二二年多出近一倍。联邦德国刑侦部的数据显示，去年全年对政客的身体伤害案件是二十七起，而今年到目前为止就已经发生了二十二起。
除了政治暴力撕裂德国社会以外，围绕着以巴冲突的示威亦让德国政治的两极到达了水火不容的地步。在德国多地声援巴勒斯坦游行示威活动中，也有出现暴力，最著名的莫过于二月八日柏林自由大学亲巴勒斯坦示威活动中，其中一名二十三岁的犹太裔学生遇袭，重伤入院，引发了全校师生有关如何处置施暴者的大讨论。
今年五月以来，大洋彼岸的挺巴勒斯坦学潮之风席卷全球，德国学生组织的运动也再一次此起彼伏。五月七日上午，柏林自由大学有一百五十名左右亲巴勒斯坦学生占领了学校中心食堂前面的草坪举行示威活动，学生们在草地上短暂地扎起营帐，但到了当天下午就被匆忙赶来柏林市的警察强行清场，部分学生遭到了逮捕。这起事件在德国高校中引发了广泛的关注。五月八日，一封由三百八十六名柏林大学联盟教职工和超过一千名其他大学教授联合署名的公开信在网络流传，教师们普遍谴责警方的暴力行为，并声援学生的抗议活动，为言论自由和思想自由背书。
值得注意的是，当日在挺巴学生占领的同一片草地的另一头，亲以色列的学生同样举着标语和国旗进行了反示威。双方在事发后第二天互相公开了影像资料指控对方“仇恨犯罪”，视频里以色列学生用希伯来语高喊“恐怖分子的村庄活该被烧毁”，而支持巴勒斯坦的学生则使用了否认以色列生存权利的标语。
除了柏林自由大学这个长久以来德国学生运动的风眼阵地之外，从五月十一日开始，科隆和波恩大学也相继出现了挺巴勒斯坦学生营地，柏林理工大学、法兰克福大学和卡塞尔大学也紧随其后。但这些学校学生在校园里“安营扎寨”的行为普遍受到了校方的严厉谴责，虽然教授大多对学生运动表示了支持和理解，但校方还是警告占领校园用地或将招致干预，甚至有一些威胁要注销参与人员的学籍。
然而，著名学府慕尼黑大学（LMU）的情况却一反常态，五月十三日晚间，一百多名学生占领了主教学楼前的草地抗议示威。这次示威活动原本遭到了慕尼黑市行政管理部门的阻止，但市法院却否决了市政府的决定，特别允许学生们在此处进行为期五个晚上的扎营抗议。
但是，在校园以外，由巴勒斯坦“民运”分子组织的抗议活动不仅规模更大，对疑似“反犹主义”这个德国政治舆论中的“红线”的挑战也更为明显。一九四八年巴以战争期间，有超过七十五万名巴勒斯坦民众被以军驱赶出加沙地带流亡海外，事件在巴勒斯坦社区中被称为“灾难日（Nakba）”，并将每年五月十五日定为灾难日的纪念日。今年纪念日前后，德国全国多个城市的城中繁华地带都爆发了大规模的示威集会。
记者就在十五日当天下午，在所在小城哥廷根市中心亲历了一场“巴勒斯坦复国运动”。游行集会在旧市政厅前的牧鹅少女像旁举行，与会者中既有中东裔面孔，也有不少欧洲白人。大部分人都身披标志性的黑白方格战术方巾，手持巴勒斯坦国旗。现场展示的标语大多以“自由巴勒斯坦”、“结束种族隔离”、“结束帝国主义”、“立刻停战”和“停止武器出口”等呼吁和平和人道主义的为主。然而在集会过程中，有演讲人喊出了“从河流到海洋”这句被指带有“反犹主义”色彩的口号作为结束语，博得阵阵掌声。集会主持人则是更进一步，引导人群在绕城游行时高喊“以色列必须滚（Israel muss gehen）”、“只有一个解决方案，那就是革命（One solution,revolution）”等口号。
在柏林，纪念“灾难日”的大游行更是声势浩大。五月十八日，柏林市中心的集会人数据警方估计共有六千二百人左右，超出主办方事前申报人数的三倍。虽然在去年十月七日之后，德国警方在管控亲巴勒斯坦游行时引入了针对“反犹主义”口号和哈马斯等恐怖组织旗帜标示的禁令，但随着加沙战况越来越严峻，示威者执意违反禁令宣泄情绪的状况也屡见不鲜。
在本次柏林集会过程中，游行队伍就因为燃烧物被点燃或者出现被禁止的口号标语等问题被警方截停调查。在社交媒体上，有关这次游行的呼吁以德语、英语和阿拉伯语三种语言广为流传，上面写道：“没有任何禁令、抓捕和压迫可以让我们放弃对正义和解放的追求。若巴勒斯坦不自由，则我们也不自由。”
相较于殴打政客这样纯粹暴力且应当受到一致谴责的事件，挺巴勒斯坦和亲以色列双方冲突就显得在道德上不是那么黑白分明，双方的矛盾根植于构成现代社会政治体系的“民族国家”概念之中，在七十多年的血雨腥风和种族仇杀之后，双方所认为的绝对的正当性已经斑驳陆离。眼下德国国内越演越烈的“巴勒斯坦自由斗士”和“以色列复国主义者”之争，与其说是正义，不如说是社会价值观之争。挺巴一方坚持的是“人道主义”和“民族自决”，但这种坚持在通过“从河流到大海”这样的口号展示出来时，就会毫不意外地挑战德国二战以来因为犹太人大屠杀这个历史枷锁形成的罪责话语，这种话语是如此沉重，以至于高校即使面对上千位教授署名的公开信，也必须谴责学生运动潜在的“反犹主义”倾向。
然而，今日的德国社会有5%的居民是穆斯林，相较之下犹太人仅占百分之零点几。由于德国一直以来并不成功的移民融入政策，大部分穆斯林社群即使到了第二代和第三代仍然被排斥在主流社会之外。巴勒斯坦问题无疑牵动着穆斯林移民的神经，他们不仅是影响德国社会安定的重要因素，同时也会影响到即将到来的欧盟大选走向。
